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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远
国人历来有将"道德"与"文章"相提并论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是为这以传统下了绝好的注脚，以黑格尔氏"存在即合理"的名言观之，这种存在单以在中国的源远流长，便注定了它的并不合理的合理性。
如果舍弃"文章"层面而单谈"道德"，费孝通至少有两件事会被历史记住。第一件事发生于1945年11月25日晚，费孝通、钱端升、伍启元和潘大逵四位教授在西南联大的民主草坪一带参加六千余人与会的"反内战讲演"，当演讲轮到费孝通的时候，枪声响了。面对着专制者的残暴，费孝通没有退缩，而是发出了比枪声给为响亮的呼声："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第二件事发生在次年7月，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费孝通面临的局势十分危险，在美国领事馆的帮助下，费孝通及其家人避到了美国领事馆。但是费孝通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了对专制的批判，他在《这是什麽世界》一文中写到："一个国家怎能使人人都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被杀！人类全部历史里从来就没有过这种事。我们现在活在什麽样的世界里！"(张冠生：《青山踏遍》)
这两段叙述让世人感觉到了费孝通作为民主斗士坚定激进的一面，翻看同一时期费孝通的文章，我说的是费孝通专业以外的随笔，诸如《悼锡德兰*韦伯先生》、《与时代俱逝的鲍尔温》、《雄圣甘地》以及《读张菊生先生的〈刍荛之言〉》等等，会发现与其说费孝通是一个民主斗士，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这两点在费孝通的身上是十分统一的，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很有激进的一面，那就是在对专制不遗余力的抵制上。在《悼锡德兰*韦伯先生》一文中，费孝通描述韦伯的生平活动，"他教育和组织人民，领导他们争取应得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且"尽力说服对方，辩论，著作，用事实证明他的看法，要求大家以理智和远见来求公众的幸福"。可以说，在这种有点"费边"的叙述中是暗含了中年费孝通的政治理想的。但是费孝通的理想没有来得及实现，环境就发生了变化，使费孝通的政治理想再也无从实现了。
把话题回到费孝通的学术上来，费孝通学术地位的奠定以其《江村经济》的出版为标识，其时是1935年，当时的费孝通年仅25岁。在之后的1947年和1948年又出版了《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以及《乡土建设》。按说有这样的学术起点，以后的岁月中费孝通是应该可以取得更高的学术成就的。但是费的转变却让人感到费解，他的学术水平不是提高了，而是停留在他的原有水平一直没有变化。关于费孝通，谢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评价：他(陈注：指费孝通)的晚年，或者说他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政治家(像不出其他更好的称呼)的世界，这一面为人所知，另一个则是社会学家的世界，前者是公众的，而后者是个人的，理解晚年费孝通，非走入费孝通的个人世界不可。(谢泳：《晚年费孝通》)这为我们理解费孝通的两个世界提供了一把钥匙。我在读张冠生先生所著的《青山踏遍》时发现，费孝通两个世界的形成，恰恰是在其生命力最为旺盛的39岁。附在《青山踏遍》后面的《(费孝通)生平著述年表简编》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49年)5月，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9月，参加北京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2月，写《大学改造》和《我这一年》两书。是年文章明显减少，多刊于《新建设》。"
《大学的改造》于1950年5月出版，其中观点自然不乏时代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在后记中的一段话："我们经历了这一重要的转变，对于大学的改造报着信心，但是改造一个旧大学困难是有的。首先是政策把握不住，而且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都不稳。"这时费孝通的学术信心已经在强大的体制之下完全被打碎了。在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问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而是先要"把握政策"。可以说在这以后，费孝通便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世界隐藏在他隐秘的内心了。我读费孝通前后两个时期的文章，简直不相信是处于一个人的手笔，因为其间的差距实在时太大了，前者不但文采好，而且内容特别丰富，令人读后回味无穷。至于后者，不是说不好，但是更以前的文章是没法比了。
是什麽样的力量使得一个连死都不畏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出了这样无奈的选择？我们在今天可以看的更清楚一些，我们在以"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评价前辈的时候，同时应该想想以前的对当下的借鉴意义，以便中国未来的道路可以走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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