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民族调查

    为什么要研究少数民族？为什么我的调查生涯要从少数民族开始？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调查可以说是认识社会与文化的基本功。要认识社会与文化，必须对各种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你们说我是男的，没有女的怎么知道我是男的呢？这很清楚，比较出来的嘛！当年我去广西前，当时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说过，要认识自己生活的系统，先要找一个同自己生活习惯不同的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去少数民族地区观察，既可以看到与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还能从比较中认识自己的生活方式。就 这样，我们找到了广西大瑶山地区的花蓝瑶人做调查。

    民族调查的重要意义还远远超出它的学术性。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一贯实行的基本政策。我们进行科学的民族调查，可以避免那种盲目地从定义出发识别民族的倾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要求，并从以往历史上民族矛盾和民族合作的经验教训中，找到共同繁荣的道路。

    从当前到今后一个时期里，民族调查将是我们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项目之一，包括我在民族地区进行的“边区开发”的课题。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要了解：边区资源、民族发展、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情况。我国的少数民族只占十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六，但他们占的地方很大，差不多是国土的百分之六十。而许多重要的资源却在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区。人口的分布对资源分布来说是极不相称的。边区的经济建设落后于内地的客观事实，影响到我们“四化”建设的大局。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怎样改变人口、资源的不相称状态？怎样帮助少数民族缩短他们和汉族间的经济、文化差距？怎样使内地的智力、财力、劳力有计划地流向边区，促进边区的开发？怎样使少数民族接受并欢迎这种支援和促进？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的大课题。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民族调查的工作必须加强。

    我一生做过几次民族调查。最早的那一次是我同我的前妻刚刚结婚后进行的。我带了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仪器，俩人一起到了广西的大瑶山，即现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时瑶山的交通状况和现在完全不同，我们整天爬山，走村串户，收集了不少材料。关于体质测量方面的原始材料，在国民党在昆明迫害民主教授的事件中失落在云南，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我爱人王同惠在调查途中不幸遇难后，我把根据她对大瑶山花蓝瑶的调查材料写成了一本小书，名叫《花蓝瑶社会组织》。当时印了几千份分送友人。有些图书馆里还有保存。我打算重印这本书。我认为这本书简洁明潦，没有废话，希望它有一天能同大家见面。由于我青年时代主要是从比较的观点出发去研究少数民族的，所以对于瑶族人民今后的发展方向，瑶族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前途等问题，都没有加以考虑。在当时对于各民族的关系问题，我也是没有着重研究的。

    从瑶山出来以后，我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中断了很多年。从个人的心理状态来说，我不愿引起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从瑶山里出来以后，一直到解放初，我差不多都在搞农村的调查研究。

    我于1950年起参加国内的民族工作。曾随同中央访问团并担任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到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和调查。

    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1956年到1957年参加了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云南进行工作。这一时期，我是主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在接触少数民族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一到贵州我们就碰到一个理论问题，即“民族”这个概念问题，它是决定民族识别标准的理论基础。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记得我们到贵州不久，就听到关于“汉裔民族”的说法。一些当地人说他们过去是汉族人，后来变成少数民族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称自己是“穿青”，达二十几万人。还有自称南京人、里民子、羿子等十几种人。他们使用的语言很多是汉语，但这些人坚持自己和汉人不同，表示不愿做汉族。这一来就引起了这些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一部分的问题，如果是少数民族，就产生了是独特的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都有权利当家做主，每个民族在人民代表大会里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识别哪些人是一个民族，哪些人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也就牵涉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各民族代表名额的问题。所以民族识别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我们访问团开始在掌握识别民族的标准时，主要的理论根据来源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斯大林的定义指出，一个民族有四个要素：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和共同的心理素质。从定义上去理解，大家觉得很清楚，可是联系实际却不容易。我们对《毛泽东选集》里提到过的各个民族，都给以承认了，但是在提到的各民族之后还有“等等”两字，这“等等”的内容要我们来填进去。没有搞清楚的不能随便填，当地人不同意的也不能填进去。结果，在实际要填的时候，发现这四条标准不容易解决我们的问题，至少靠这四条标准是不够了。穿青人等与汉族有共同语言，却坚持说自己不是汉族人，说明他们与汉族在“心理”上有距离。那末这算不算“心理秦质”上有区别呢？能不能就说他们是少数民族呢？少数民族舞蹈中最早被送上舞台的是“阿西跳月”。我们说他们是彝族里面的阿西人，因为他们的语言、生活方式和其他彝族大同小异。但他们过去一直自称“阿西”，没有听说过“彝族”。种种情况说明，从一个定义出发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真正去搞清“民族”概念的涵义。

    一切概念都是从历史的经验里总结出来，而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起作用的，因之，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对应的。“民族”是个音节，是个词汇，我们要研究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代表什么东西，人家用它又代表什么东西。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他说得很清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共同市场，共同的市场形成人们生活的共同地域，大家共同来往又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又因为对立斗争产生共同的意识。比如法国与德国战争不已，德意志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对付法国人。所以，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是二个合于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概念。但这个“民族”概念和苏联多民族的实际结合时发生了困难，不得不提出几个性质不同的名词：没有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落，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类“人们共同体”叫部族，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共同体”才叫民族。如果我们机械照搬上述定义的话，处在奴隶制度下的凉山彝族就不能算作民族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人也不能算作民族了。

    从我国历史上看，中国人开始使用“民族”这个词汇，是在汉族人民反对清朝统治中国的时候。“民族”这个词可能是梁启超那批人从日本引进的。满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的歧视和压迫，激起各族人民强烈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尊严感，又在各民族共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出现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我们的革命文献里，“民族”两个字实际上有两个用法。讲“中华民族”时包括了汉族、满族和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讲具体民族时，指的是中国领土内部的几十个民族。洋人侵华的时候，我们各个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一致感到“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命运与共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地团结抗敌。尽管事实上“中华民族”里的人们来源不同，居住地点不同，语言有差异，但是有共同的“所属”，即“我们”，在普通词汇里叫做“自己人”。因此，“民族”概念是活的，不是死的，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族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

    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向苏联“一边倒过”，但在民族问题上却没有一边倒。这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的没有倒。中国自己的历史决定了我们不能跟苏联走，采用民族联邦的体制，而坚持了统一国家。根据中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我认为“民族”概念本身应包括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发展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各个具体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对立和统一。所谓民族特点是一个民族从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其具体的物质和社会条件的特点。在统一体的内部，应当承认部分的特殊性，并以此来实现民族平等和团结。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如广西金秀瑶山里的五种瑶人。我有两个学生后来去那里调查后写出了《盘村瑶族》。这里面所叙述的“盘瑶”就是瑶族中的一种人，概念上就是属于这一个层次。明确了“民族”概念涵义的层次，我们国内的民族识别标准就清楚一些了。苏联搞了民族自决权，成为由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联邦共和国”。我们没有抄苏联的，而是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在平等的前提下走向繁荣、进步。在这里，我应当声明一下：我这种看法只是我个人的体会，是否合于科学的实际，完全应该敞开讨论，如果有不同意见，也只是学术上的争论。

    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使我逐渐得出一条道理，即民族识别不能从定义出发，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否则我们的识别工作就会偏离实事求是的科学路线，既无法区别具体民族，又看不到一个民族发展的前途。这条道理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所有的社会调查。

    建国初年，配合民族识别工作进行的调查研究，初步了解了各民族的基本情况，为各少数民族参与人民政权及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一些事实依据。同时进行的全国各少数民族的语言调查，为各少数民族改革和创造文字打下了基础。随后由人大常委会主持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着重研究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978年以后的几年里，我又几次访问了金秀瑶山自治县，在新的形势下从事民族研究。波及全国的十年浩劫，使党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受到了抵制和破坏，以致损害了民族大家庭的友爱团结，阻碍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当务之急在于认真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发扬各民族自治地区的优势，发展经济、文化，缩短和消灭历史所造成的差距，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同汉族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民族关系，大鱼吃小鱼；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基本上就硬是吃掉了。西方的少数民族，过去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走同玛亚文化被毁灭的道路。美洲土著玛亚人在葡萄牙人的野蛮侵入中死完了。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绝灭的例子也是属于这种前途。另一种是象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前途。欧洲移民驱赶印第安人时，他们反抗过，赢得了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生存权利。但本民族的经济、文化没能发展起来，现在变成了博物馆里展出的活标本，作为引诱旅游者观赏来赚钱的设备。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当然成员。我们各个民族之间相处的原则是平等、团结、进步。确实，民族平等在政治上、法律上已经做到了。但经济上、文化上的差距却不是靠法律上讲平等便能轻易改变的。所以，在法律上平等了，经济上、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还是存在的。

    怎样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呢？我相信，各民族的亲密团结是很重要的一条。过去，在历史上有一些民族不愿和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团结在一起，不愿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一出去就落入别人手中。你经济上不如人家，一下子就跌倒了，人家才不管你名义上那个“独立”的标签呢！所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里的各个民族必须团结一心，这是实现事实上平等的重要保证。不仅汉族和各少数民族要团结，而且聚居在一个地区的各族人民也要亲密团结，讲平等，才能使我们伟大祖国变成多民族共同繁荣、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加快实现民族平等的过程中，我们是用承认差别去促进平等的。所谓承认差别指的是给予各少数民族特殊的经济、文化待遇。如果给予少数民族和汉族以相同的经济、文化待遇，那末少数民族的发展速度将永远赶不上汉族的发展水平。特殊待遇是什么？是指给予一定的条件，让少数民族能使自己发展得比汉族更快一些。没有汉族的帮助，少数民族现存的差距很难克服，这是很现实的。我们作为走在前面一点的汉族，要想尽一切办法创造条件，在经济上、文化上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作为少数民族，决不能满足在法律上已经取得的平等地位和规定的特殊待遇，要坚决地采取开放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取得不断进步，赶上先进水平。如果自己不站立起来，客观条件好了，反而会倒退。我们确信，中国的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有充分的条件站起来，可以成长，可以繁荣。繁荣不是人家给的，是自己争取来的。以上是我在民族调查中所得到的体会和对民族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请大家讨论指正。

    今后的二十年，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是个严重的关键时刻。我在参加民族工作中使我的感情向着少数民族这一边。少数民族当前的处境，我总是不能感到满足。我觉得，实现真正平等的关键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提高了，经济不平等的现象才能真正消灭。如果不改变当前我国各民族在人力资源、财力资源、智力资源分布得十分不平衡的状态，少数民族生产力大发展，看来还仅是一句空话。怎样去改变这种状态，应当是当前民族发展所提给我们民族理论工作者的一个迫切课题。

    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比较发达，象朝鲜族的文化艺术，在普及方面就超过了汉族。锡伯族原是满族的一支，清代分化出来。整个满族使用汉族语言以后，锡伯族仍然保留了满族的语言，我们的许多满文档案，锡伯人都懂。他们中许多人对新疆的十二个民族的语言都能讲一点，成为少有的语言“天才”民族。但从少数民族整体看，文化发展的担子是十分沉重的。他们在发展现代文化上要作出的努力特别大。少数民族学会汉语就要花很多时间。但如果不懂得汉语，对他们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个严量阻碍。当然，我们强调学习汉语，是在各民族有权利发展自己语言的前提下提出的。他们从小学会讲的本民族的语言，应当受到其他民族，特别是我们汉族的尊重。但不是说他们一辈子就只需要学一种语言。我们汉人为了要接受新的科学技术，不是也在学习外国语吗？少数民族的经济不甚发达，生活简单，语言中的名词就比较少，不能表达现代社会的复杂生活。他们固然要发展他们的语言，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要学习汉语、学习外国语，科技文化才能追得上去。

    学习外语并不是丢脸的事。世界各国的人都要学习一点外国语言。日本最爱学习人家的东西，成了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唐代文化很发达，日本就跟着中国学，吸收了好多汉字。后来我们在各方面停顿了，他们就转而跟着其他国家学，他的语言也不断跟着变化。现在的日文相当复杂。外国人去学日语，要懂汉字，也要懂他的注音符号，还要懂里面直接吸收的外文，其中直接吸收的英文词汇很多。我看将来人类发展的趋势，很可能每个人都要学会多种语言。我们现在应当积极想办法缩短学语言的时间。

    怎样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怎么开发祖国的边区？这是我近来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虽然我的年龄和体力不允许我再象五十年前那样在瑶山爬山串户，但我可以把今后几年的力量放到这个问题上去。我已经自己作出了决心，今后几年里要向边区进军，今年已开始在内蒙古、甘肃作了初步探索，对开发边区这个课题找出一个具体的研究方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研究课题。胡耀邦同志提出的种草种树是开发边区的第一步。那就意味着还要有第二步、第三步……，一直走下去。怎样利用我国东部的智力、财力、劳力来开发西部的资源？东部对西部的支援，必须要以当地各族人民欢迎为前提，这就是互利互惠；而且必需通过民族特点和加速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来进行。怎样通过这一过程使各民族的团结能更进一步的加强，真正做到我离不开你，你离不开我。这些课题是很清楚的。但是怎样能使这些课题在民族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看来还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实现。建设要大上，科学要先行。我们要有饱满的积极性，包括群众和科学家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才能把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