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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答秋风先生
张春霖
3月31日下午，我应邀在中国人民大学为金融和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讲座，一家报纸随后报道了我就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发表的一些看法，并把我的观
点概括成为以没有数据为由“再度对国有资产流失质疑”，在网站上引来了一些网民的责骂。我本打算不作什么申辩，就此接受教训。但出差两周之后回到办公室，看到资深评论家秋风先生4月8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的题为“经济专家的数据崇拜症”的文章，才知道我的这些看法居然殃及经济学界同行，被秋风先生当成了批评经济学家“数据崇拜症”的一个例证。因此感到不能不出来辩解几句，以求教于秋风先生。
应该说，那家报纸对我的言论报道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当时我不知道有记者在场，事后该报记者写的报道也没有让我过目。不过，就算以这篇报道为依据，秋风先生用我的言论做例子来批评经济学家，似乎也太性急了一点。对我的言论，秋风先生的概括是，我“再度对国有资产流失质疑”，而我的“质疑”依据是，“‘国有资产流失’是个难以计算的问题，所谓流失，必须有一个计算数字，比如你认为这个国有企业应该价值多少，但实际上被卖掉的价值是多少，有了这些数字才能证明国有资产是否流失”。诚然，该报的报道一开头就说，“张春霖在人大再度对国有资产流失质疑。”不过，如果秋风先生仔细看一下报道的全文，应该能发现，报道所列出的我的那些言论(尽管不够准确)其实并不支持这个说法。
首先，我说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国有资产流失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自卖自买、交易缺乏透明度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因此，我对国有资产流失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可惜我一旦被认定对国有资产流失有质疑，我的这些观点虽然明明摆在那里，也似乎成了我自己的自我矛盾。此种思维逻辑，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我的言论确实构成某种质疑，但质疑的并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我所说的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认为某一个国有企业的出售过程中发生了国有资产流失，或某人在购买国有企业时侵吞了国有资产，你就需要说清楚，这个企业应该值多少钱，实际上卖了多少钱，有了这些数字才能证明发生了流失。然后我又指出了一个事实：在去年的那场大讨论中，很多学者的类似指控并没有这样的数据支持。这两者加起来，确实构成了对有些学者研究方法的质疑，这可能让一些人觉得我质疑了不容置疑的东西，但终究不是对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这里涉及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在总体的层面上，由于制度上的严重缺陷，再加上许多案例，不需要数据也可以肯定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存在的(尽管要对问题的规模作出判断仍然需要数据)。但如果具体到个体的层面，要指控一个特定的个人或机构在一个特定企业改制的过程中流失或侵吞了国有资产，那就需要有数据支持。如果我们不知道那个企业应该值多少钱，实际上卖了多少钱，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这个交易中国有资产有没有发生流失呢？总不能仅仅因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总体上确实存在，就断定每一个交易都存在流失吧？
因此，把我的看法概括为以没有数据为理由而“对国有资产流失质疑”，其实本来是那家报纸有意无意中的一种误读。网民们对我的责骂，有一些就是以这种误读为基础的。作为一位颇有造诣的学者，秋风先生如果稍加分析，应该能看出这其实并非我的观点。他的“没有数据，未必就不能谈论国有资产流失”的结论，其实是在和自己的影子作战。令人遗憾的是，秋风先生不仅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这种误读，而且迅速将之一般化，开始在近乎哲学的抽象层次上批评经济学家“过于迷恋数字”。这种迫不及待，不知是否也可以算一种什么“崇拜症”？其实，我的这一番言论本来并没有打算质疑什么，而仅仅是在回答一位听众提问时的一个导语，目的是说明，要说清楚一个企业应该卖多少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此后跟随的、那家报纸没有报道的，是关于一个企业的出售价格如何形成的经济学原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个可能的办法是“底价加竞争”。我对这一问题比较系统的看法，发表于2004年4月20日的《中国经济时报》，在去年8月那场大讨论发生之前。如果秋风先生费点时间在网上搜索一下，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在批评我之前对我的看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的。可惜秋风先生好像更感兴趣于拿我“说事儿”，来批评经济学家的所谓“数字崇拜”，而无意去顾及我究竟持什么看法。
即使秋风先生对经济学家的批评，我也实难苟同。作为一个在邓小平时代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我所受到的教育是以严谨扎实的学风不懈地追求真理。在我看来，经济学界的同行力求以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在诸如贫富差距这样的问题上“没有数据就不应该轻易下结论”，这是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如果硬要说这是一种崇拜，那所崇拜的也不过是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科学精神，是马寅初、孙冶方这样的前辈所树立的风范。去年以来，媒体上常有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对经济学家们来说，这应该意味着更多的学习机会。只可惜有些批评在得出结论时似乎过于急切了一些。如果能有更多的批评者以严谨扎实的态度去批评经济学家，比如说在批评之前搞清楚被批评者自己究竟是什么意思，甚至多少学习一点批评所需要的经济学知识，或许可以使自己的批评多一些价值，大家也能更接近而不是更远离真理。(作者为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企业重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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