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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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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创新是财富的源泉，但企业家并不就是“市场企业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家”，善于创新的政府官员也是企业家。不仅如此，政府在财富增长中还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一些地方拥有丰富的企业家资源，如浙江的温州、台州，广东的潮州、汕头以及福建的晋江、福清等，这里的许多人从小在商场中打拼，精明强干、利利落落，是天然的商人苗子。地方政府只要给点“阳光”，这些地区的草根企业家们就会“灿烂”，当地的经济也会快速发展。
然而，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并不多见。因为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相对缺乏商业文明的血液。那么，这些缺乏企业家资源、传统上又缺乏商业文化的地方该怎么发展呢？农民何时能变成企业家，传统的农业文化何时能变成工商文化呢？还是以江西为例，江西在过去四年内，财政收入翻了一番，GDP增长了1.75倍，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江西”；其外资的引进，超过东部的福建和天津，几与北京市并驾齐驱，在全国排第九名，在中部八省中排第一。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成就？与其说是本地企业家和本地民营经济“创业增长型”的因素，不如说是该地区有了几位“政府企业家”，然后经这几位“政府企业家”之手，在当地选拔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政府企业家”，再就是定战略、制规划、修公路、招外商，其结果是一大批“市场企业家”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来到，他们带来了资金、技术，带来了管理，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办企业、做交易的新型文化。于是，逐渐地，农业江西开始变成工业江西，当地向来只知耕种的农民在学习和观摩中懂得了如何经商做买卖，如何管理企业，开始成为第一代企业家。
这就是“引进增长型”的致富故事：以土地招商引资，以政策引进外地企业，再来激活和改变当地经济、当地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国许多地区发展的秘密。事实上，正如我以前在文章中提到的，在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缺乏“市场企业家”创新增长的地区，“政府企业家”的先发创新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政府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的作用都很重要。
对地方政府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有许多高度评价。例如，许多研究转轨经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转轨之所以比俄罗斯更成功(至少在以往经济绩效上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家稀缺的经济转轨初期扮演了积极的企业家角色。印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比印度发展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并且具有足够政府权威。
在转轨时期，曾有人误以为所谓市场改革，就是政府越小越好，政府越放权越好，甚至以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经济”，殊不知世界银行早在1999年就已经否定了这种观点。在见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因政府缺乏能力而导致的贫穷和混乱后，世界银行不再强调降低政府的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而是大力倡导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并视之为繁荣之源。世行报告指出：“一个有效的政府对于提供物品和服务——以及规则和机构——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物品和服务可以使市场繁荣，使人民过上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要客观地看到过中国财富成长的案例，任何人都会承认：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彼此间进行激烈的竞争仍有相当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即使有竞争也是“兄弟竞争”，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兄弟关系”成为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样一种竞争关系的形成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制度创新最为重要的力量。为了追逐发展，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多样性的制度创新与比较，“撞击反射”等)，其行为也朝着日益合理化、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迈进。
原来，中国人最重视的制度创新也与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有密切关系。原来，财富有时也需要一只看得见的手在背后推动。
我曾将这个想法讲给一位来自德国的小伙子听。结果小伙子的回答是：这些官员在适当的时间做了适当的事，例如在农业化已经走到工业化的临界点的时候，适时地推了一把。但是，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也许他们明天会做错事也未可知。我笑说：“的确有这个可能。所以，改革并不能因为发展而停止，财富制度还要不断地创新和完善。”至于地方经济发展中有哪些财富制度需要创新和完善，笔者将在今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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