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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结构问题” 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引来过喝彩：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都是高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但是，没有增长才是最大的问题。其实，这句话道出了一个隐藏在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我所说的“结构问题”呢？
由于结构问题的复杂性，简单的定义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结构的含义。但是我们很容易明白，中国经济表现出的很多低效率问题，或者那些所谓的“体制问题”以及那些需要体
制改革的方面，都可以被笼统地概括为“结构问题”。依我看，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对的，只是我们需要讨论清楚这其中包含的经济学逻辑。如果说我对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经验有所体会的话，那么这个体会只能是，结构问题起源于“赶超”的增长方式。换句话说，结构问题是由总量扩张过快而引起的，但常常被总量所掩盖而不容易察觉。例如，要使年复一年地追求产出(GDP)快速增长的目标能够实现，就肯定需要有超常的融资能力和外力持续推动的投资活动才行。这就需要政府来决定投资分配并依赖政府主办的银行体系的强制力量(而不是依赖市场体制的自然力量)来动员金融资源。
在这样的体制下，至少形成三个可以被观察出来的结构性问题。第一，总量超常增长的赶超目标虽然可以实现，但是，久而久之，依附于政府增长目标的金融部门就失去了自然演进的力量，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自主选择的能力，而变得非常脆弱，弱不禁风，因为它长期在政府的“玻璃罩”里生存，与市场之间已经没有了建立在商业诚信基础上的往来的经历；第二，在总量超常增长的条件下，投资形成的大多数生产能力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因为为了总量一年比一年更快地扩张，需要在同一个部门不停地投资，而前期形成的生产能力在还没有充分发挥其效能之前，就很快遭遇另一轮投资扩张的袭击。其结果，一轮一轮的投资加剧了“资本深化”，恶化投资的回报和生产的赢利能力；第三，也许更重要的是，总量的快速扩张不断制造着而不是缓解着结构矛盾。原因是，增长太快导致忽略存量而过于注重增量。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依靠增量扩张来实现总量增长的模式。
这些结构性的问题有多方面的体现。比如，它可能表现为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一种典型的增量扩张模式或“东亚模式”；它也表现为银行主导的金融资产结构，即贷款形成占GDP的比重过高，或者企业的负债率居高不下；结构性矛盾还集中表现在生产能力扩张迅速，但赢利能力持续恶化的并存现象。从国际收支上看，它也会表现为过度出口和外部持续积累的不平衡。最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发展脱节也体现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出口导向的增长政策虽然依靠出口部门的扩张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到头来却不可避免地被受到保护的和落后的国内部门所拖累，在产业升级的道路上步履艰难。产业结构的升级道路不畅不仅有碍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更重要的是，长期维持落后的国内部门将最终丧失开放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和韩国今天无一例外地面临这个严重问题而不得不坚持“结构调整”。
其实，正如“东亚模式”的含义所通常表明的那样，日本和东亚的增长模式过去也是一种赶超型的增长模式。这个赶超模式在很多方面是成功的，它们在“战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均所得的迅速提高。但是，它们今天也还没有能够解决好高速增长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整体而言，日本和东亚的经济都面临这个结构性矛盾，政府也始终都承担着所谓“结构调整”的艰巨任务。但是，实现“结构调整”比实现高速增长要困难得多。从根本上讲，这个结构问题的形成都与资本形成过快、投资占国民所得过高、过度出口以及金融压制有必然的联系。在现有的文献上，日本和东亚实现经济起飞与今天受制于结构性问题的困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却是值得我们格外重视的教训与经验。
正因为此，1998年以后韩国政府在产业部门和银行部门的“结构性”重组政策格外夺人眼球。与韩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和重组进程形成对照的是日本，日本在产业和金融这两大结构问题上的改革发展得极其缓慢。不过，虽然在结构改革方面进步不大，但日本仍然成为研究和思考结构性问题生成机制的重要对象。
过去15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繁荣的道路上遵循着与东亚模式极其类似的战略与道路，结构性问题的表现也格外相似：经济增长以增量扩张；投资率过高导致资本深化；出口导向战略使贸易部门的扩张快于国内的其他经济部门而领先增长；国有部门占据过高的资源而效率低下；过度贷款和负债生成金融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外部不平衡。但是，我们要明白，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已经有所不同，但不利的条件也许更多。起码来说，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基础(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已不复存在；国际资本的流动性也大大增强。这些外部条件对中国经济结构平衡的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了，这必然会将我们的结构问题在短期内尖锐化。中国不可能在达到“全面小康目标”之前轻易放弃赶超模式，所以结构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而如果说东亚模式的经验教训告诉了我们什么的话，那么，它告诉我们的不是解决结构问题的答案，而是对增长目标和结构矛盾的取舍与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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