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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志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历史给人以深邃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它可以洞察世事，入木三分。这种眼光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为争名逐利而奔忙，愈来愈心浮气躁，局限于眼前方寸之地难以自拔的人们更为必要。在下愿意借报纸一角，谈古论今，知往鉴来。
“公社”这个事物，在二十世纪中期曾经喧闹了一阵，因为不合时宜，早已土崩瓦解，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如今的青年人已经不知“公社”为何物了。然而，忘记并不解决问题。在我看来，它的出现，比它的消失更值得注意。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已经在进行研究。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从历史根源来探讨一下。
“公社”这个词汇，并非新名词，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经常提到“公社”。中国历史上也有“公社”的存在，它是一种共同体，以地域为纽带的农村公社取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是历史的进步。农村公社的消失，更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久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农舍公社，给中国传统社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它的幽灵始终萦绕着人们。
农村公社的特点，就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没有贫富的两极分化。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二十世纪初的西双版纳傣族中还保留着农村公社的遗存，与远古时期的情况极为相似。从《夏小正》、《管子》等典籍中，可以依稀看到它的影子。西周的井田制度，根据后人的追述，农村公社的气息是相当浓厚的。由儒家伦理培育出来的政治家、思想家，对它推崇备至，奉为理想主义的土地制度和政治模式。
亚圣孟子生活的时代，农村公社、井田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这使他感到耿耿于怀。所以当一些国君向他征求治国方略时，他总是说，要施仁政，而“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就是说，仁政的第一步就是恢复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度。孟子关于井田制度有这样的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农田划分成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优先共同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的自留地——“私田”。由于每家农民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和谐生活。
后世儒家学者鉴于土地私有造成的贫富分化，对已经消失的农村公社充满向往和羡慕之情。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韩婴《韩诗外传》对公社有许多理想化描述，它除了组织生产之外，还保留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助”的集体主义互助习尚，“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美景，多半出于儒家学者对农村公社与井田制度的理想主义虚构。
它与秦汉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小农经济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必然伴随土地买卖、兼并，以及贫富两极分化。首先发难的是儒家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他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深为不满，认为这是商鞅废除井田制度所留下的后遗症。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药方，就是恢复井田制度。鉴于井田制度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主义的方案——“限田”，目的在于“塞兼并之路”，使得富有者占田不能超过一定数量，贫者不至于没有土地。他的这个方案不过是儒家的平均主义理想而已，化作泡影是必然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莽的农业改革，重弹董仲舒的老调，再次显示了儒家那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政治的致命伤。他颁布的“王田令”，是以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公社与井田为出发点的，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照《周礼》的井田制度模式，实行“均田”——平均分配土地。这种看似很“革命”的主张，其实是历史的倒退。把私有土地收归国有，禁止土地买卖，是企图以国家行政手段向经济发号施令，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因此遭到全社会的一致反对。甚至连农民也不买账，这是为什么？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不愿意自己的私有田产成为“国有”。王莽的“托古改制”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却并未使后世的政治家引以为戒。
有宋一代，小农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加剧。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为是“田制不立”的结果。于是乎，恢复井田制度的议论如沉渣泛起，几乎连绵不断。即使被誉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对井田制度也百般美化，他在与宋神宗议政时，建议模仿王莽的“王田令”，“令如古井田”。他的“方田均税法”，似乎是这一主张的第一步。看来，王安石与王莽是颇有一些共鸣之处的。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不见得高明，也主张恢复井田制度，他说：“田尽归官，方可给与民”，“而今要行井田，索性火急做”。
到了近代，“三农”问题尖锐化，上述思路再一次重现。1853年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颇令后世政治家、思想家赞赏，为他来不及实施而惋惜。其实惋惜大可不必。冷静加以透视，它不过是王莽的“王田令”的高水平重现罢了。其田亩制度规定，耕地按照农户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这并非新发明，而是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农村公社模式的翻版。在这种社会中，小农的个体家庭变得无足轻重，公有制的共同体是至高无上的。这种乌托邦主义，无视小农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付诸实施，势必对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值得庆幸的是，它没有实施，甚至以后的太平天国官方文书中再也没有提及。这个地上天国的缔造者不得不面对现实，还是比较明智的。
令人尊敬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针对“三农”问题的症结——地权不均，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如果不为尊者讳，实事求是细细分析的话，其中颇有一些问题。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是以土地国有代替土地私有为前提的。简而言之，在孙中山思想中，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是合二为一的。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述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对井田制度及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平均地权者，即井田之遗意也，井田之法既板滞而不可复用，则唯有师其意而已”；“中国古时最好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井田制的道理和平均地权的用意是一样的”；“诸君或者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中国几千年以前，便老早有过这项主义了。像周朝所实行的井田制度，汉朝王莽想行的井田方法，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都是民生主义的事实”。对公社与井田的赞美与怀恋，公社与井田，以及恢复公社与井田的尝试，竟然成为了其“平均地权”的出发点，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开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如此难以摆脱、始终挥之不去？实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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