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集正名：揭密刘晓庆文集 出版始末

　　文集是无辜的，“刘晓庆出文集就是冒犯了公众”，这一从出版领域发生的争论已经波及到作家、社会人士，进而形成新旧观念的交锋

　　本报记者 吴小曼

　　“出文集是值得尊敬的事。”

　　“文集是对成果的肯定，出文集也是一种身份象征。”

　　文革前，作家出文集已经 “约定俗成”，那就是文化地位的象征。而“文革”后，“出文集”就成了市场和个人需要的结合，“文集”的神圣性被消解，其正当性自然遭到了质疑。从最初的苏童、余华出文集，因为出道才几年，到现在的“80后作家文集”，韩寒等少年作家文集，进而到刘晓庆文集，经济学人文集，文集完全被娱乐化，就如同我们身处的娱乐时代，什么东西都可以去掉严肃性，这是一些作家的担忧，而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新奇的东西都可以接受，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尽管如此，当中国电影出版社在2005年的图书定货会上挂出《刘晓庆文集》的海报时，还是遭至了多方攻击，这种首先由作家的发难直接影响到社会群体，并波及到出版社正视作品品质和出版价值讨论，一度迫使中国电影出版社为刘晓庆文集改名，但最后还是蹒跚面世。这几天已经摆放在了西单图书大厦的书架上，不过却不如预想的火爆。专家们认为“刘晓庆文集”是冒犯了公众，因此由“刘晓庆文集”已经延伸到“文集”的社会形象和利益讨论，并形成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从而影响到我们日常的阅读价值取向。

　　刘晓庆文集的法理性

　　记者就刘晓庆出文集的法理性采访了一些法律界的人士，他们认为出“文集”并没有严格的规定，也没有明确的资格认定，不过是多年下来约定俗成的东西，“刘晓庆文集”因此不涉及法律问题，完全是其个人的取舍。而老作家却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文集既然是一个人文化地位的象征，其他人就不能随便使用“文集”二字，而且文集多指一个人的文学创作成果，刘晓庆不过是一个艺人，她的作品都是由他人代笔，怎么能说是她的文集呢？从版权来看，就是侵犯“文集”二字的版权。作家白烨也表示，刘晓庆出书本身并没什么，但让他不满的是“文集”这两个字。他说：“钱钟书把作品集结成书时，只敢取书名为《钱钟书作品集》。‘文集’是对作家成就的肯定，怎么可以这样随意宣传？与真正作家的严谨比起来，真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文集’二字用在这里，是对文学的侮辱。”

　　刘晓庆文集一度改名

　　“刘晓庆文集”舆论一出时，电影出版社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惊慌。社长何志云还说，既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文规定什么人的作品集可以使用“文集”二字，至于出版界和文化界，以及个人对“文集”内涵的界定应该是不尽相同的。他说：“既有大家谦虚不愿意称自己作品为‘文集’的，也有年轻人认为只要代表了自己创作的成就的就能叫‘文集’。”从这个角度看，他认为刘晓庆出版“文集”无可厚非。

　　可到了2月底，他们就放出风声，说“刘晓庆文集”将改名。至于改名的原因，他们解释说，决不是受到某些个别作家批评的结果。

　　而据内部人士透露，“刘晓庆文集”改名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广大读者的反弹，因为刘晓庆是公众人物，她出文集不像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公众人物有一种典范性，而文集的目的是要消费给广大支持她的观众，而这些观众的年龄层都偏大，他们受传统的阅读习惯影响：认为文集一定代表了某种文化价值或者创作成果。而刘晓庆文集不过是她演艺生活的记录，构不成经典性，就无法用“文集”命名。那么如果以“文集”命名就会失去大量读者。至于年轻的读者，他们不关心“文集”的实质，也不关心用什么方式命名，他们把一切都泛娱乐化，也就不会去关注刘晓庆的过去，而更喜欢去追逐当前的青春偶像。出版社权衡左右，最后放弃了“文集”命名。

　　3月份，网上关于“文集”讨论更加激烈，基本上形成“可以接受”和“不接受”两种观念，出版社考虑到商业效益，还是使用了“文集”二字，但是保留了每本书的名字，这样使“文集”不再突出，又可以实现“新瓶装旧醋”的目的。

　　可据从西单图书大厦这两天的销售情况来看，成绩并不乐观，记者就此采访了该书总编辑李梦学先生。他说具体的销售情况他不太清楚，因为有专人发行，他只是做前期的策划、编辑工作。

　　“文集”的深层含义

　　为何“文集”能引发如此大的风波？不仅“刘晓庆文集”、“韩寒文集”、甚至更早的余华文集，都遭到了攻击。据一些评论家透露，这更多的是涉及到利益、身份、权力等问题。“文集”不仅仅是文字的总集，它从文革初就代表了一种文化地位，在当前的生活中，它也涉及到职称、出国、文坛地位等许多现实问题，因此才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响。“如果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成果，偏要把他授予某种博士头衔，这是不是一种腐败。”有评论家直言不讳地说。他进而列举了自费出诗集，自费出学术集等现象。“如果从个人和出版社来说，都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可这些人并不是拿这些东西留作个人纪念，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用去升迁或者评定职称，这就对其他人造成了不合理和不公平，因此，出版社在认真判断一本书有无出版价值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这也是在防止一种学术、文化上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