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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怀国
我治经济思想史，业已经年，独沉迷于苏(格兰)法启蒙运动。近观梁氏任公作品，惊叹其思想与形式，皆不让苏法启蒙运动者。任公语言的激情澎湃，似有法国启蒙运动者之风，然其思想之浑厚，却不让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佼佼者，可谓中国的启蒙运动者。国有此人，民族之幸；弃之如履，学人之悲。
启蒙运动者，立足世俗世界(而非精神世界以异于宗教改革)塑造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之秩序也。1902年，任公曾撰文数篇，论述公德、自由、进步等诸多问题，无一不是启蒙运动之核心，更是中国图强之根本。历经一百年的奋斗与挣扎，中国目前的状况已迥异于维新时代；任公论述的这些问题，是否能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我们以启迪、是否仍值得我们思索，似有一论的必要。今以任公《论进步》(1902年6月20日、7月5日)一文为例，重录100年前的观点，作为用传统偏方制作的茶点，供茶座的朋友们品尝。
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幸福，是当今学人的梦想，也是任公梦寐以求的夙愿。甲戊之耻、辛丑之悲，迫使任公“吾思之，吾重思之”，遍历古今中外，找寻问题根由。痛定思痛后，任公认为中国进步的迟缓，“其原因之由于天然者有二，由于人事者有三”，依次录之而成此文。
其一，“大一统而竞争绝也”。任公认为，竞争乃进步之母。欧洲小国林立，个人之间、国家之间“不竞争则无以自存”；反观中国，“惟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分立之运最久，而群治之进，实以彼时为极点；自秦以后，一统局成，而为退化之状者，千余年于今矣”。尽管任公的论据限于国家之间的竞争，但同时也强调了“其所竞争者，非徒在国家也，而兼在个人”。
不论从现代经济理论、还是从中国100年来的发展看，任公的观点都有一定的份量。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竞争能够促进效率、完全竞争能够保证帕累托最优；新凯恩斯主义(如斯蒂格利茨)也认为，效率的关键在于竞争、而不是干预和所有制形式。从中外经济政策看，西方国家似乎更强调限制垄断与促进竞争、中国则素有干预与自由的争论传统；西方国家增加政府规模在于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和边际消费倾向，我们则更多地是为政府投资提供资金来源。其实，干预并不意味着垄断和经济效率的损失，经济自由也未必一定促进竞争。计划经济的弊端在于国家垄断、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引入了竞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消除经济垄断甚至行政垄断，政府干预与经济自由之争当在其次。
其二，“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任公认为，“中国环列皆小蛮夷，其文明程度，无一不下我数等，一与相遇，…常觉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于是自信、自大乃不思进取；反观欧洲，古有希腊殖民、近有十字军东征，不断的文化碰撞激励着它们前行。任公进一步指出，“统一非必为进步之障也，使统一之于内，而交通之于外，则其飞跃或有更速者也”。从中国历史看，中国宋代已有小成，但明代的封关终于窒息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清末尽管开放，但一是被动、二是没有“统一之于内”、三是尚待时日，故功亏一篑。对比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绩效，可知任公观点之价值。武林剑客，梦寐高手过招，始有“孤独求败”的痛苦；中国经济，参与高手竞争，方有“行走江湖”的资本。
其三，“言文分而人智局也”。任公认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绝非一人之力可为，而需人们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因此文字是发明和社会进步的首要工具。他指出，世界各国的文字都始自“形”、而进化为“声”；文字和声音的一致，不但有利于掌握文字，而且使得文字能够及时地、准确地记录语言的发展变化(随着社会的变迁，新现象新名词必定日新月异，只有同声音一致的文字才能跟上这些变化)，以满足交流的需要。各国文字，其字母一般不超过二三十，但中国的文字则一字就是一个字母、数以万记，“夫学二三十字母与学三千、九千、四万之字母，其难易相去何如？”似乎不必多说。
过去读至此处，未曾留意，去年赴韩一年，深感戚戚！韩国本无文字，官方均以汉字记之；朝鲜王朝第四代君主世宗大王于1443年颁布《训民正音》，创建了包括21个元音和19个辅音的韩文。韩语的语法结构虽迥异于汉语，但大多数的单词却源于中文，每个字都是由几个字母组成，易于发音和书写。多数赴韩的中国人，一个晚上即可记住这些字母、一个星期就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两个月即无交流的大碍了。反观汉语，小学和中学几乎天天在记生字，近十年的苦功却至今不认识许多汉字、许多日常用语也无法用文字书写。想想中国的学生，实在可怜，小学中学天天学汉字，大学硕士博士天天背英文单词；二十多年的求学生涯，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别人在学龄童时即已完成的东西上。当然，这是把文字的作用局限在交流的功能上，文字的艺术性和民族自豪感不在此列。
其四，“专制久而民性泯也”。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曾经谈到，中国的专制制度使得每个人都是皇帝的卑微臣民，也就丧失了荣誉心；“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交易双方的平等和诚信，在这一点上，任公和黑格尔似乎不谋而合——诚信的丧失和欺诈的盛行源于自暴自弃、自暴自弃则源于专制。
其五，“学说隘而思想窒也”。作为智者的“思想游戏”，学术的实质在于争论。任公为此痛心疾首：“今试读吾中国秦汉以后之历史，其视欧洲中世纪何如？”好在欧洲在中世纪不过千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终于揭去了教皇的神圣面纱，但我们呢？作为学者，任公发出了无奈的疾呼：“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旧时代的学者肯定也会给我们以启发。我们生在太平盛世，建设着自己的祖国，“学而优则仕”的郁达夫情结已经从一种病态变成了时尚，但我们也不可完全无视前人的警示。任公虽然对经济学颇有心得，但毕竟不是专业人士，让我们听听专家的看法吧，以此作为本文的结尾：“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87～88页)。(胡怀国谨识于2002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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