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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丁丁
不惑之年再来讨论“未来”，不免多了些灰尘。人生旅行已经走过一半了，难道还不清楚“前途”吗？不错，人过中年还要讨论“未来”，这是“过渡时期”的现象，它不属于美国或德国，它属于中国，属于一个正在徘徊中寻找自己处理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医疗甚至来世问题的社会。
现在四十到五十岁的人，正是“建国”前后出生的人，动荡年月里，受损失最大的总是儿童， 因为心理成长所需要的首先是经济和人际关系稳定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家庭的稳定，在那个时代是说得过去的。社会环境的稳定就很成问题了，“战争”，“土改”，“合作化”，“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们相信“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的说法，那么这些社会动荡对儿童心灵造成的影响现在才逐渐显现出来。心理状况是否“正常”，从弗洛依德以来就被认为是相对于社会而言的。如果这个社会“发疯”，那么跟着“发疯”就是正常状态。
我们这一代人，收入“高增长”的时期是在四十岁以后。从前都是靠“死工资”，“平均奖”，储蓄极少，即便有了一些相对于那个时代算是“储蓄”的存款，也早已经被现代的通货膨胀蚀尽了。
试想一个简单的情况，在没有建立“pay—as-you—go”体系的时候(一种社会保障支付办法，由年轻一代人支付老年一代人的费用)，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储蓄，到六十岁退休，靠这二十年的储蓄来支持很可能到八十岁以前的生活费用。
我能够想象的一个普通人的两种生活方式：(1)谨慎计算的。那就必须把六十岁以前的收入分做三份：一份日常生活用；一份将来养老用；一份消耗在从现在到将来的通货膨胀里。(2)跟随时尚的。也就是说，别人有的东西他要有，别人将来会有的东西，他也希望有。按照时尚生活，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普通人会突然感受到“老之将至”的凄惨和压力。
目前正在筹划和已经创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看来解决不了这个“代群效应”引出的根本问题。所以，近若干年以来我和老朋友聊天儿，总要顺便问一句：“你给你自己找到一座坟墓了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为我们自己安排“老年”。
与之相关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责任负担。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底子原本就薄弱，四十岁以前，这一点点人力资本基本上没有在个人创收方面派上用场，等到该派上用场的时代，技术性知识资本已经折旧殆尽。这个特点造成下面要说的另外一个后果，同时导致我们循正常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途径创造个人收益的能力低下。正当我们身体条件开始恶化的时候，我们开始生养孩子并且开始支付昂贵的教育子女费用。
于是我们多数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两难：要么松懈了教育子女以及照料老人的责任，全力以赴个人事业；要么义务至上，尽心照顾孩子和老人，事业平平。于是与利益计算有关的一切社会制度就充分发展，所谓“工具理性”，市场经济会跟着发达起来。不过人的异化也随之严重，异化了的价值观念也会通过教育和模仿传染给下一代。既然是“自我”中心，那么将来照顾老人的义务是否还会承担就成了问题。
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如何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老一辈人几乎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有“传统”。一个传统社会总是把传统的道德、信仰及其他行为规范通过父母“灌输”给孩子，而不让父母或孩子问“为什么”。可是我们很不幸，我们生在被叫做“现代”的社会，我们自己尚且处于“现代性问题”的纠缠中不得解脱，更不用说把我们已经不太相信的“传统”灌输给孩子了。我们没有“根”，传统不属于我们。
如同我觉得我自己正在做的，让孩子面对“生存竞争”的现实，但同时让孩子面对抗争中的异化，生存在精神分裂的危险边缘。最常遇到的问题是：谁的教育应当被当做权威？
在一个孩子与两个甚至更多的“家长老师”之间，不能不存在着一种我称为“家庭政治”的关系。一个孩子的政治操纵力往往可以超过任何一个“老师”的权力。当这些“老师”们在为“权威性”互相争执时，孩子已开始模仿并接受这场权威争执博弈揭示出来的“道德”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的孩子倾向于“早熟”。早熟的标志是性格内向，轻易不发表意见，懂得察言观色，投其所好，以及欲擒故纵、纵横捭阖这一套手腕，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在孩子面前“带上面具”，维护自己和其他老师的道德尊严？“面具”是必要的，但家庭里的“面具”难免令人沮丧，觉得生活太沉重，那么应当让孩子参加到我们成年人的人生游戏中来吗？似乎对孩子又太残酷，让他们过早失去童年的欢乐。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孩子的教育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也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是动荡的产物，也是动荡的原因，或者“我们就是动荡”，而孩子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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