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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丁丁
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那批孩子，现在已经迈过“而立” 之年。刚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营养状况在1965年大致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本应迅速上升的人口出生率却被随后开始的“文化革命运动”压制住了。这些文革的同龄人，特别是他们当中的“都市儿童”，很多都经理过由这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引发的家庭生活政治化运动。由此生出
两个重要的后果，一代人“家庭”与“政治”观念的扭曲。文革结束的时候，他们小学还没有毕业。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摧毁了他们将要接受的中学教育的意识形态的根基。在他们的中学时代，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轰轰烈烈的经历了“放权让利”几乎整个过程，开始揭露出这个社会的深层问题了。韦伯好不容易替威权划分出三种类别：传统的，理性的，奇理斯玛的。现在一股脑儿被这一带人抛弃。父母的权威早已在家庭政治化的童年期烟消云散。家庭以外的社会规范，不论是传统的，理性的，或是“上帝”的，都被“文化革命”洗礼并且在神圣洗礼之后赤裸裸地出场的“市场交换”喜剧消解了。80年代的中国，揉开昏睡40年的眼睛向全世界索求精神食粮。不仅在体制改革方面奉行“热点轮流转”，而且允许老百姓把古今中外的“时髦”思潮和各种主义兴了一个遍。这就闹腾得我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成了“没有禁忌的一代”。
在心理层次上，禁忌不同于信仰。我的同代人里，许多人没有的信仰，但这不妨碍他们根深蒂固地守着某些禁忌。禁忌是沉淀在习惯里的东西。只有在不断革命的社会中，不断破除刚刚形成的习惯，才会有没有禁忌的人。
Z君见到我的时候，已经玩儿过了五六种“职业”，大体上说，他出没于从艺术哲学到财经新闻的之间的一片广阔天地里各种小群体之间。许多人都知道他，但他们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他不缺钱，也看不上“生财之道”。他隔三差五的会从上海打一个长途和我聊若干小时的天儿，不管我是在香港还是在北京。他聊天没有固定主题，他只是滔滔不绝地谈各种感受，大部分时间是我在倾听。我倾听是因为我好奇，希望知道天下一切人的一切有趣的想法，而他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人之一。他对许多事情的感觉好得出奇，每每想出新点子，就奋力付诸实施，结果总是很成功。Z君最近要办一份新刊物，反映他们6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的心声。我觉得他一定会如以前一样的成功。
H君文笔很好，是北大校园里有名的秀才。像他那一代人里面出类拔萃之辈一样，他也混迹于我们这一代学者之中。因为据说只有和年长一代的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才觉得“自然”。H君在《中华读书报》“书里书外”版开辟了专栏。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有一次他在他的专栏里这样批评一位我这一代的学者：“有些海外归来的学者仿佛一开始就装作已经跟洋人斗过了一场气似的，而且往往是余气未消，于是便将海外学术界对自己研究的自我表现批评的结论照搬过来，进而把人家的自我批评顺势当成对洋人的批评和讨伐……”言辞不可谓不尖锐。然而在我读起来，整个文章的态度还很诚恳。这就是人家的文字工夫。H君是反对“学术中心”的，本着一种“后现代”立场，强调“学术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他和我一起开了两天主编会议，是我们这套“世纪丛书”文学卷的主编，也是各卷主编里最年轻的。和Z君一样，我捉摸不到他的基本立场，似乎人生终归不过是游戏，所以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严肃地玩儿。
C君是个写小说的，又是个女性，而且我们相互不认识。可我知道她是60年代初降生的并且在思想上表现出和我们不同的下一代人的特征，所以我便把她归入那一代人。C君的小说，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让人捉摸不透作者的基本立场。以致一位非常受人敬重的，我上一代的作家，耐不住好奇心终于写了篇文章“寻找C君”，发表在读书上。他要寻找什么呢？当然是要寻找一颗真实的心灵。然而读C君的作品，尽管那里面的描写已经真实而且甚至“私人性”很强了，你仍不免掩卷长“迷”：她是谁呢？
“禁忌”是思维的“底线”。没有禁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去超越任何既定的立场。我承认我的弱点，我有一些永远无法忘却的“情结”。所以我有我难以跨越的“禁忌”。我只好厮守着我的立场，一个“现代”立场。我只好从很远的地方看着那些我无法到达的“后现代”立场。这样的来区分我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似乎难以让人信服。不过在我看来，这个区分的确是我们这两代人之间最重大差异。顾城，一个我这一代的诗人，当他以童话的方式说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时候，他是有禁忌的。他的禁忌是他对终于找到的“光明”决不舍弃，不论那是他个人的悲剧还是别人的悲剧。
写这篇短文，是要献给我的那些正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60年代中期出生的朋友们的。他们年轻，他们经历过上述的种种，他们于是有勇气遗忘他们好不容易找到的东西。朋友们，严肃地玩儿罢！
汪丁丁：
1953年生于沈阳，经济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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