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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剑雄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当当年殉难者的姓名一个个被镌刻在史册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亚洲却没有类似的“奥斯维辛”？
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犯下那样的罪行吗？是他们没有屠杀那么多无辜的亚洲人吗？是他们没有留下集中营吗？都不是。即使根据现有的相当不完整的记载，仅仅中国人民所承担的苦难、所蒙受的牺牲就不亚于整个“奥斯维辛”。
当然，首先是日本的态度。尽管日本人中不乏有良知的人，他们和亚洲人民站在一起，清算和谴责军国主义的罪行，但日本远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本民族曾经制造的罪恶，承认历史事实，深刻反省悔悟。因此，在日本的“奥斯维辛”不可能保存下来，连一些重要史料也秘而不宣，甚至已不知所终。相反，作为甲级战犯被处死的东条英机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现任首相还要坚持参拜。
不过，作为最大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中国的历史固然有优良的传统，但也过多地承担了政治和道义的任务，而对史实本身却往往忽略，甚至采取完全实用的态度。抗战胜利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味强调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没有及时调查、记载日本具体的侵略事实和所犯罪行，向东京国际法庭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际上不断反帝反修，在国内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而对日本侵略的调查和记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反，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当时对日本和日本的侵略罪行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例如，一度每年都要派代表团参加日本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却没有同时纪念我们自己的受难者；在将在押日本战犯全部释放的同时，对他们的罪行没有给予充分审判。在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的同时，没有支持民间对日索赔。
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宣传、教育中也存在不实事求是、不严肃的态度，或者片面服从现实需要。例如，在与苏联友好时，对苏联与日本存在过的暧昧关系、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等史实讳莫如深，而对盟军支持中国抗战的贡献轻描淡写。对日本侵略者往往着眼于作情绪化的宣传，却不注意事实和数字的准确性。
我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解放后上学，从初中开始就爱好历史，1965年开始当中学教师，教过英语、政治，应该是中国人中比较关心和了解历史的人。但直到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我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还相当肤浅。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有30万之多！记得我考高中时的作文题目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因为那时正在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我看过记录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影片，廖承志等出席日本广岛的纪念会的镜头也在当时的《新闻简报》中看过不止一次，但我实在记不得当时放过多少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记录片。
如果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认真调查日本在南京的屠杀罪行，让幸存者说话，把遗址遗物保存下来，今天联合国也会来中国纪念“奥斯维辛”。面对幸存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控诉，我们能不感到对殉难国人的愧疚吗？为什么中国的幸存者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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