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化分工系列研究之二：

　　资源稀缺性与专业化交易生成

　　作者-济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俞宪忠博士   

　　人类的经济活动首先面临的是资源稀缺性，用于生产物品的资源总是显得非常有限，与人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弹性不同，资源供给受制于自然力量，绝大多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构成人类无法逾越的自然瓶颈。因而资源稀缺性规律是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经济学研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由于人的需求具有复杂多样性、偏好多变性和递增膨胀性，资源稀缺性首先要求通过各种形式的专业化分工而对其加以有效配置和高效利用。假如人们对物品的需求具有单一性，而不是呈现为复杂多样性，也即仅仅需要某一种物品，而不是同时需要很多种物品，再假如人的某种需求具有恒定性，而不是呈现为偏好多变性和递增膨胀性，也即永久固定地需要某种数量的物品，在这样的假设前提条件下，把所有稀缺资源配置在某一个领域，用来仅仅生产某一种物品，就可以满足人们长期固化的某种单一性需要，因此这时就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专业化分工活动，所有的人就都会从事完全相同的经济活动。但现实世界里摆在人们面前的真实情况是，人们的需求具有复杂多样性、偏好多变性和递增膨胀性，不仅每个人的需求偏好都不尽相同，而且全社会所有人的需求偏好也会经常发生变动，社会越是发展，人们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种类和数量就越是增多，其需求偏好的变化就越是频繁。因而就需要进行各种形式的专业化合理分工，将有限的稀缺资源合理地配置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化领域，由此方能提供各种各样的物品和劳务，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变动。资源稀缺性与需求多样性、多变性和膨胀性的矛盾，自然就会内生出专业化合理分工的首要破解路径，专业化分工对需求变化的满足程度，决定而且也表征着某种经济体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程度。

　　但专业化分工对每一个经济主体而言，又自然内生了一个生产单一性与需求多样性的基本矛盾，每个生产者只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物品或劳务，但其生产和生活却需要多种物品和劳务，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关键路径就是不同专业化生产者之间的市场交换。每个分工主体都用自己的剩余产品与他人相互交换，从而获得自己需要但自己不生产的物品或劳务。如果没有不同分工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基于自给自足的需求满足需要，所有生产者都会被迫退回到原先没有分工的自然经济状态，也即每个人都生产自己需要的全部物品。交换活动由专业化分工所内生，如果没有专业化分工，就不会出现产业结构、交易关系、就业选择及其职业模式，专业化分工构成市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进和职业模式生成的基本前提条件。因此，经济学在研究既定稀缺资源如何有效配置时，只有首先考虑专业分工选择、产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交易能力，然后才能在逻辑上很自然地考虑对某一分工选择的边际投入及其增量效应问题。

　　专业化分工能够通过经验技能积累而提升人们的认知水平，有利于科学原理发现和工具技术发明，尤其是有助于社会知识总量的创新和增进，从而构成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力源泉。“劳动生产力的最大提高以及生产中技能、熟巧和判断力的进一步完善看来都是分工的结果。”[1]知识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首要因素，但如果“两个人从事同样的活动，他们每个人的知识都不可能比另一个人多，因此，社会得到的总的知识与一个人所得到的一样多。……参与分工时，一个人的知识与另一个人不同，全社会掌握的总知识即为两个人知识的和，它比每个专业制造者掌握得都多，而每个专业制造者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又比自给自足的人多。因此，分工随着社会掌握的知识的增加，因而在时间的每一点上提高了总生产率。”[2]专业化分工能够增进专业知识，当所有分工领域的各种专业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自动生成经济起飞的引擎力量。 

　　中国经济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国民没有普遍地参与城市二三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尤其是农民占了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1978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为17.92%，2008年的人口“城镇化率”为45.68%，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农民能够有效参与城市二三产业分工的年均“城镇化率”增幅则不足1%。[3]尽管2008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是45.7%，这是把大量进城农民工算进去了……不能把农民进城打工就算城镇化。”[4]如果扣除被“城镇化率”统计在内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工人数，如果再继续扣除“城镇化率”中“乡镇”驻地的非城市化人口，“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0%左右，距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5]中国目前真正具有国际比较价值的“城市化率”也只能处在不足40%的低下发展水平，与之相对应，中国现有农村人口将会处在高于60%的非常欠发达水平，如此多的农村人口都从事着几乎相同的农业经济活动。在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的刚性约束条件下，只有减少生产农产品的农民人数，让更多中国农民参与现代城市经济分工，人均产出才能迅速增加，他们才有可能不再贫穷。“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6]中国农民参与城市经济分工的城市化过程，将会是能够改变中国未来发展命运的重大事情。

　　参考文献：

　　[1] [英]亚当·斯密(AdamSmith)，国富论[M]，谢祖钧等译，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P13。

　　[2]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335。

　　[3] 国家统计局编：《2009中国统计摘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24、40。

　　[4] 陈锡文，农村改革发展的形势和总体思路 [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8)。

　　[5] 国家统计局编，2008中国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217。

　　[6] [美]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中国第二步改革战略[N]，经济日报，199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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