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傲龙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谈金融监管

　　起源于美国、至今仍然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极大困扰的本轮金融危机引发了无数的理论探讨和推测。2008年5月，优傲龙金融集团董事局主席、联合国代表让尼·凯米亚先生在接受《国际融资》杂志记者采访时强调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将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岁末，他在接受《国际融资》记者再次采访时，又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全球乃至中国的影响进行了深刻剖析。今年5月，《国际融资》杂志记者就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深层根源探寻，第三次采访了让尼·凯米亚先生，他指出，金融监管的制度漏洞和手段不足是引发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存在80年之久的地方银行监管体系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如果不想对这种监管机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而只想在旧的监管机制上做修复的话，那将埋下比目前危机更严重的隐患。那么，现存的金融监管体制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缺陷？这些缺陷是如何诱发本轮金融危机的？应该怎样加以改革？且看让·尼凯米亚先生的回答

　　Regulatory arbitrage: Swirling in the eye of the Storm

　　对监管体制结构是改革，而不是修复

　　■本刊记者  石洋  隋义

　　记者：让·尼凯米亚先生，您能否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目前的发展程度及未来演化趋势进行一下评论？

　　让·尼凯米亚：可以。随着美国一度红火的房地产业市场降温，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遭到重创，2007年8月引发了金融震荡，由于负面冲击快速蔓延，使处于金融体系中心的市场和机构遭受到不可预知的、广泛的破坏。2009年，全球金融机构和市场受到剧烈的震荡。2008年9月，美国几家主要机构的崩溃或将近崩溃，对于系统性稳定的威胁已变得非常明显。具有深远影响意义的一连串事件展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在一周内，一些大型的、独立的投资银行从此在美国金融领域中消失了。各国经济的下滑削弱了各主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促使了对金融创新工具中所蕴含的风险进行重新评估、定价。尽管各主要中央银行均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流动性仍然严重受损，对信贷风险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关注。股市价格的回落更加被认为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股票及货币市场仍然波动很大、极不稳定。由于本次金融危机起源于成熟市场，并且愈演愈烈，因此，我认为，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内将面临着最困难的局面。我们看到，先进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目前正在明显放缓，一些国家已经在衰退。先进经济体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为缓慢的地区，尤其是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继续回落加剧了金融压力。在其他先进经济体，如西欧，其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也在减慢。新兴和发展经济体受到了金融市场势态发展的极大冲击，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增长。这种持续紧张的金融状况将继续抑制金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引发银行危机、债务危机，甚至货币危机。

　　记者：几家大型机构的崩溃导致了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呼吁，同时，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正在重新考虑金融部门监管机构的监管体制结构，您能否详细阐述下，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及在这次改革中我们应解决什么问题？

　　让·尼凯米亚：简单说，这次危机带来的契机就是对新的“全球治理”的呼吁。随着华尔街几家主要金融机构的崩溃或接近崩溃，全球住房、股市及各种资产迅速贬值，全球信贷紧缩紧随其后，世界各地许多国家目前正在重新考虑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体制结构的改革，有关加强或重新构建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一些治理建议也已被提出来了。

　　我认为，现有的监管体制结构与当前的市场及制度环境有着显著的落差，已无法满足并有效实现21世纪的主要监管目标。这些监管目标包括提高市场效率及增进市场信心和稳定。随着各国重新评估监管体系并对其实行改革，有关金融部门创新的发展和稳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被有识之士提了出来。从发展的角度看，主要问题是现有金融监管职能的组织结构是否足以监管一个迅速发展的金融产业，而现在的金融部门是以新型金融机构和新型体制结构(如金融集团)为典型特征形式存在着的。事实上，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对于标准制定、监管、意见及资本规定都是有限的。这种结构不合理的监督职能可能会阻碍金融创新或鼓励不适当的创新形式。例如， 如果监管结构存在重大的监管空白，对不同类型机构实现相似的金融活动，却存在着监管差异，那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寻求监管套利的机会以及从事不恰当的金融运作；从稳定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监管套利在过去20年来所导致的金融部门的发展成果是不理想的，许多关键性问题涉及到机构监管体系。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成为首要关注的问题。无监管或者监管不足的机构是引发2007年8月金融不稳定的首要原因。公众第一次隐约感到：随着繁荣的房地产业市场降温，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已遭到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薄弱机构在寻求监管要求较低的市场，并且从事过度风险类型的金融行为。因此，今天我们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修订严重损害国际金融体制以及已被证实了的失效的金融结构。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全球趋势导致了国际银行业快速演变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并造成了对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误？

　　让·尼凯米亚：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金融体系一直是以银行业为主导的，实行比较严格的监管体系，各国所面临的国际金融风险也相对有限。自欧元债券的适度发行后，跨境资金流动开始大幅度扩大。虽然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抑制了发展中国家一体化，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也严重损害了一些新兴市场，然而，这些危机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扩大产生的冲击却很小。但是，在国际银行业迅速增长的带动下，全球金融市场继续迅速发展，由1970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63亿美元，继而又增加到2007年的318亿美元。伴随着国际银行业的整合并购，跨境合并与收购掀起浪潮。银行涉足进入到一个以前是非银行机构经营的领域(如保险业、资产管理、投行及自营交易)，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所经营的领域的模糊区别导致了“影子银行”体系。复杂证券化产品快速增长，信用衍生产品大大提高了银行的杠杆作用，并且掩盖了潜在的风险。信贷衍生工具市场交易量到2007年已增长到50万亿美元。据估计，美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即处于银行类金融审慎监管范围之外的银行类实体，2007年底，其资产大约10万亿美元，与受监管的美国银行体系自身拥有的资产一样庞大，这一总数包括一些实体的资产，如投资银行。虽然过去常常强调确保对投资人的保障和强调适当的商业行为，然而投资银行却只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管。

　　记者：行业专家认为银行业的管理不善及不完善的全球金融体系导致了这场危机。然而，从您这里，我们了解到您认为金融部门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足是导致此次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该如何理解它？

　　让·尼凯米亚：比较一下，金融产品输出领域的创新同一个世纪前应用到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类似。受竞争及投资者需求的激励，大型金融企业开始利用信息技术，结合复杂的建模技术和创新的法律规制，创造出了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证券。消费者凭借个人信用评分获得自动批复，包括住房、消费、被捆绑在一起转为证券的学生贷款及各种商业房地产贷款。各种资产类别产品实行证券化，既创造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金融技术创新使特殊用途工具成为发展最快的金融资产持有者。资产支持证券将作为“债务人”的过手结构证券汇集成资产池，由他们拥有的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由于前所有者的破产，那些资产处于合法的安全港湾，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的信誉凭借两个要素：资产池的资产质量及资本结构。随着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向投资者投放贷款，参保存款机构所拥有的金融部门资产的股份由20世纪80年代的50%下降到2006年的25%。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性和交易的成倍增加，美国联邦储备每日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影响的力度降低了一半。可以说，安全与稳健的监督机制的监管不足已成为促使美国金融体制创新的一个关键性要素。

　　记者：应由哪些机构来负责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监管，又由哪些机构负责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为什么金融监管范围和金融市场的活动存在着差距？

　　让·尼凯米亚：虽然国际金融市场的创新在一定的时间内推动了全球金融市场监管体系的改进，但是监管范围和金融活动之间的差距仍然持续增大。成立于1930年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是协调全球治理安排的资格最老的中心联络机构；与国际清算银行没有关联的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拥有109个成员，覆盖全球90%的证券市场；另外一个重要机构——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是对国际会计标准的制定和协定进行监督的。就美国来说，现有的监督结构包括5个相对独立的联邦储蓄监管机构，分别是：成立于1913年的美联储，它是金融控股公司(大约650家)的伞型监管者、BHCs(5129家)的主要监管者及联邦储备体系州成员国家银行的基本监管者；成立于1933年的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它是没有加入联邦储备体系的非成员银行(4783家包括ILCs)和国家储蓄机构(433家)的基本监管者，是所有剩余的被保银行和储蓄机构的后援监督者，是所有银行和储蓄机构(包括外国银行的分支机构)的承保人；成立于1863年美国货币监理署，它是国家银行(1705家)的基本监管者，也是外国银行美国分支机构(12家)的基本监管者；成立于1989年美国储蓄管理局，它是储蓄控股公司(481家)主要监管者、联邦储蓄(837家)的基本监管者、国家储蓄(433家)的联合基本监管者；成立于1970年的国家信贷联盟局，它是联邦信贷协会(5189)的特许当局和监管者，所有联邦国家信贷协会(3173家)的承保人。

　　尽管美国强调资本充足率，但现行的资本监管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杠杆工具的建立并促进其周期性；另外，美国不成体系的监管体制极大促进了监管套利并且去冒更大的风险。前一阶段所发生的事实恰好说明了大型的系统性重要金融工具，如对冲基金和由银行创造的特殊投资工具就被排除在审慎监管的监管范围之外了。

　　记者：看来，对现有监管体制的结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您能否谈一下合理的监管体制结构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的重要性？

　　让·尼凯米亚：监管机构的监管体制结构不仅仅是一项行政管理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满足金融监管的目标。而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促进效率和竞争，维护市场信心，保护储户或消费者，并促进整个体系的稳定。要想实现上述这些目标，其监督能力和监督程序本身是关键要素。值得我们首要注意的是，由于其专业知识、经验、及特殊监管机构内所形成的文化及他们采取的办法等因素，体制结构可能会影响监督能力和监管过程，因此，也必然会影响到监督和管制的总体效力。一个多家监管部门的体制，特别是如果它允许受监管的机构选择一个监管要素，就会造成潜在的监管套利，以及存在对不同机构但相同类型金融活动实行不一致的监管管理制度。公众的看法和公信力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多部门监管体制，对于消费者来说，并不是很清楚哪个部门负责监管事务，哪个部门负责处理投诉事件。

　　监管部门要想更好地实行监管治理，要有4个先决条件，即：问责性、独立性、完整性及透明度。在监管过程中，每个先决条件都有可能受到结构变化的影响。企业治理安排的重要性源于以下几个原因：4个先决条件决定机构运营的效率和效益；4个先决条件对企业的信誉、权威及公共支持具有强大的影响；4个先决条件对机构试图鼓励和要求在受监管企业内实行有效的企业治理安排的权威和信誉有着重要的影响。我想，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监管机构的体制结构会受到关注，以及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当然，其重要性也不应该被夸大，关键的一点是，体制结构本身必须保证其有效性。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对现有监管体制的哪些方面进行改革？对于这次改革您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让·尼凯米亚：此次危机揭示了当前全球监管架构的重大缺陷。通过初步总结经验教训，我认为有4个迫切需要改革的关键领域：

　　第一，系统性风险的监测。监管漏洞可能源于各种原因，包括突发事件、糟糕的政策、汇率失调、由信贷所支撑的资产热潮、外部失衡、或数据不足等。为了获得推动力，监管制度需要重新调整，以确保建立更有效的早期预警机制，并且为决策者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第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的国际协调机制。这可以减少组织集体决策的安排，包括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金融稳定论坛及各种“Gs”国集团(尤其是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等论坛及峰会。对国际经济的全面关注应直接通达有能力及权利采取行动的决策者。

　　第三，金融监管的跨境安排。随着对规控、监督及决策的理解，制定最佳做法以帮助避免监管套利和协助跨各司法管辖范围内的国际金融集团分担负担。这些规则必须得到加强，以避免重复在这次危机中所看到的“单独行动”回应。

　　第四，为支持流动性或外部调整提供资金。公共资金可从国际货币基金、世行或其他机构获得，以帮助处于短期流动性压力的国家。鉴于国际交易的规模，资源应当得到扩充，并且对提供短期流动性的过程进行更好地界定。

　　监管体制暴露出的薄弱环节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这促使各方面都纷纷提出对其进行改革的建议，要求重新建立监管和自由放任政策之间的平衡，以利于在金融机构实行逆周期性、综合性、全球范围内一致性的审慎监管制度，这已成为共同的话题。这些建议主要强调以下7个方面的要求：其一，采取改革措施，如补偿和贷款与证券发起人风险共担等，以推动审慎风险控制，改良激励机制；其二，实行更加严格的资本管制、更严格地限制杠杆操作和建立内在稳定措施，以防止资产泡沫的形成及周期性；其三，更加重视对流动性风险和资金风险的监管；其四，建立更好的机制以监管大型、复杂性的跨境金融机构；其五，拓宽金融监管范围，以确保所有系统性重要机构都得到适当的监督和管制；其六，提高透明度及降低系统性风险，这种系统性风险是由于金融衍生产品和复杂金融工具通过更大地依靠上市交易或电子交易平台，而不是依靠场外交易衍生工具所产生的；其七，确保信用评级机构满足最高标准及避免利益冲突。虽然在许多方面目前已经取得了最广泛的一致意见，然而，最容易产生异议的，就是那些看来无关紧要、微末的细节。建议实行更严格监管制度的那些人的观点不同于认为依靠市场自律那些人的观点，并赞成为金融创新保留余地。

　　其实，监管框架的改革仅仅是部分答案，需要转向包括贸易、金融一体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范围更广的一系列问题。此外，全球层面的政策合作需要合适的制度框架。所以，国际性金融机构的改革必然会被再次提上议事议程。我们必须强调责任的一致性，以实现监管目标的必要性。因为责任的一致性直接关系到责任的效力。而责任的一致性又反过来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机构之间的竞争与争端，及信息交流与协调的有效性。

　　面对目前的危机，我认为，制定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监管体系，至少需要20个以上国家的协同努力，站在全球的高度，共同考虑制定新的监管体系。绝不可将拯救危机的希望放在修复旧的体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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