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独家专访

　　林毅夫世行为官一年记

　　“林毅夫的业绩表明，中国的发展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出产品，更在于出人才，出思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洪 | 美国华盛顿报道

　　从台湾到祖国大陆，又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人生履历，存留着现代中国历史沧桑和风云变幻的烙印，也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见证。

　　正是出于对林毅夫学识和对中国发展经验的看重，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选择了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林也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曾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是中美关系著名的“利益攸关方”概念的提出者。对中国知之甚深的他对记者解释说，林毅夫是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农业发展方面的专家，他的任职，将会为世行带来“一套独特的技能和经验”。

　　而林毅夫任职世行的第一年，这个世界就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世行工作量陡增，中国角色和经验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林毅夫的一言一行更为外界关注。

　　在异常忙碌中，林毅夫度过了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第一年。他对《望东方周刊》说，一年来，他“备感责任重大，总努力尽职尽责”。至于成绩，他谦逊地表示，自己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及格的”经济学家吧。

　　对于林毅夫一年的表现，佐利克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对本刊记者说，林毅夫向世行展示了“值得尊敬的学术才能、可操作的经验、具合作精神的领导才能以及熟练与理论的卓越结合”，“世行职员都欣赏他有深度的建议，我非常重视他的忠告和友谊。”

　　新职位需要全球视角

　　在华盛顿，经济学家多如过江之鲫，但林毅夫似乎与众不同。自2008年5月底就职以来，他保持着一贯的低调。

　　担任世行新闻总监的Geetanjali Chopra女士对本刊记者表示，林毅夫“谦逊的态度、开放的观点”让她印象深刻。作为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印度的世行高级官员，Chopra女士为林毅夫的表现感到骄傲。

　　许多接触过林毅夫的人都说，他没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高傲和淡漠，每次回答问题，总是微笑满面。

　　但对林毅夫来说，从大学教授转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外界的关注和厚望，是对他的鼓励，也是一种压力---尽管他本人总是回避使用这个词。他对本刊记者强调，他更愿意说，他在“努力适应目前的生活”，而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

　　所谓“全新的生活”，不仅因为他的家从北京搬到了世行总部所在的华盛顿，更缘于当前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以前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虽然也担任一些行政职务，但主要仍以教学和研究为主；而进入世界银行，职务高，责任也大。

　　他强调，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应该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然也是做一个尽力尽责的经济学家，我就要竭尽自己所能。”

　　他的最大感触，就是新职位需要他具有全球视角，“在国内，站在中国的立场，想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但在这个地方，考虑问题都必须从全球的视角出发。”

　　林毅夫担任的是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界银行的头号宗旨就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林毅夫说，作为这一部门的负责人，他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就是调动每个同事的积极性，集合大家的智慧，提供应对的方案。

　　就任以来，他日以继夜地工作。短短几个月内，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加纳、尼日利亚等多个非洲国家，还到德国、日本多个发达国家访问。

　　这种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也是他之前作为北大教授难以想象的。他对本刊记者感叹，现在最大的苦恼，就是感觉时间不够，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世行的成员国有180多个。但具体来讲，“最大的难题，我想还是怎么样去了解每个国家，去真正地站在那个国家的立场，看他们的机遇和挑战。”

　　每次见面，他总是很忙，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以至于2008年的一次约访，他最终只能将时间定在下班之后。谈话中，他办公室的灯光不时自动熄灭，提醒他：早已到了该离开的时间。而他重新将灯打开，继续与本刊记者的对话。

　　在他赴世行就职一周年前夕，《望东方周刊》记者对他进行的专访过程中，他的助手又不得不两次进入办公室提醒时间已到。

　　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领导的世行发展部门人才济济，被认为是世行最核心的部门，250位工作人员中，40位为资深学者。用林毅夫的话说，“他们都相当于大学里的正教授一级。他们是素质很高的人，往往也都是最有个性的人。”

　　如果说这些学者的个性对林毅夫这个领导者来说是一个考验，那么他们的共性则是另一个考验---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来自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视角与生俱来。

　　正如林毅夫所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不可避免地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为理论前提，用以解决发达国家的问题。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把在发达国家形成的理论简单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就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效果，即使目标非常好，用意非常善良，产生的效果却不如预期，甚至好心办了坏事。”林毅夫告诉本刊记者。

　　而他的到来，给世行带来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在重新认识政府的作用上。

　　在林毅夫看来，政府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体未必就好。“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此次金融危机正印证了这一点。林毅夫的理论，中国经济的实践，促使世行其他经济学家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的助手Merrell Tuck女士说，林的许多观点很多是“前瞻性”的---“他在金融危机刚爆发时，就比其他许多人都显得悲观，但很不幸，他的观点却是正确的。佐利克也认可他的判断。”

　　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邹加怡对本刊记者说，林毅夫为世行带来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学者的独特视角，“他的思想素材来自中国丰富的发展实践，就任以来，他在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赢得了世行内外的广泛肯定和尊重。”

　　林毅夫曾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8月，他曾和一些发达国家央行行长和知名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当时的话题是：30年后，是否还会有人记得目前的金融危机。

　　“当时，大多数人都信心满满地说，30年后，大多数普通人可能都不记得这场危机了，最多，这场危机不过是金融经济学教案上的一个案例。”林毅夫说，“我就问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信心，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知道大萧条的教训，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也知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

　　“我当时却认为，当我们回顾过去，每次危机总是由于新的情况和原因导致，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犯类似的错误，但却很难避免预料不到的因素导致的危机，而现在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他说。

　　这种前瞻性的眼光，自然让许多人刮目相看。但林毅夫每次谈及，又总是表现出其惯有的谦逊。他说，作为首席经济学家，他要尽职尽责，但很多问题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还要鼓励我的同事，集合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

　　尽管金融危机异常严峻，发展任务格外繁重，但林毅夫也有信心。他曾雄心勃勃地对本刊记者说，如果将其手下这些研究学者的研究年限加起来，将超过1000年，“把这1000年的智慧发挥出来，没有不能解决不能研究清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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