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经济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1982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硕士(1993年)和博士(2000年)。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中国经济。)

　　如果我们从货币角度来看这次经济危机，事情很简单，归结起来就是超发钞票，必有后果。令人不解的是，总有人有意无意的慌慌张张、匆匆忙忙说市场失败了，而其实超发票子的唯一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的手中。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亦出现了超发钞票的局面。2002年之前中国还是通缩，到2007年1月，中国的CPI还是比较低的，当年5月份突然出现了激增，令很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新一轮通胀的到来，许多企业对价格成本激增的反应都相对滞后，而当我们开始解决问题的时候才发现事情远比我们想象中严重。

　　不是任何情况下成本都能把价格顶起来的，今天的中国市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成本要普遍的把价格顶起来一定要有货币条件。货币带来了总购买力的提升，才能够把成本往上顶。当一个商品开始顶另外一个商品的价格，连锁发生成本价格递进的时候，不是个别商品出了问题，而是货币出了问题。社会总需求是由货币表达的需要。当通胀超过了公众能够承受的水平，调整也就在所难免。然而货币的力量有时会反向发作。

　　此次危机中，美元走软，美国进口减少出口增加。我国两个三角洲出口行业马上挨了当头一棒，有人建议给这些企业减税、贷款。但现在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企业没有出口。如果市场没了需求，企业不考虑转型，你光给它贷款它是没有用的。之前，我国内需为了给外需让路，已经被“左一刀、右一刀”杀的不成样子了，现在最难受的地方在于，外需下去了，内需也下去了。

　　因此，基于现在的市场现状，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是不能光靠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防止通缩能起一点作用，但是实体经济的发展一定要靠体制调整。

　　第一、应尽快结束价格干预。兰州拉面价格干预后，面条变细了，这是对于“量”的反应。更为可怕的是“量变”会演化成“质变”。上级管控部门定价封住了产品价格，可是底下成本在上升，一些企业因此处于两难境地。

　　第二、政府减支减税。各级政府近年税收增长很快，过去很多政府许诺很高，喜欢排场，这方面必须收敛。内需增长必须解决大分配结构的问题。以往居民板块比例不到50%，而企业和政府占的比例偏高。

　　第三、加快行政改革。要把前几年大型行政部门改革的题目重新提上日程，政策要调整的非常快，因为局面变化是非常快的。前几年抑制内需，现在要进行反向调节，一些事情要重新评估，涉及到计划、发展、国土、城建、环保、安全的这些环节，都有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在里面。

　　第四、改革土地改革政策。有人说中国股市跌的这么惨，中国经¬济没有希望了，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不是日本，日本多年经济低迷，财政为了扩张，把日本的河底都铺上了水泥了，他没什么好修的了。中国不一样，要修的东西还很多，财政可以考虑前总理朱基的经验，发行国债，控制好资金用于国土整治、设施建设。

　　从我的观察看，我认为中国以货币为中心的这个变量发生了大起大落，中国GDP增长率从12%回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现在还远远没有见底。GDP跌落带来的是连锁反映，坏消息会一个接一个的出来，坏消息还会刺激更多的坏消息，你不买会刺激更多人不买。这个道理与2007年的时候“你买我也买”是一个道理。

　　我们不用去恐慌什么，毕竟冬天真正来到的时候没有那么冷，冷的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想着夏天，还在想着8000点，还在抱着幻想，所以会觉得特别冷。

　　企业家应该懂得舍弃。回笼资金，收缩毛孔，从而渡过财政难关。更重要的是，要以未来30年为战略，早做准备，早做调整，随着中国的产业企业从大规模的变动重新找到出路。

　　稿件来自：《东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