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还想再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正因为不发达，所以我们在此阶段上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这也就是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我认为，由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如此宏伟壮丽而又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已经开始把这两大“双重使命”勇敢地承担起来，并且富于创造性地、锲而不舍地干了30年。积30年之经验和教训，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的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真正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我们这个13亿到15亿人口后兴大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后发优势”。

　　(附记：这是作者写的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根本历史经验”的四篇论文中的一篇，另外三篇的题目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根本历史经验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我们今天解放思想的中心课题仍然必须是“解放生产力”》、《“天下大势”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