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每周演讲：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

　　文化自觉、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

　　讲演者 金耀基

　　中国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必然是一个文化转型的大工程，在今天全球化的历史境遇中，特别是在中国国力国势上升时，费孝通先生讲的文化自觉，正是加强这个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选择的自主地位。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精英有过不同层次的文化自觉。而今天在新世纪的开端，我们的文化自觉应该有一个全球的视野，有一个更长的历史眼光，不仅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也要对西方现代性反思。中国现代的新文明不是在文化真空中构建的，它必然是以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元素作为构建的资源。21世纪构建的中国的现代性将必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明。

　　我被邀作2007年费孝通先生讲座的主讲人，感到无比荣幸。费孝通先生是20世纪伟大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他一生的学术工作，不止为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奠基与开拓，作出了卓越贡献，而且也丰富、扩大了世界社会学/人类学的遗产。

　　费先生学术生命最后的十年中，他关怀最切、所思最多的是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是人文世界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接触、大交融的时代，这就带出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以及不同文化的人，如何在这个经济文化上越来越相关的世界里和平相处的问题。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要观念。他说这是“表达当前思想界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这也是“当前时代的要求”。

　　费先生的文化自觉，不止是对中国社会文化未来的发展说，也是对建立未来世界的和平秩序说的。他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连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先生还以他在八十岁生日所说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一、文化自觉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

　　中国跨越三世纪的百年的社会变迁，最适当的描述应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知识精英都曾对中国文化有过重要反思，也可说是“文化自觉”。

　　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以炮舰叩关，不止轰碎了中华帝国的天朝之梦，也使中国传统的文明秩序遭到根本性的颠覆。这样的巨变，当然不能不使朝野有所反思与自觉，当时一切反思与自觉的焦点，则在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甲午一战，天朝再败于东邻维新之岛国日本，举国深感耻痛，中国知识精英于痛定思痛之余，在文化自觉上又进一层，因此康梁维新的着力点是把同光的洋务运动之“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转进到“制度层次的现代化”。康梁之维新虽失败，但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设学校”之举，则是中国文化与教育上“现代转向”的标志，而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中国政治发展上“现代转向”的里程碑。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新文化运动激起的是一次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向”是中国主流的知识精英在不同程度上的文化自觉中展开的，可以说，自此中国走上现代化的不归路，无疑地，中国的现代化对传统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颠覆了中国二千年来构成的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秩序。这个中国传统的文明体系，就文化规范的角度言，诚如陈寅恪所说，是建基于儒家的三纲六纪的。名教纲常是儒家文化价值的制度化的呈现，我称之为“制度化的儒学”。但必须指出，从洋务到维新到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它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虽是愈来愈烈的批判，实际上中国文化并没有消亡，儒学也只是被“去中心化”了，但“制度化的儒学”却是寿终正寝了。而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基本上是各个领域寻求新制度的建立，也即从事于“制度的现代化”。很显然，中国的现代化，上世纪中叶之前，在不同的制度领域只有不同程度的建树；日本侵华战争，则使中国现代化工程受到极大阻滞与扭曲。

　　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企图发展经济，快速地超英赶美，同时，从土改、大炼钢到成立生产合作社，到实现公社制，则政治运动不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反传统、反西方、革命的浪漫狂情淹没了理性与常识，是中国“现代转向”以来最反现代化的一场历史性的浩劫。1978年，“四人帮”垮台，邓小平倡导开放、改革，把经济建设定为国家发展的中心，走上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三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之大，发展之快，举世瞩目，中国国力国势急剧上升，不止翻转了百年来中国衰败下沉的局面，更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日益居于支配性地位的世界格局。应指出的是，中国三十年的现代化几乎是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一波的全球化同步的。中国进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使中国百年的“现代转向”展现了强大的发展生机，同时也因现代化(特别是它基本组成之工业化)而产生种种新问题。因而在中国崛起的强声中，不能不冷静地自问，中国现代化的最后目标是什么？也即中国现代化所构建的“现代性”是怎样的？是否有“中国的现代性”之可能？这些问题在今日面对全球化的浪潮时变得更为迫切了，因为全球化有趋同趋平的力量，民族文化都会受到冲击，都会出现适应与文化转型的压力，说到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性的构建能否在全球化中保有“中国性”、“民族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的观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中提出来的。

　　应该理解，费先生的“文化自觉”固然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提出的，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却是世界性的。20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现代化几乎是非西方社会所共有的历史行程。在这个历史行程中许多非西方的社会都出现过西化与现代化的争议，事实上，现代化与西化是不可避免地有重迭性的。上世纪80年代，当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正在构建其现代性时，西方学术界发生了一场由后现代主义者引发的“现代性论辩”，涉及到缘自西方18世纪启蒙运动“理性观”建构的“现代性方案”的内在问题与正当性，特别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宣称的质疑。几乎同时，全球化引起的“全球化论辩”，也触及到民族文化的自主性，“现代性问题”已发展为或被包涵于“全球性问题”中。

　　“全球性问题”，从文化角度看，涉及到全球文化的一体性、同构型，抑或多元性与异质性之争论。我想指出，不论是“现代性论辩”或“全球化论辩”都直接间接地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或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