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消费社会的精神颓废与改革困境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时间：1月12日

　　主讲嘉宾：任剑涛，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第六届特约研究员。出版有《伦理政治研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等著作。

　　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却未能相互伴随。因此，人们对改革的社会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改革困境的认识，人们通常解读为唯GDP增长的困境，或者解释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或者解释为党内民主的困境。而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三十年我们不太健全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在这样一种社会改革里，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我们成功地制造了在一个政治消费品上不能够充分投入的市场消费。这样的一个状况，实际上妨碍了我们的改革。

　　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感受到中国改革的困境。

　　第一个方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推出的改革举措，基本上是社会结构内部要素性的调整。这么多年，我们的改革总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展开，比如说物价要不要调整、房地产要不要放开、公共分房要不要取消，或者你对社会公平如何感受的，你有了钱要不要做慈善家等等。这都是中国近十五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这些焦点有没有错？当然没有错，尤其是当我们把改革放在道德平台上，这些关注让我们的内心迸发出来的道德热情，在近十五年可以说有了发泄的广泛空间。但是，光有道德还不能解决问题，道德是一种愿望，是一种知觉，是一种判断，但道德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和举措。

　　所以，1992年以来的改革，都只是在刺激社会要素上，而不是在国家治理上来解决中国的改革问题。中国人寻求的民主已经变成了一个治道民主的权力来源，比如我们只要领导关注民生问题，但民生问题的前提是要有民权，这一点我们都遗忘了。没有宪法和法律的肯定，请问，即使领导关注了民生，由于你本身的权利没有受到法律以及公共政策的保障，领导对你垂悯，并不能实质性或根本性的改变状况。于是，民生问题就变成了公共汽车点、地铁点设在哪里合适等等，然后，国家要铁腕，来搞定一切。这变成社会政治改革的悲剧。

　　第二个方面，公共政策的供给严重短缺。我们要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时，国家的基本结构、政体选择、财政收入与支出等基本公共政策的方式等等，都变成了改善公共福利的现实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保障效益，又如何保障公平，实际上也变成了中国社会今天必须痛苦面对的难题。

　　第三个方面，改革共识的严重丧失，变成了中国改革的内在障碍。如果说前两个困境都是外部障碍的话，改革共识的丧失变成了我们的内部障碍。所以，今年广东号召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我说，首先要对官员干部们棒喝一声：你们在享受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们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了什么？

　　基层社会要参与到改革的谋划中来

　　美国当年就是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从而成为了百年创新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有没有能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要冒风险的，能不能使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冒险家”，无论是经济上想赚钱的企业家，政治上想出业绩的政体改革家，还是理论上想出改革新思维的思想家，以及社会公民中要维权的维权精英，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广东，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唤，并展开强有力的有社会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显然，深圳和广东目前的这种行为是不足的。

　　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困境遭遇到的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费的问题，更是一个在精神准备上的问题，我们对改革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期待、社会愿景及心理共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改革困境与我们的精神生活状态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改革主要来自于社会领导集团和思想精英们对改革的共同谋划。而对社会基层来说，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溃的农村居民，一心盼望着的仍只不过是有饭吃。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关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改革思想家李泽厚，有一句经典概括：改革哲学就是吃饭哲学。今天我们回头看三十年来的艰难历程，我们改革社会的基层动力同样是三个字：吃好饭。

　　正是由于精神生活的严重匮乏，因此，我们这个民族的大脑始终交付给极少数精英，民主的前途也始终由极少数精英来对付。因此每一次国家发展的重大关头，我们总是把国家的愿望寄托在极少数的精英身上。这使得改革谋划始终成为上层之争，而没有交付给基层社会、民间力量，来对精神层面进行富有理性价值的严格审查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