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圆桌第162期：中国改革三十而立

　　本报评论员 周慧兰

　　三十年一个轮回。时光如梭，当我们回首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的历程时，会发现，改革与开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最初，人们也许只是怀着最纯朴的追求生活富足的动机，而对于改革的未来并没有太明晰的方向，对于改革的性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经过了十多年的摸索，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1994年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的性质至此被正式认定。1997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农业和农村工作、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等重大问题做出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中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的领域逐步扩大，改革的难题也逐步显现。2005年，被称为“改革的攻坚年”，这一年，反思改革的声浪渐起，从国资改革大辩论到住房、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问题的大讨论中，隐隐透出各方对于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弊端的质疑和担忧。关键时刻，新一代领导人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改革已然成为社会的共识。

　　2008年，中国改革三十而立，这30年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度“封闭”到逐步开放，中国走过了一条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曾走过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给了我们一个市场化的大体导向，以及沿着这个方向改革的基本原则：明晰产权，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效率，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以及信用和法制观念等等。然而，改革的目的地在哪里?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们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多少的差距?所有这些，还不是一幅足够清晰的图像。正如某位学者所言：“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只是改革释放了13亿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巨大能量而已。”随着改革深入，面临的阻力也将越来越大，收入分配的扭曲、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腐败现象的蔓延、竞争秩序的混乱、价值标准的缺位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这一切“正是改革没有到位的结果”，也是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原因。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敢于直面缺点的勇气，应当有居安思危的理智，如果说在没有先例可寻的昨天，中国走过的是一条被动的，以发展生产力为第一要务的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我们需要的则是更积极主动、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具有普适的价值观，逐步与国际化标准接轨的全方位的改革。

　　30年，对于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开始，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是意义非凡。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慢慢地体味和消化中国改革一路走来的艰辛，正是为了在历史的足迹中寻找继续前行的动力，寻找改革重新启航的道路和方向。

　　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了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的新年论坛，论坛邀请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等众多经济学家齐聚一堂，就改革中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经主办方同意，本报特别对此次会议进行了全面整理，并经多数嘉宾审核和修正，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62期暨回望改革30年系列之七。

　　(成思危、吴敬琏、周其仁的发言未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