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每周讲演：《资本论》与当代世界

　　——裴小革研究员在上海市委党校的讲演

　　虽然在《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创立一个世纪后，即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应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世界经济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资本论》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我们运用《资本论》研究当代世界，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更加坚实和正确的理论基石。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不仅在当时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历史进程，而且在当代仍作为最发人深省的理论体系，对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产生着独特的积极影响。《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主要著作。

　　《资本论》诞生以后，其理论很快就深入人心，世界各国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其理论的指导下，怀着强烈的美好愿望，为争取自己的社会主人地位，实现自己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20世纪，从世纪之初到40、50年代，首先在俄国，接着在欧亚两洲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得了革命的胜利，掌握了国家政权，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走上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资本论》出版140年以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尽管很多国家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有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较大的错误和波折，但总的来看，各国的阶级力量对比都发生了变化，多数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控制的财产在增多，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有了缓解，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有所改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协商和利益分享有所增加，多数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和对劳动所得支配权的壮大确实促进了世界各国生产力的发展。《资本论》对19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是科学的和正确的。它在这种分析中建立的一系列范畴和方法，为当代世界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基本理论和认识工具。

　　一、《资本论》理论对于研究当代世界的适用性

　　对于《资本论》在研究当代世界的适用性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对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就是使用西方经济学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创新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与当代世界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利于当代世界研究的。

　　《资本论》的理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第二、三卷是在作者去世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才问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奠基人杰文斯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于1871年，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发表于1871年，瓦尔拉斯的代表作《纯粹经济学要论》则是在1874年出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另一位奠基人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间稍晚，是1890年，但其中的基础部分局部均衡理论的形成要早于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著作的出版。

　　《资本论》不是有关计划经济的著作。它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研究不研究财富，而是在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在财富形成中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马克思则认为劳动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承认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用人类特有的劳动积累知识，变革制度，发明工具，改造自然。西方经济学和《资本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因为前者将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所以在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的关系上，是内在相互割裂和对立的，而在《资本论》里，这三者却是内在统一的。

　　从产生的时间上看，《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都属于现代经济学，但从研究方法看，《资本论》将人的权利与作用同物区别开来，才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西方经济学将劳动等同于物，则显然是一种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做法。将人等同于物，虽然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有一定适用性，因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西方当时盛行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经济。但20世纪中期以来在有更多竞争的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密集型的当代经济条件下，将人等同于物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对于经济效率的负面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大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标准化的传统经济就已经遇到了麻烦。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系统及与之相伴随的企业管理与分配方式，因为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富有生机的条件。在当今国际竞争更为强化的知识密集技术主导的世界上，经济成功的关键已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和经济规模的庞大，而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状况。新技术不仅导致了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导致了单纯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了。尽管生产线可以被自动化，但这并不是最有效的使用新技术的方式。

　　计算机化的技术在一个更加动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在灵活的企业管理和分配体制下，可以比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发挥大得多的作用。企业管理与分配所使用的手段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手段主要是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现在则转向了提高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质量的提高可以定义为更适合顾客的需要，它将由两个原因变得更加重要。第一，随着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走向成熟和个人收入的增多，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一般化的商品了。其次，在一个更多竞争的环境中，经济更多的是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支配的。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任何个别企业和政府都很难靠权力和规模大来垄断市场，强迫消费者使用自己的产品。

　　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的重要性增加的同时，各国的企业组织系统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使用这些手段，要求建立高绩效的生产系统和使用前沿技术。生产效率的改善，只有在企业分配和管理中，通过更好的库存控制、人力使用和质量管理，在事前防止问题出现，而不是像在传统经济中那样总是想在事后发现问题才能达到。这样，在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企业分配和管理组织系统中，就必须让工人更多地参与到在传统经济时期被认为是“管理层”的活动中去，这种组织系统将趋于模糊“员工”和“管理者”界限，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工人等同于资本。这是因为，高绩效的企业分配和管理组织系统的一些特点，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员工参与。

　　更多的决策参与作为一种积极奖励，使员工有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信息技术给予工人工作上的灵活性，使他们有了改进技术的责任。这种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企业分配和管理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因为劳动者作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利益的人，是很难在别人逼迫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因此，尽管企业中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和相互信任，在各国目前都还有许多欠缺的地方，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还要将劳动等同于物来对待，在经济发展中肯定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麻烦。正因为如此，西方新出现的一些企业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隐性合同理论、效率工资理论等，已经不得不把劳动作为人来分析了。《资本论》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研究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资本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包容性

　　《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区别。西方经济学先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撇开劳动与物的区别，集中论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资源的静态最佳配置，然后再逐步把现实世界里的不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加进来研究，把经济发展问题加进来研究，在某些地方(如劳资集体谈判中)把劳动不同于物的特点加进来研究，这对于研究当代世界来说，当然是一种可行的理论体系，但显然不是唯一可行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

　　马克思先撇开竞争和供需矛盾，集中论述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揭示这些差异和矛盾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及经济发展，然后再把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竞争和供需矛盾加进来研究，也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而且，因为我国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关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经济，以《资本论》为精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才是我们研究当代世界的更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区别，是包容性较大的理论和局限性较大的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代表的社会阶层方面和研究内容方面。

　　就代表的社会阶层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各阶层劳动者都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财富是劳动者们借助各种工具共同创造的，在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资产者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改变这种制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既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符合资产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西方经济学只把企业家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只承认企业家具有与物不同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就如同机器的价格一样，只应由市场供求决定，企业利润应由企业所有者独占，工人如同机器一样，无权分享企业利润。

　　就研究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体现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增殖过程。西方经济学有关物与物及人与物关系的研究，如价格理论、效用理论、生产函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是完全可以被包容进马克思理论体系加以改造、加以发展的。

　　西方经济学虽然侧重研究物与物及人与物的关系，但也研究了人及人和人的关系，不过这种研究有三种片面性：(1)只研究适用于一切时代和社会的抽象的所谓“经济人”，只假定人具有利己心，人的其他特点和背景撇开不论。(2)在研究劳资关系时，只将企业家作为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来研究，将广大劳动者拟物化。《资本论》关于特定社会和时代的人及关于劳动者创造价值的论述，都被它排除在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外，所以表现出了较大的局限性。

　　因此，把对当代世界的研究建立在《资本论》范式的基础上，既可以包容西方经济学中的一切有用成果为我所用，又可以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充分研究最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于物的特点，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过程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

　　三、《资本论》与科学发展

　　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概括出的理论精华，是一种适应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竞争十分激烈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发展观，同时也是把《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大成果。

　　《资本论》是一部论述人的解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著作。按照《资本论》的观点，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一个社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简言之，应是以人为中心，随着人的创新劳动的持续积累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满足人的有限的物质自然性需求到满足人的无限广阔和全面发展的精神社会性需要的发展。《资本论》以人为本的经济学说，为我们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其他学说无法替代的理论基石。

　　经济发展意味着财富增多，所以用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确立适合科学发展的财富概念。不然目标不明确，经济就会偏离科学发展的道路。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可以对财富给以不同的定义。《资本论》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在经济运行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幸福。因此，基于《资本论》提出的科学财富概念，要为研究如何给我国最广大人民带来幸福和发展服务。

　　在对发展的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决定性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这一术语有一个缺陷，它把人力只作为增加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手段，没有把增加人力同时表示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按照这种称呼，似乎人力和机器原料一样，是专为追求金钱收入增值而耗损的东西，本身对人毫无用处。而在《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看来，人力不应像机器原料一样在经济发展中被贬损，相反却应在经济发展中得益和壮大。经济发展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经济发展是人发挥主体作用改造自然的结果，经济发展虽然不能自动解放人，但却能为人类解放提供必要的条件，经济发展最终要为实现社会和个人的整体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人力可以是资本但同时又是更重要的财富。

　　与《资本论》可变资本理论的这种观点相一致，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硝烟的人们格外地渴望和平与繁荣，他们开始逐渐把目光和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相互促进之中。国际社会围绕经济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先后形成了各种不同于传统财富概念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核心的“基本需求战略”，以人的发展为轴心的“生活质量”战略和“内源发展战略”，以人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等。这些发展理论和战略的演变更迭，反映了当代人财富概念上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资本论》关于经济发展要“以人为中心”或者为“目的”的财富概念，又一次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使人们冲破传统财富概念的束缚，在世界各国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科学发展思潮。

　　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起点和表象上看，似乎重点在于解决生态环境的危机，但其深层的更带有本质性的目标则是促进人的发展。例如在1991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NCN)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等组织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重要文件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概能力之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该战略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9条基本原则，强调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要与地球承载能力保持平衡，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的多样性；同时还提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130个行动方案，呼吁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但只有在“发展”的内涵中包括有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和获得必需资源的途径，并创造一个保障人们平等、自由、人权的环境，只有使我们的生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可见，随着人力以及作为其附属物的健康、知识、科学、技术、信息、经验等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运用《资本论》，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获得全面发展和生活富裕的角度研究当代世界越发必要。虽然在《资本论》的可变资本理论创立一个世纪后，即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与可变资本理论具有类似作用的人力资本理论，但是，由于他们抛弃了《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劳动在人力取得和应用中的特殊作用，也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工具的局限，所以，这种理论在揭示世界经济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方面，其实远没有《资本论》可变资本理论那样科学和深刻。我们运用《资本论》研究当代世界，既吸收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一切合理因素，又继承被它抛弃的可变资本理论，可以使科学发展观得到更加坚实和正确的理论基石。

　　(这是作者在上海市委党校“《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读者小传

　　裴小革

　　1956年生，北京市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资本论》研究中心主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为中国《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全国经济贸易名次审定委员会委员、福建师范大学兼职教授。长期从事《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主持或参加国家、院、所和国际合作重大研究课题数十项，已发表独著专著6部，合著专著2部，参著专著数十部，参编教材3部，参译专著2部，独著译论文近百篇，本人执笔发表数百万字，其中有些成果获得过党和政府的重视、资深专家的好评和省部级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