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普遍幸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普遍幸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王占阳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南方都市报

　　时间：11月3日　　地点：广州市先烈中路100号广东省科技图书馆报告厅

　　主题简介：17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崭新阶段，应该让更多的国民充分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祉。可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标，就是追求普遍幸福。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吸收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与经验的现代文明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人类所能实行、也应实行的只能是以民众最大福祉为诉求的新式社会主义。以此为本质和诉求的社会主义，已经是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没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它已经和仍将继续磅礴于全世界。在当今中国，只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最终实现普遍幸福主义的现代化。

　　嘉宾简介：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理事。近年来在新著《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06年)等著述中创造性地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基础理论，影响颇大。

　　王占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做思想理论上的交流。广东是中国最富有革命传统的省份之一，从辛亥革命直至改革开放，莫不如此。这是全体广东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实质上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伟大、最深刻、也最具决定意义的社会革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实际上已经不多了。中国能否最终实现现代化，几乎就看改革开放最终能否取得成功了。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改革开放究竟向何处去，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经常在困扰着我们。最近几年的第三次大争论，就是最新的事例。但是，亦如历史上的每一次大争论都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一样，第三次大争论也实际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而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的最大成果，就是党的十七大报告。

　　在这种背景下，我今天来讲普遍幸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主要是想讲一些比较新的社会主义基础理论问题。我在这里所讲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基础理论，这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和新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这些理论的某些核心思想是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从那以后，经过了16年的研究和思考，我才在2004年底出版的《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将其和盘端出。近三年来，这个理论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且至今也仍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由于这个理论的内容很多，所以今天只能非常简要地讲几个问题。我认为，从基础理论的层次上认识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特别是，我们只在站在普遍幸福主义的高度，才有可能比较透彻地搞清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问题，进而也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的最新发展。下面，我讲八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看似很复杂，但实际上，只要找对了主攻方向，并不难讲清楚。实际上，只要通过追问什么是“主义”，我们就能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那么，究竟什么是“主义”、什么又是社会主义呢？

　　首先，任何“主义”实际都有两大内容，这就是价值观和大思路。“主义”就是由这两大内容构成的。价值观是“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没有价值观，就没有“主义”。因此，我们不仅应当从科学角度认识社会主义，而且还必须从价值角度认识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从价值角度认识社会主义，那就不可能真正地懂得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其次，在“主义”的这两大内容之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是价值观，而不是大思路。价值观与大思路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目的第一，手段第二，手段为目的而服务，这是毋庸置疑的。这就表明，在理论上，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观，而不是一种科学。在实践上，社会主义也首先地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体系，即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实现，而并不是一种历史必然性。毋庸赘言，既然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只有首先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才有可能搞清社会主义究竟为何物。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也是首先从价值的角度认识和界定社会主义的。正是在这个视角度上，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就其基本精神来说，无疑是正确的。由此，我们也就不能不说，如果不懂得社会主义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话，那就是既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果抛弃了“自由、平等、博爱”，那就是从根本上抛弃了现代社会主义，因而也就是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此，所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究竟有多少社会主义，自然也就大致清楚了。而《大国崛起》中说，到戴高乐时期以后，自由、平等、博爱已经在法国大体上得到落实了，那实际也就是说，在那里，社会主义实际已经不再只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社会理想了。(《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价值》，6月7日《南方周末》)。

　　最后，“主义”不仅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而且还是一个价值选择的范畴。也就是说，“主义”实际首先是一个标志着终极价值、最高价值、首要价值的范畴。“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英文中表示“主义”的后缀词尾-ism，就是至上的意思。以哪种价值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就是哪种“主义”。比如，以自由为首要价值的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以民主为首要价值的主义，就是民主主义。以平等为首要价值的主义，则就是平等主义。如此等等。那么，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又是什么呢？我看只有一条，这就是公民的普遍幸福。

　　这是因为，第一，古往今来，世界上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往往非常大，甚至是斗得不可开交，但它们仍然始终存在着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这就是它们至少在口头上都主张让大多数、绝大多数、以至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它们的这种最大公约数，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本之所在。是不是社会主义，实际最终就是要看这一条。所以，我在1995年就提出，社会主义可以用三字加以概括，这就是“大家好”，大家都过好日子。

　　第二，归根到底，所谓“好日子”，实际就是幸福生活。人的全部追求，归根到底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对于任何人来说，人生幸福都是它的真正的最高价值目标、终极价值目标。由此，所谓“大家好”，自然也就是公民的普遍幸福。

　　毋庸赘言，既然“主义”实际首先是一个标志着终极价值、最高价值、首要价值的范畴，既然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最高价值又正是在于公民的普遍幸福，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不说，所谓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再来看十七大报告，就会发现，十七大报告的最重要的理论精神，实际就是确认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一理论观念。因为报告讲得很明确：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造福人民。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也正是为了造福人民。这就将人民幸福(即公民的普遍幸福)明白无误地放在了党和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目标、最高价值目标的崇高位置上了，因而也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理论观念。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十七大报告给予我们的正确回答(汪洋：十七大就是要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更好)，也正是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所取得的一项最重大的理论成果。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极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更大、更彻底的思想解放。

　　二、从结构社会主义转向功能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这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也是—个功能主义的命题。

　　这是因为，对于人类来说，某物的功能，就是它的价值所在；反过来说，某物的价值，也正是在于它所拥有的对人有用的功能。

　　这就意味着，我们判断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标准，只能有一个，就是看其是否具有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功能，即看其是否能够给最广大人民带来最大幸福。凡是能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的，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反之，凡是不能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的，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讲的实际就是这个意思。黑猫白猫，抓住普遍幸福就是好猫，就是社会主义的猫。这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或者也可以叫做功能社会主义。

　　与功能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就是结构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功能社会主义认为在人的世界里，事物的性质在于它的功能，而不是在于它的结构，因而主张着重从功能角度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结构社会主义则认为，事物的性质在于它的结构，而不是在于它的功能，因而主张着重从结构角度给社会主义下定义。

　　那么，功能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究竟哪一个是正确的呢？我们举一个医院的例子来看一下。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能是功能社会主义。只有始终坚持功能社会主义的方向，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普遍幸福，才有可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否则，按照崇拜某种结构而忽视人民幸福的所谓结构社会主义的思路走下去，我们的思想就会僵化，甚至是走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反社会主义和反现代化的邪路上去。

　　进一步看，既然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在于它的功能，那么真假社会主义自然也就是可以通过实践而获得检验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真假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实践直接检验的是功能，间接检验的是结构。通过实践的检验，如果某种结构确实能够给人民带来普遍幸福的话，那就是证明了它确实是具有普遍幸福主义的功能的，因而这种结构自然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结构。反之，如果某种结构被吹得天花乱坠，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却发现它并不是造福人民的，而是祸害人民的，那就是证明了它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功能，因而这种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结构，自然也就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结构。

　　由此，我们再来看，十七大报告究竟是怎样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呢？显然，它并不是按照结构社会主义的标准去证明的，而是按照功能社会主义的标准去证明的。如果按照结构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现在非公有制经济已占60%以上，这就只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报告所大力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作用，并以此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正是在按照结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证明这一点。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认识到，一个社会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实际并不是在于非公有制经济是否占据多数地位，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普遍幸福。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非公有制经济占据多数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也完全能够实现、增进和保障人民的普遍幸福。这在中国是这样，在各发达国家和地区，自然也都是这样。而这种社会主义，就是新社会主义。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所谓第三次大争论，实际主要地就是功能社会主义与结构社会主义的一场大争论。所谓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实质上也正是要从结构社会主义的“左”倾僵化观念中彻底地解放出来，从结构社会主义彻底地转向功能社会主义，从而真正地做到从实际出发为人民谋幸福。以“猫论”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功能社会主义，而不是所谓结构社会主义。功能社会主义的原则应当贯彻到底，而不是一碰到所有制结构这类问题就缩回去了。我们需要的是彻底的功能社会主义，而不是半途而废的功能社会主义。只有彻底的功能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

　　最后，这里还应说明的一点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按其实质来说只应是功能社会主义，实际并不是不重视社会主义结构，而是要从功能角度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结构，从而尽可能地避免因误解而导致的重视假社会主义结构、忽视真社会主义结构的方向性失误，并由此而使真正的社会主义结构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建构。

　　三、全面展开对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十七大报告把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温家宝总理还在十七大期间特别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解放思想，就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实现全面的思想解放呢？我认为，只要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功能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这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理念，我们就能够以高屋建瓴之势，势如破竹地全面展开对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并由此而实现最全面、最彻底的思想解放。在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1、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价值？毋庸赘言，既然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自然就是普遍幸福主义的价值体系。既然如要实现公民的普遍幸福，那就必须使广大社会成员能够普遍享有效率、公平、富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正义、民主、自治、和谐等等基本价值，那么，所有这些惠及全体公民的基本价值，自然就都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而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的基本价值。一个社会能否普及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极端重要。我曾就黑砖窑事件写过一篇题为《基本价值观决定社会走向》的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南方周末》或互联网上找来看看。从这个观点看，十七大报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空前充分地肯定和贯彻了这些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这一点，也是很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的。

　　2、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也包括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而科学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普遍幸福主义。因此，只要既坚持一切为了造福人民，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从邓小平理论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具有并不断地发展了这两大特征，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

　　3、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简要地说，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具有普遍幸福主义的社会功能的社会制度。据此，譬如，既然社会保障制度是一项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社会制度，那么，这种制度当然就是一项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制度。由此可知，十七大报告大力强调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实际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4、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毋庸赘言，既然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那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所谓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际就是具有普遍幸福主义功能的经济制度。由此定义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何以在整体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了。简要地说，这种经济制度带来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之所在。

　　我们过去曾经认为，私营经济就是少数人幸福主义的经济，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但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实际是不确切的。严格说来，私营经济实际是具有两重性的经济。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能够逐步导致公民的普遍富裕，这种现象实际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就已出现了。所以，恩格斯晚年回到家乡时，就曾惊奇地发现，当地工人家的门脸甚至装饰得象宫殿一样富丽堂皇。在西欧，私营经济的发展导致两极分化的现象，确曾存在过，但这实际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而并不是一个长期趋势。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能够逐步导致公民的普遍富裕，实际就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之所在。我们说私营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实际就是从功能上肯定了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马克思、恩格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载体，事实上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向了个体私营经济。大体说来，哪个地方的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哪个地方的人民就比较富裕。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的情况，就是典型事例。过去三十年来，我国之所以能够从普遍贫困迅速地发展到普遍小康，实际主要地就是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得益于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十七大报告提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实际就已暗含了这个重要观点。当然，另一方面，单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发展，还不可能最终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公平分配就越来越重要了。而十七大报告也正是对于公平分配给予了高度重视。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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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只要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功能社会主义、实践是检验真假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这些最重要的社会主义基本理念，我们的思想就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因而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与重要性。

　　四、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新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个好东西，但要实现这个理想，又必须有一定的条件。空想社会主义就是不讲条件，或者是靠人发善心，或者是在那里蛮干。而马克思主义则建立了一种好的传统，这就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讲条件，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呢？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终点之时，才能实行社会主义。

　　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也仍然没有发展到顶点，而且仍将拥有长期的历史活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中国消灭不了资本主义，而且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消灭资本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低估资本主义生命力的倾向，但一再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一个好传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邓小平。

　　资本主义仍有活力，问题就来了：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呢？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这里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沿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完全否认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中国现在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沿空想社会主义的思路，完全肯定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认为现在就可以兴无灭资，甚至主张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从互联网上看：双方斗争得很激烈。但这两种对立的思路又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坚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极对立的传统观念。

　　而事实上，这两条极端主义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只搞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甚至会导致社会大爆炸。只搞社会主义，没有必要的生产力基础，事实上也只能是平均主义，普遍贫困，因而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怎么办呢？人类探索了一个世纪，终于确认，办法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

　　那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结合的呢？我曾写过一篇题为《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四种形式》的文章，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形式实际非常多，但其最典型、也是最直观的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在现在的世界上，一方面，资本主义是普遍存在的，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最简要地证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实际既不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也不是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而只是新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

　　那么，什么是新社会主义呢？我们说，所谓新社会主义，就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灭亡以后的社会主义，因而也可以说是未来社会主义。那么，这种未来社会主义何时才能实现呢？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有可能一两千年以后才能实现。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积极建设的，事实上只能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式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并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而是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我们也并不是要再搞一个“三大改造”，而是仍然要沿着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现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这种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新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我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所以，我国的新社会主义又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这一点，当然也是毋庸置疑的。

　　进一步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历史时代，新式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本质组成部分了。现在的发达国家，实际都已拥有了发达的新式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把发达国家叫做资本主义国家，但现在看来，这种提法至少已在很大的程度上过时了。人类文明现在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种高度，这就是，如果没有新式社会主义，那就不可能没有现代化。所以，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小平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式社会主义。我认为，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是有世界眼光的，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之，我们现在搞现代化，既要有资本主义，又要有社会主义。既要适当地拉开收入差距，又要发展社会保障，实行自由、平等和博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实际是现代文明的两个轮子。因此，我们如要实现现代化，那就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我们过去曾经实行过所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则开始转向新社会主义。但前20多年实际主要是补了市场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课，这只是转向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而从十七大起，我们则已经是在补课的基础上，开始更加直接地转向了新社会主义。十七大的里程碑性质，实际就是在这里。

　　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能够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这是当前的一个尖锐的理论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有制经济占据多数地位的前提下实行市场经济，是能够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的。但是，事实上，在市场竞争领域内，真正应当和能够占据多数地位的，实际并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各种直接私有制经济。那么，在直接私有制经济占据多数地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又究竟能不能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呢？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首先就是要搞清究竟什么是富裕。我认为，所谓普遍富裕，应当是指个人物质生活资料领域的普遍富裕，而不是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普遍富裕。

　　这是因为，第一，如果把生活资料领域和生产资料合在一起计算，再加上一个“相对贫困”的概念，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全世界只有比尔-盖茨一个人是富人，其他60多亿人则都是穷人。而这显然是荒谬的。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将生活资料领域和生产资料合在一起计算的话，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只有将富裕界定为个人物质生活资料领域的富裕，普遍富裕才是可能的。

　　第二，更根本的是，人的物质需要，归根到底是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而并不是对于物质生产资料的需要。因此，衡量人在物质生活中的贫困和富裕最终标准，也只能是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占有水平，而不是人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水平。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在原则上确定：在今天，能够占有和享有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生活资料，就是富裕；反之，不能占有和享有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生活资料，则就是贫困。而按照这个标准来考察，我们就可以发现，由于人的物质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人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也是有限的，因而人在物质生活资料领域的富裕实际上也是有限的。人的物质富裕的这种有限性意味着，从根本上来说，先富起来的人们实际上已经不再可能再继续富裕下去了，而这种“富裕停滞”也就为后来者也都逐步地达到物质富裕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可能。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看到，按照这种实质性的贫富定义，目前的发达国家实际上已经从根本上实现了普遍富裕，而不再是19世纪那种状况了。诚然，在这种发展阶段上，人们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占有水平和享有水平也仍然是有差距的，但这种差距基本上已经不再是实质性的贫富差距了，而主要地是富裕程度的差距了。由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普遍富裕这个问题，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肯定性的答案。

　　最后，我们从以上分析中还可以看出，结果平等并不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能的。如果结果平等是指现代基本生活资料占有水平的相对均等，它就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如果硬是要把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合在一起算，它就永远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明确，占有生产资料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占有生活资料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每个人都需要享有基本的现代生活资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去办企业。企业家需要生产资料，是因为那是办企业需要生产资料。如果不是企业家，那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实际上，企业家的个人物质生活需要满足后，他办企业就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了。在这时，他办企业与文学家写小说、艺术家搞创作、学者著书立说等等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也就是说，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大家所从事的工作，就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的工作了。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我们绝不应当树立这样一个社会标准，似乎谁占有多量的生产资料谁就富人，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则都是穷人，结果造成几乎是全社会范围的心理不平衡。如果树立了这样一个社会标准的话，我们的社会和文明就会被拜金主义所毁坏。

　　由此，我们也应当进一步地明确，所谓“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实际只应是指个人基本生活资料占有水平方面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而不应当把生产资料也计入在内。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每家都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了。我认为，撇开具体细节方面的出入不谈，恩格斯的这个话，无疑是表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而从这个观点来看，既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在个人基本生活资料领域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到普遍富裕的大发展，那么我们也就不能不说，改革开放的道路，实际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康庄大道。

　　六、关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灭剥削方式的特殊性

　　以上讲到了结果平等、共同富裕。那么，进一步看，实现了消费资料的结果平等、共同富裕是不是就是消灭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剥削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应当搞清楚：究竟什么是剥削？传统的定义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但这个定义过于宽泛了。剥削的实质，实际上是无偿占有他人用于生产个人必要消费资料的劳动。举个例来说，某人一天需要吃一斤粮食，他平均每天也能生产一斤粮食，但他生产的粮食却有一半被人无偿占有了，结果他就饿肚皮了。这就是剥削。剥削之所以遭人恨，也正是因为他使被剥削者受苦了。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知道，所谓消灭剥削，实质上就是要让劳动者重新占有他所生产的全部必要生产资料。

　　进一步看，消灭剥削，又并不等于消除贫困。一个不受剥削的个体农民，也有可能处于赤贫状态。但是，如果能在个人消费资料领域内实现了脱贫致富，那就已经是消灭剥削了。因为，在这时，劳动者用于生产个人消费资料的劳动已经被他自己所完全占有了，因而所谓剥削的问题，也就不复存在了。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灭剥削实际并不等于消灭资本家，而是等于把资本家变成没有剥削的资本家，即变成拥有生产资料经营支配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消灭剥削以后，还会有许多这样的大中小资本家，特别是还会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大资本家，而且仍然是很需要大批的资本家。在这时，“资本家”一词的内涵，也就变成“为社会服务的资本营运专家”了。

　　所以说，现在的资本家根本不用害怕“消灭剥削”。消灭剥削实质，就是要善待员工，就是让他的员工们也都能够享有现代文明时代的正常生活水平，而自己则仍然是一位资本家。

　　由此亦可知，邓小平的计划实际就是：21世纪中叶消灭剥削，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拥有大批社会主义资本家的标准的新式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七、如何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

　　如何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这是这次改革方向之争中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主要靠两条，一是实行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二是实行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公平分配。去年年底，我曾经发表一篇访谈，我在那里提出，所有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今后的改革重点，已应转向分配制度改革。也就是说，从制度角度看，今后实现公民普遍富裕的主要途径，就是实行公平分配。我相信，这也正是当时中央的意向之所在。

　　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点，并不在于在市场竞争领域内发展公有制经济，而是在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这是因为：

　　1、在国家干预下，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的逻辑己在某种程度上失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已经可以直接来源于国家和工会，这就使它的独立发展能够成为可能和现实。马克思那时强调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是因为那时没有国家干预，国家基本上只是一个“守夜人”，这样，自然就是谁掌握了所有权，谁就拥有了分配权。而进入20世纪以厉，特别是

二战以后，国家已经在愈益广泛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了，国家权力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分配权，国家法律框架内的工会也可以拥有相当大的参与分配权，这就使人们已经有可能不再是通过改变所有权，而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力量推行的公平分配，而逐步地实现公民的普遍富裕。

　　2、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决定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就是说，当国家政权和工会推行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的时候，它们不仅是改变了分配制度，而且同时还创造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间接公有制。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呢？

　　首先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实现。所以分配制度也决定所有制。

　　其次，举例：1000万。百分之五十。

　　目前世界上间接公有制发展程度最高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经过公平分配，把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剩余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了，这就确立了社会主义间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因而他们的经济制度也已主要地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了。

　　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实质上也正是大力发展通过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而实现的间接公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一切生产、交换领域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税收和财政而

为人民服务的，都是可以因此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分配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的一部分的，因而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

　　3、从另一角度看，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与着重发展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生产领域的公有制经济，而且还包括分配领域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包括社会主义的税收和公共财政。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展分配领域的公有制经济，更已成为了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心环节。在这时，是否着重发展分配领域的公有制经济，就成为了真假社会主义的试金石。而我国现在就是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由此，我们再来看十七大报告。在经济方面，十七大报告的最大特点，就是从重视所有制转向了重视分配制度，就是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所有制改革转向了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走上了主要依靠发展普遍幸福主义的分配制度来实现人民的普遍富裕的新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而这种新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道路，也就正是世界各国赖以实现现代化的共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正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八、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新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还没有定型，还要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得到坚持和发展。

　　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一点也不轻松。虽然我们在以往的三十年中已经通过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未能取得不可逆转的决定性胜利。中国现在仍然是在十字路口上。未来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改革避免权贵资本主义、早期资本主义的前途，争取最终实现中国新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

　　在这一历史时刻，十七大就显得非常重要。十七大开得非常好，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大有希望。十七大后，最重要的是落实。而在落实之中，我认为，改善民生、发展民主和普遍树立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最重要的。历史是合力的产物。团结就是力量，就是胜利。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创造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