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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讲坛:美国政府管制的启示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09日 14:35 南方网

  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九期

  主题:美国政府管制的启示

  主讲人: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 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时间:9月23日(星期日)晚上19:30——21:30 

  地点: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第一教学大楼1-206教室。

  联系电话:85216107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网上直播:南方网

岭南大讲坛:美国政府管制的启示

主讲人:张宇燕(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持人:林伟健(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

  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学期华南师范大学文化素质大讲堂又开始了,今天我们文化素质大讲堂有幸请来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九期进入我们这个大讲堂,今天在我们大讲堂上的主讲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授。张教授今晚的讲座题目是“美国政府管制的启示”。今天晚上出席讲坛的嘉宾有: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蒲弥先生,广东省社科联科普办主任陈杰珍女士。现在有请李蒲弥主席上台致辞。

  李蒲弥:尊敬的张宇燕教授,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晚上好! 岭南大讲坛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一个公益性讲坛,其宗旨是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和谐文化、普及社科知识、提升社会理性。岭南大讲坛目前我们一共启动了五个系列。一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学术论坛;第二个是公众论坛,公众论坛我们是逢周六都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开讲,公众论坛主要听众还是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第三个是地市论坛;第四个是巡回讲坛,就是到各个市、各个地方巡回演讲;第五个,我们开设了艺术讲坛。

  今天晚上在这里举行的是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第十九期,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宇燕所长给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美国政府管制的启示”。张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协会会长、中国亚太协会副会长、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1986年以来,先后在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芬兰赫尔辛基联合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所任访问研究员,199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1992年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系访问学者,1997年至1999年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管领事。1999年至2002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秘书、研究员,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所长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出版的著作有:《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经济学与常识》、《说服自我——经济学杂文集》、《共享繁荣:世界经济的现状与未来》、《全球化与中国发展》。

  在这里我代表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对张所长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地感谢华南师范大学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们这次岭南大讲坛·学术论坛能够顺利开讲,与他们给予的各方面支持是分不开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长期支持我们工作的新闻媒体和各位嘉宾,以及我们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同学和老师,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宇燕教授给我们做学术报告。

  张宇燕:大家晚上好!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到广东跟大家一块谈一谈美国政府的管制问题,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研究之余也有一些心得,今天到这里来也是跟大家分享,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美国政府的管制,我们一般有一个错觉,以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搞得较好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不说它最好了,也就是说它的经济是非常自由的,自由市场嘛,觉得它的经济是非常自由的。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先说一说什么是政府管制吧。政府管制和经济政策不太一样,我们看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利息率提高或者降低,包括一些税收,这些都是政府的政策。政府管制讲的是什么呢?政府管制是介于法律和政策之间的那些规章制度,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红头文件,食品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上市,汽车尾气的排放量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这些都是属于政府管制的范畴。

  我先讲一个比喻吧。我们理解或者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把它看作是一个什么呢?把它看作一条船,这条船要驶向一个目标,这条船能不能最终达到那个目标,到达它的目的地,取决于什么呢?大家想一想。首先是取决于天气。我们说天有不测风云,巨大的台风就有可能把船刮翻,所以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二个因素是取决于船长以及整个的船员。船长下命令,怎么来驾驶这条船,遇到了突发事件怎么应对,这是船长和他的船员。第三取决于这条船本身的设计、结构,用什么材料制成的,这个设计本身合理不合理。在这三个因素中,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比如说天气,人类无法控制。

  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防部专门雇佣了一帮著名的学者,绝顶聪明的一些人,干什么呢?去预测天气。其中有一位后来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在座经济系的学生可能知道,叫肯尼思·阿罗,当时他还是年轻人,受雇于美国国防部,他是数学家也是经济学家。预测天气时他们发现,一个星期之后的天气那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想预测一周之后的天气,基本上是胡说。这帮人联名给美国国防部写了一封信,在信里就说到我们预测不了天气,我们说了就等于是瞎说。最后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位将军给他们回了一封信,你们说的完全正确,但是我现在需要十天之后某某战区的气象预报,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尽管气候不可预测,但是预测本身在经济学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不预测,就意味着你是完全还行进在黑夜里,如果你预测了,至少对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有一些准备。我先讲一下气候的问题,总体来说它是不可测的。船长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很大,如果有兴趣的同学,或者是老师,可以去看一下《美国九十年代的经济政策》这么一本书,很厚的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大概是一百万字。还有《美国八十年代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政策做了一个系列的总结,例子也是书中的,就是说美国的经济是一条船,船长是总统,他可以做很多书,但是也受制于气候、天气,同时也受制于这个船体本身的结构。船体的结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说的政府管制。

  美国的政府管制通过各种各样的条例,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也是一开始我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同时它又是一个政府管制非常细腻的国家。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抽水马桶,抽水马桶水箱里放多少水,这个事在美国是有联邦条例规定的,抽水马桶水箱里的水不能超过1.6加仑,这是美国联邦条例规定的。还有一个例子,美国的水果,我第一次去美国,到他们的商店里购买水果,买西瓜,美国卖东西很有意思,和中国不太一样,中国卖水果都是按照重量称的,多少钱一斤或者一公斤,美国是按照数量卖,一个、六个、一打是多少钱,卖西瓜就是一个西瓜多少钱。我记得一个西瓜是三美元,当时一堆西瓜我们就在那儿挑,就想挑一个大的,挑了半天我们觉得西瓜都差不多大,我当时一个感觉,可能美国有某种高科技,使得种出来的西瓜都差不多大。但是过了许多年,通过研究,看各种各样的文献才发现,美国的水果到超级市场上,大小是有规定的。美国农业部规定,水果大了不行,小了不行,专门有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到了超级市场看到的水果都是差不多大,那大的水果和小的水果干什么去了,一部分做果汁果酱,还有相当大的部分被销毁了。这就是美国的政府管制,它管得非常细,这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张宇燕:美国政府管制的机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内阁,现在大概是有17个部,国务院是第一个,外交部赖斯,大家都知道,那位黑人女士,现在是国务卿。接下来有财政部、司法部、教育部、卫生部、退伍军人部、商务部、内政部等等一系列,九一一之后成立国土安全部,这些部门加起来是17个。这些部准确来说,是承担一部分政府管制的职能,但是主要还是内阁成员,它的部长都是随着政府的首脑,也就是总统,一届总统当选了,他就来任命一帮子的部长,这些机构不是政府管制的机构,或者至少不完全是政府管制的机构。

  那么政府管制机构是什么机构呢?是另外一些机构。比如说它的环境保护署,类似于我们的环保总局。还有其他比较重要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委员会,类似咱们的药监局。新药发明要申报,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检测,食品的质量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还有美联储,类似于我们的中央人民银行,原来是格林斯潘。美联储也是一个联邦的独立机构,这个机构的主席是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任期比总统的时间长,要撤他很难,但是你可以提名。内阁可以辞职,比如说拉姆斯菲尔德,仗打到那个样子,总得有人承担责任。美联储主席讲的每一句话都被人盯着,从他的表达里都想绞尽脑汁看能不能抓到蛛丝马迹,看一看美国的货币政策往哪一个方向走。美国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觉得你听懂了我的话,那你一定是误解了我的意思”。为什么呢?他就没有打算让你从他的讲话里知道将来是涨利息还是降利息,这些机构非常重要。美国还有一个证监会,专门管金融市场。

  像这样的机构非常多,在美国有四十多个。美国还有能源委员会,管能源的,前一段时间加州发生了大的停电,电既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同时又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福利,所以美国政府对电力公司管制得比较严,电力公司属于公用事业,谁来管呢?就是美国的联邦能源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联邦通讯委员会,最初是管频道的,你要办一个电台,他要办一个电台,这个频道怎么来分配,谁来定,是公开拍卖还是怎样的,得有一个机构来管,这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来管。这些机构制订的政策,既有政策的性质,又有立法的性质,这个机构本身就是联邦的行政机构,所以美国政府管制的这些机构,它是一身兼三职,既有行政的味道,又有立法,同时还有司法,它还执法。所以美国的监管是非常非常细腻、严格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效的市场经济,一定是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之上的,没有法律规章制度,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市场是不可能有效运转的,而美国的监管程度之高、之深,我刚才举的例子,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

  刚才说到了监管的这些机构,还有另外一个机构,刚才我说的,这个机构叫什么呢?英文叫OMB,就是预算与管理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哪儿呢?被设在白宫,美国白宫下属的一个办公室。但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他是正部长级,这个机构的权力非常大。他管两件事,什么事呢?第一美国所有的预算是由这个办公室提出的,总统的预算,你看叫预算与管理办公室,总统的预算是由这个办公室提出的。美国非常有意思,总统提出了预算,国会去通过,国会只能通过或者不通过,多数人认可就通过,多数人不认可不通过,那行,我再提一个预算。预算与管理办公室,总统的预算是由他提出来的,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的财政数量是占他们GDP的20%,中国中央政府的预算占我们GDP的比例不到20%,美国底下县、市的政府预算全部加起来,占到他们GDP的35-37%,远远高于中国。美国十块钱里就有四块钱是中央政府花的。这个机构不但管预算,还管一件事,所有政府管制,所谓红头文件,这个东西都要经过谁来审定呢?都要通过这个办公室来审定。

  你想一想,美国每年有这么多的政府管制条例,多少呢?每年通过的各种各样的监管条例是4500个。在过去的25年间,通过了多少呢?大家想一想,几万个条例,打印出来,他们说是几十万页。美国一年通过一百多部法律,一届国会是两年,一年的政府管制条例是4300-4500个,你想想作用是非常大的。为什么美国的律师发达,律师就是帮助你解读这些政府条例,出了事之后你怎么跟政府打官司,怎么钻空子。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比重,大家猜一猜有多少,占全世界律师的1/3以上,美国的人口是三亿,只是世界人口的不到5%,它的律师数量占世界数量的35%,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管制条例太多了,需要律师去做这些事。大家记住这个机构,就是预算与管理办公室。这个机构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人说预算与管理办公室是美国的一个超级政府,有人提出要改革它,但是这套制度,大致来说还是比较有效的。

  去年法国前总理诺思潘经济顾问访华我们聊起来,他说欧洲现在就在研究美国的OMB这个机构,欧盟最后也好像要参观这个东西,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要学习美国,这很有意思。这些机构,我刚才说了四十几个机构,可以搞联邦管制条例,同时又有一个机构来审批、审核。另外一个权力,你以前通过的这些条例,我可以废除,宣布无效,或者是要求你改变,这就是美国整个管制机构的机制。

  说到经济政策,美国政府管制和经济政策是有区别的。政策是一时的,出了事马上就弄,而管制条例一旦出了以后要改变它是非常难的。利率可以今天涨明天跌,但是那个条例一旦产生这就很难了。我刚才介绍说我研究制度经济学,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制度惯性”,也就是说这个制度一旦确立了,你要改变它就难度比较大了。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例子,这是英国的例子不是美国的例子。英国的议会辩论,进到议会里边上有一个台阶,从这儿下来拐一个弯再下来,是一个木制的扶手。结果有一个新当选的议员,有一次从那里走,发现那儿老是站着一个工作人员,他就不理解了,问那个人站在那里干什么的,其他一个人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问老议员说我当议员时那个人就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那就查吧,后来一查才知道,二百年前议会刷了一遍油漆,刷在扶手上的油漆老是不干,这些议员从那里经过老是擦在手上,于是临时雇了一个人站在那里提醒大家,这个位置一站就站了二百年。也就是说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有了一个惯性,就成为一个职务就拿工资了,就有既得利益在里面了。

  政府管制是有惯性的,政策是可以经常变的,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货币政策、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这是几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这里面有一个大的问题,最近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汇率政策,美国一再强调人民币高估,要跟我们谈一谈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本身就可以做一个讲座,中美之间的七大问题,这是其中之一吧。还有经济管制、健康与安全管制、金融管制、反托拉斯、社会保障、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债务政策,这11个所谓的美国政策,是《美国九十年代经济政策》书中提到的美国经济政策的内容,这里面的经济政策实际上它已经包含,这是广义的经济政策,包括了我刚才说的那些政府管制内容,比如说金融管制、反托拉斯、社会保障等,实际上已经把那些管制的内容都放进去了。

  属于政府管制范畴的内容,经济管制、健康与安全管制、金融管制、反托拉斯、社会保障政策。我说一下反托拉斯吧,实际上这是一个反垄断的机构,他们有一个反托拉斯法,真正执行是美国的司法部。美国的机构很有意思,说起来是司法部,但是实际上它管的那些事和咱们的司法部很不一样,他们司法部部长的名字也很有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总检察长",提起公诉是他来干,比如说微软美国说它你造成了软件行业的垄断,怎么办?我来起 诉你,谁起 诉呢?美国司法部起 诉,它有一个检察机关的含义在里面。还有美国的财政部,这个部也很有意思,我和中国财政部的一些朋友一块聊天,现在不是有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嘛,我们财政部跟他们财政部对话,对话完了之后私下说美国财政部很有意思,除了不管财政,什么都管,反垄断要管,贸易政策要管,美元的汇率政策是美国财政部管,而这个职能是我们中央银行管。

  大家要注意,美国的机构名称可能跟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一说到“全国”,我们可能觉得是一个全国机构,但是在美国绝大多数是一个民间机构,那什么是政府机构呢?说到联邦,前面只要加联邦什么什么,这一定是政府机构。

  刚才举了马桶的容积和上市水果的体积这两个例子,还有就是影响企业的条例数量。美国你要办一个企业,雇佣人数五个人以下,规定你要做到的事可能是十条,如果雇佣人数超过十个人,适用你的条例可能变成三十条,如果超过五十人可能就是六十条了,超过一百个人可能就是一百条,如果五百人可能是上百条的条例,各个部门都要找你。所以美国的企业越大,管束你的条例就越多、越强。大企业面对这么多条例的约束,所以它的人工成本是非常高的。最近在美国商务周刊上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中国有一个汽车公司,奇瑞公司,生产奇瑞汽车的,和美国克莱斯勒公司联合生产,挂他的牌子,结果美国人就非常担心,说美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没法竞争。奇瑞企业生产线上的一线工人,小时工资大概是72美分,而美国汽车城底特律工人工资一小时,加上各式各样的福利,大概是72美元。

  美国有58个行政机构,因为你要管制就一定要付出成本,你得雇人要花钱,这是工资一块,还有你的所谓行政成本,一旦管制你要干一件事就有时间,要填表申请等等所有加在一起,美国经济学家计算管制成本在2001年是8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4%,管制成本是相当高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每年的收入大概是2500亿美元左右,光律师事务所的收入就有这么高,管制的成本是8000多亿。

  联邦政府的管制人员到2001年的时候是13.2万人,这个数量比1976年高,但是现在是比较稳定了,大概是在12万人左右。联邦管制人员,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央政府的管制人员有多少?中美之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比较,他们管制人员的数量是相当多的。有一次我听广播,我坐在汽车上听广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英语节目,他采访了美国的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学者吧。他到中国来访问,记者就问他,他是搞环境保护的,记者问他中国的环保怎么样,他说不行,差距很大,还有污染什么的,问他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儿,他说主要是因为你们政府的作用太小了,人数太少了。当时那个记者听了之后愣了一下,又问了一遍你是说这个意思吗,回答说是这个意思啊,美国环保署大楼工作的就有五千多人,你们环保总局正式编制才一百多人,美国政府的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流行一个PPT,有一组照片,是对比的,中国政府大楼很大,这个县政府、乡政府这么漂亮,美国的州政府、市政府都那么小,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政府规模太大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我们在开会时也把这个东西打在墙上,说你看中国政府规模太大了,后来我说你这个照片里少了一张照片,哪一张照片呢?就是十几年前美国出了一个大的案件,几位所谓恐怖分子,愤世嫉俗的人,这是美国人,他们制造了一次爆炸行动,炸了俄州的一个联邦政府大楼,一次炸死150多人,震动非常大。后来我看到那张照片,很让我吃惊,联邦政府大楼,比如说就是屏幕这么大,它炸掉了这么一角,也就是1/20吧,炸的是楼的一角,炸死了150个人,就是1/20楼的体积,还是单面,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炸到,这说明什么呢?美国政府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小。

  大家能想象吗,美国联邦政府在加州派驻的人员有多少人呢?在联邦中央政府拿工资的人是30万人。这个数字我当时看到非常吃惊,一些机构本来是政府机构,后来说算了,你们拿我们政府的合同,类似我们的事业单位,实际上都是靠政府吃饭的,这一部分总数,美国所有拿政府工资的人员,占整个就业人口的15%左右。一个国家的就业人口大概是总人口的一半,我们现在13亿,就业人口大致是6亿5千万,按照美国的比例,15%的话,如果中国也是这么一个规模,中国的官员得是多少,不得了的数字,我看接近一亿了。

  大家要破除一个观念,认为美国政府是一个小政府,不是的,越发达的国家它的政府规模就越大,支配的资源就越多,美国也毫不例外。美国2001年当年生效的是4000多项管制规章,1976年到2001年,每年平均是5300项,共13.8万项,打印出来是140万页,这些数字都是惊人的。

  我想要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自由市场,没有政府管制就没有市场,我跟大家反复阐明的就是这么一点,建立市场经济主要的是建立起规章制度。越是发达的市场,它的政府管制就越细腻、越多。哲学家卡尔波普说过一句话,你限制得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这个话听起来有一点矛盾,怎么限制得越多就得到的越多呢,实际上你限制得多了,没有限制的东西你就可以完全享受,他这个话是很有辩证法的。讲到这里我特别有感触,美国的管制是非常细腻的,你是不敢随便违约的,破坏规则马上警察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我在美国开汽车,觉得在穷乡僻壤的地方,因为树大没有看到红绿灯,走了没有三分钟,警车就拉着警灯过来了,他们的警察也是必须客气的,我说我确实没有看见,树枝给挡住了,他看了看,说你还是外交官,说哪儿的,我说中国的,警察还不错,说这样很危险,不遵守交通规则很危险,下次注意。规则的确立和执行,这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非常有效的前提。

  另外市场力量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在于有效的政府管制。我们最近还听说放松管制,特别是经济学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普遍的说法就是放松政府管制,听起来好像是政府管制越来越少、越来越松,执行的力度越来越小。实际上不是,所谓放松管制是更有效地管制,而不是取消管制。美国政府的管制和国际关系都是有很密切的联系。学经济的同学都知道,有一个叫巴塞尔协议的,是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主要的发达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十个发达国家在瑞士的巴塞尔通过的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主要是强调对银行的监管。巴塞尔协议里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今天中国的银行也在实施,就是说银行资本的充足率,就是说你这个银行吸收存款再贷出去,你银行得自己有资本在里面,这是银行资本的充足率,要达到多少呢?达到8%,这就是在巴塞尔协议里规定的。

  这个协议的产生,当时是有一个债务危机,美国大的商业银行把钱借给拉丁美洲国家,结果他们还不了,就出现了债务危机。银行你想想就面临着亏损,作为任何一个银行家,都想把损失转嫁到储户的身上,转嫁给企业,提高利率,美国的企业要贷款就要提高利率,因为他另外一边亏损了嘛,对储户就要压低利率,把损失转嫁给市场。市场就不干,市场说你亏损了你不能转嫁给我,要求通过法律严格地监管银行,让它不至于做风险很大的投资。这个时候美国的银行提出来,如果你强力地监管我,最后导致日本银行、德国银行等跟我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就会有优势。银行监管的体制怎么确立呢?美国说,那好我们把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全都找来,通过一个国际监管协定,既监管了美国,同时也把其他国家的这些银行监管了。这就是所谓的巴塞尔协议最初产生的原因。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监管不仅仅跟国内有关,而且跟国际有关。

  另外我想补充的,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美国的体制是比较发达的,但是这种发达的体制我们今天看到的,它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经过了很多年才形成的。在一百多年之前美国的制度之混乱、政治生活腐败程度之高,那是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当时美国的竞争,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我当时看了之后永远都忘不了。当时有一个美国所谓的企业家到农村去收购老鼠,大概一两美分一只老鼠。根据老鼠的大小,他收购了几百万只老鼠,然后装在笼子里,放到船上,开到纽约的码头,停在那里,然后租用了一些商店,在那里要把老鼠夹子运过去,笼子打开,几百万只老鼠一下子钻到曼哈顿岛上,这边就赶快卖老鼠夹子,一次就赚了二十多万美元。当时的这二十多万美元,相当于现在几千万甚至上亿,这就是当时美国的情况。他们所谓的政治腐败,他们所谓黑手党、黑社会的控制选举进程,谁当选,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都不是改选票,觉得改选票太麻烦了,你想竞选两个人,他们希望这个人上,最后另一个人上了,那要改选票得是多少选票啊,现在就改名字,反正得票最多的人就是我想选的人。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那时的一段历史,《城市的耻辱》这本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本书。当时南北战争打完了之后,很多退伍军人有的受伤了,怎么办呢?当时就有一个人,好像是类似于民政部的官员,专门管福利的,他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干什么呢?说你们要跟政府打官司就找我,我来负责帮你们跟政府打官司,但是打赢了之后政府补贴给你的钱,比如说你断了一条腿,补你的钱我要提60%,甚至70%。为什么呢?因为他同时又是政府官员,又成立一个公司来跟政府打官司,实际上就是跟自己打官司,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他们给议员的钱都是公开拿现款去的,修铁路等都是要地方议会通过,大的资本家拿着钱在那里一放,先给15%,通过之后剩下85%付给,如果没有通过,对不起后面不给了。后来大家说给钱这个事不太好吧,那就不给钱了,给股票吧。

  美国的腐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查我的文章,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特别是很多同学愿意把中国和美国,或者把其他国家和美国做比较。做比较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能够仅仅用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美国做比较,要历史地看待,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不能用文本中的美国,你看看宪法、条例都讲得很好,因为文本和具体的实践是不一样的。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美国有这么多政府机构,通过条例、通过规章制度来规范经济行为,说得都很好,但是背后是什么东西呢?背后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他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些利益集团都是想使得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每一个管制条例实际上背后都是不同的集团在那儿竞争的结果。

  经济学界经常讨论一个题目,美国有一个关于糖的管制条例,这项管制条例把美国糖的消费标准提得非常高,结果是使外国的糖要出口到美国那是非常困难的,外国的糖到那儿去达不到他们的标准。为什么会有这些条例呢?说起来都是冠冕堂皇的,说是为美国人的健康、福利,实际上背后是美国生产糖的这一帮人,比如说甜菜种植者、南部的甘蔗种植者,他们之间结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去游说政府,通过一个条例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是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经济,管制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每一项管制的背后都是有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那儿争,他想用管制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张宇燕:刚才我说到了巴塞尔协议,还有比如说知识产权。我并不是反对知识产权,但是知识产权这个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在美国你的药品要到他那儿卖,得通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检测,如果你想通过他的检测那是非常困难的。要产生一个新药,美国投资至少是十亿美元,等的时间至少是七年,大家想一想,十亿美元是多少钱,七十多亿人民币啊,而且你要等七年,中国哪儿有药厂能够投十亿美元,等七年啊。药品分子式的保护权,就把很多药品排除在外了。美国生产的药,一片生产成本可能是几美分、十美分,但是卖十美元一片。美国这些药品的管理条例保护的是大的药品公司的利益,现在我们加入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但是有一些国家已经说要退出这个条例了,因为他支付不起这些成本。

  任何一个管制都可能是非中性的,这里有一个概念,中性管制和非中性管制。什么是中性管制呢?这个管制条例出现对所有的人都是同等适用的,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山东来的同学,山东曾经有一位省主席,叫韩复榘,这个人是一个大老粗,有一次他恭维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他说蒋委员长说的事我都同意,但是有一件事我有疑问,什么事呢?蒋委员长说以后所有的车、人都靠马路右边走,那左边谁走啊?像这样的规定就是一个中性规定,因为对我们来说无所谓,你说靠右走我们就都靠右走,定下来之后整个的通行效率就可以提高,这种规定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大家享受到的好处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中性的管制。

  还有一部分,或者相当多的一部分,是非中性的管制,就是这一个管制条例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美国政府的管制条例相当有一部分是非中性的,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最近美国一个丑闻,涉及到美国共和党的一位著名的参议员,他在九一一之后提议要通过一项法律,什么法律呢,就是说美国的反恐战争要往中东运送物资、军火、人员,这些运输的船只公司一定要是美国的公司,或者说美国持有85%以上股权的公司才能负责运输,他说这样安全,用外国公司的话危险很大。听起来是为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但是有人就开始琢磨他了,为什么他提这个议案,后来一调查,他的主要赞助商,给他钱的这些人,都是这些公司的,大的运输公司给他钱,所以最后这个事出了一个丑闻。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保证了美国政府的有效运行,但是即使是这样,相当多的管制是非中性的,对不同的人、不同的集团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想在这里跟大家提一下的。 最后我再谈一点我对美国的理解。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学者,也是外交官,叫乔治·凯南,他曾经做过美国驻苏联使馆的参赞,四十年代他写过一个著名的电报,发回给美国国务院,最后这封电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美国当时重要的杂志“外交季刊”上,现在已经是双月刊了。文章的题目是“苏联行为的根源”,他基本的想法就是遏制苏联以及苏联的盟国,这篇文章形成了美国冷战整个的政策,也就是遏制战略。看了这篇文章我的感触很深,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一部分,叫“美国行为的根源”。

  我们怎么理解美国呢?我概括了一下,。第一,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宗教情结很强的国家,拥有强烈的宗教热情的这么一个国家。美国人是信仰上帝的,55%的人认为自己是信仰上帝的,而这55%里的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高达70%。现任总统小布什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几个候选人站在那里,有一个主持人就问候选人,你们都要竞选总统,说一说你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是谁。有的说是洛克,有的说是霍布斯,问到小布什,小布什说是耶稣基督,当时大家愣了一下,又问了一下,他还是这样回答。后来他当选总统,很多人采访,说当你看到他们辩论时,小布什说到耶稣基督,你们怎么想。很多人说我一听他谈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搞政治哲学的人,一旦提出当时很多观众就说我要投这个人一票,什么意思呢?美国人的宗教情结是非常强的。小布什他自己说宗教改变人生、宗教决定人生,最近有一个小布什的信仰历程,这么一本书,专门讲他的宗教情结,这里面还有很多例子,我不说了。美国历届总统几乎都是基督教的,个别例外,只有一个天主教徒就是肯尼迪。美国宗教情结是非常深厚的。

  张宇燕:第二,美国是党派政府。美国这个国家完全是集团政府、党派政府,我把意思大概说一下,不细讲了。党派政治,各种组织,美国人特别愿意结社,各种各样的组织在一起,互相竞争,而且他们的政党当选,产、官、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所谓旋转门:你今天是公司的老板,明天可能就到政府里当部长了。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鲍尔森,原来就是大证券公司的老总。那么学者呢?比如说现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的著名教授约瑟夫·奈,曾经当过国防部的助理国防部长。还有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原来的助理国务卿,包括赖斯,赖斯原来是研究冷战的,我看过她写的论文,相当不错。当然她现在从政了,马上布什就到任了,她想回原来的学校,可是原来的学校不想要她了,说她从政了,离开学校这么久了。她的钢琴也弹得相当不错,但是她参加全美比赛,看见有几个人弹得她可能再也超不过了,所以她不再弹了,当然她也说了,适当的时候可以表演一下。

  有一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说判断一个经济学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对政策和对政府管制的批评,批评得越猛烈就说明他水平越低。为什么呢?因为每一项政府管制条例的背后,每一项经济政策的背后,实际上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在那儿讨价还价。实际上经济政策、经济管制,它是一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结果。我在这里就说一下,美国是一个党派的政治,一些事情今天在很多国家都是违法的,但是在美国是合法的。比如说新当选的总统可以任命大使,这些大使他任命给他的朋友,在竞选中出了力的,有一点回馈给大家,我当总统了,咱们都是好朋友,怎么办呢,给你弄一个大使干一干,这在其他国家可能是非法的,但是在他那儿是合法的。

  我曾经问过美国一个研究机构的一位研究人员,去年我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见到他们一个机构的研究人员,我说美国政治家可以拿钱,人家谁都可以给他钱,他也可以收钱,这和腐败到底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回答。他说这个事是这样的,在美国一个人能否当选公职,一定是和钱有关,没有钱绝对当不了,因为要做竞选活动,要做广告等等。他说金钱非常重要,我说对,他说如果金钱非常重要,你又不让这个政治家去拿钱,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谁有钱谁当选,对不对?穷人肯定当选不了。他说是不是这个逻辑?如果你承认这个逻辑,问题就来了,有一些人他有能力、有意愿,愿意为公众服务,他本事又很大,但是他穷,没有钱,所以他永远没有了为公众服务的机会,因为他穷,所以要让这些人拿钱,他就有机会和那些有钱人一块,平等地机会竞选。他说,这就是我给你的回答。当然,也是有规定的,这个钱怎么花,也有严格的监督。这些事你们去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第三,实用主义。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非常强的国家,这种实用主义是进入他们骨髓的。刚才说到中美关系的七大问题之一,也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有一次我的一位领导,他到美国访问,回来我去看望他。他就说到哈佛大学见到了一位著名的学者,私下里谈中美关系,他就说了一句话,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台湾问题,结果那位美国学者就不同意,美国学者说中美问题不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中国现在付不起那个价。你看,美国人思考问题是什么呢,是从商人的角度来谈这个事情的,你付不起那个价,这就是实用主义,具体的表现就是商人心态,我是中性地使用这个词,不是说好或者坏。什么叫商人心态呢?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

  张宇燕: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非常强的国家,所有事情都可以谈判,关键是价格。

  张宇燕:西方世界都有这个特点,十八世纪初期拿破仑和英国作战,打得是不可开交,战争打的是什么呢?打的是财政,主要是打钱,看谁有钱。拿破仑打到没有钱了,就把他在北美的殖民地卖给美国了,当时是路易斯安那州那一大块土地,他的殖民地,大概是有一百五六十万平方公里,美国一看就买了,太好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美国的土地很多都是买来的,而且价格只有几千万美元,很便宜。但是拿破仑打仗是需要现款的,不能分期付款。美国联邦政府又没有那么多现款,怎么办呢?管英国人借,利率很高,怎么办呢?到英国去发行国债,把利率弄得很高。英国人觉得美国人到这里发国债,利率还挺高,就同意了。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事,但是最后这个事就干了,这就是典型的商人心态,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谈判的,关键是价格。

  我不是说谁好谁不好,这是一个中性的词,我们要看到美国整个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它的经济在今天世界是最发达的,我们要承认,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去学习。但是同时我们脑子也要清醒,我们不能学走样了,知道哪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些东西不能学习。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要学的东西要考虑到条件,什么时候它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之所以可以发挥好的效果,条件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认真考虑的。特别是今天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清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真正长期的发展,取决于有效的政府。

  最后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权力与繁荣》,作者是曼瑟·奥尔森,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他是我的导师,1998年时因为心脏病已经去世了。如果他要不去世的话,他应该是得诺贝尔奖的,他60出头吧,突然心脏病爆发,死在计算机前,他是非常用功的。也希望大家注意这个事情,身体还是挺重要。我记得当年罗纳德·克斯,八十多岁获得诺贝尔奖,人家问他获奖最值得注意的事是什么,他说活得长非常重要。

  《权力与繁荣》的中心思想,经济的繁荣取决于权力的有效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自由放任什么都不要,而是要有效地使用权力。美国现在是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是霸主,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全世界42、43万亿美元,美国是13亿美元。欧盟是13万亿美元,日本是5万亿美元,美、欧、日加起来就是30万亿美元没有了,中国去年是2.6万亿美元,占世界比重不到6%,我们任重而道远。中国在汉朝的时候,汉武帝的大臣说谁敢侵犯我,虽远必诛。西安有一个博物馆,我最喜欢去,就是讲秦、汉、唐。中国在北宋的时候,一个开封的民夫,最普通的,他一年的收入能够购买大米,按照今天1.8元到2元一斤,折合今天的价钱,四口之家,他一个人干活,可以买这些米,折成现在,相当于800美元,这是北宋的时候。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个说说的事情,宋朝的时候我们占世界GDP的40%。

  我说一点希望吧。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中国现在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我们自己的力量。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现场提问1:】张教授,刚才您说的例子,您认为美国政府的管制是比较有效的,美国政府有什么样很好的制度约束公共机构内部的这些人的行为,防止他们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求利益,有没有好的制度?可以对中国防范腐败,有没有很好的借鉴?

  张宇燕:你提的这个问题挺好。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政治家可以拿钱,可以捐款给政治家,但是你吸收人家的捐款一定要公开、透明,每一个政治家竞选者都有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收了钱之后一定要公开,个人可以捐一千,机构可以捐三千还是五千,上限规定了,收了钱之后怎么花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上面还可以查钱的来源和出处,不能说拿这些钱买别墅或者游艇,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公务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立法上要求是很严格的。

  还有就是新闻的监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最早美国的报纸都是企业家办报。后来随着读者的增多,很多读者自己购买报纸,使得办报纸可以生存下来,这时就可以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熟悉马克思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当时就是长期给美国的一家报纸写评论,很多稿费都是从美国报纸来的。美国新闻媒体对官员的监督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竞争,主要的约束是竞争。就是大家都在争这个职位,我就盯着你,我有一帮人盯着你,让你的行为有所收敛。即使是这样,美国的丑闻还是不断,经常出政治丑闻。美国是在发达国家里,几个大国比较而言,和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日本比起来,它的丑闻出的还是比较多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上美国的司法部网站,专门有所有腐败案例、规章制度、条款。

  另外还有一点,美国治理腐败,原来那么腐败,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它是很有意思的,就是降低标准。本来大家都腐败,我不是说严格要求大家,而是降低标准,在新的标准下我严格执行。包括我刚才说的可以以个人关系任命大使,但是在新的标准下严格执行。治理腐败这个事,如果把标准提得过高,结果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腐败行为,与其谁都做不到,不如把标准降低,让绝大多数人可以满足这些标准,在新的标准下加强监督和执行。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

  【现场提问2:】关于台湾问题,刚才您说美国人比较喜欢从商人心态去思考台湾问题,请问您怎么从商人心态的角度去解决好台湾问题呢?

  张宇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看过邓小平文选吗?我建议大家去好好读一读。特别是第三卷,谈到很多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问题。原文我记不太清楚了,说到台湾问题时,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当世界有事的时候就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机会”,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大政治家就是不一样,小平同志确实是大政治家。美国人说中国人付不起这个价,就是说他真要需要中国帮助他做一件什么事,真要中国帮忙了,他可以以此作为筹码来谈。中美关系现在有一个好的迹象,是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需要渐渐地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如果美国对中国的需要,大、大、大到一定程度,这时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谈台湾问题了。

  台湾问题是这样,美国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法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第五条,任何非和平的方式,包括禁运,这些都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这一块地区安全的威胁,美国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这是美国关切的事,但是什么是严重关切?如果我们要统一台湾,你是表示一个声明,是抗议、严重抗议,还是卖点武器、派点顾问,或者干脆出兵呢,这些都可以是关切,我觉得这个问题上美国采用了模糊战略,其实他也是寻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你想想,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对台湾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你一定要把这个能够带来的利益用足。这是我一个简单的回答,但是台湾问题是非常复杂的。

  【现场提问3:】刚才听您的讲座提到美国党派政治,关于“旋转门”,我们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提到旋转门,美国经济之所以那么发达,以及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旋转门,很多学者、大学教授后来去做政府官员,把自己在大学里的那一套先进的思想用于自己的政治。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呢?中国有很多政府官员,有一部分是理工科的,他们以前学的专业是跟政治管理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基本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中国也是这样,政治家提出理论,政治家实行,但是在美国好像是学者提出理论,政治家实行,您觉得什么比较好一些?

  张宇燕:首先我要说中国的体制和美国的体制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政府。美国有所谓“旋转门”,那是它的国情下发展出来的一套制度。你刚才说的,它适合美国的国情,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也有它的问题。比如说旋转门造成了一大堆的腐败问题,美国的腐败主要是跟旋转门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说过,“华盛顿是世界最腐败的首都”,他讲这一句话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旋转门,我今天是总统顾问,总统下台了我马上成立说客公司,因为我在公司干了八年,我和政府官员这些人很熟,我成立一个公司,大公司来找我,我认识他们,我就帮其他人服务,所以很多腐败也就产生在这里。

  任何事都有积极面和消极面,和当时现实的国情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国情和美国不一样。至于说你提到中国能不能搞类似的,我觉得用旋转门这个词不太好,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社科院很多学者,已经挂职到那儿锻炼了,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也丰富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有助于他的学术研究。这样的工作不是说谁学谁或者谁不学谁,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还有你提到谁提出思想谁来执行,我想一个大的想法、大的理论,既有领袖自己提出来的,同时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对这个思想的提出和形成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同时也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现场提问4:】张教授您好,刚才您提到美国政府管制机构之庞大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目光投向国内,中国政府正在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做了大手笔,请给我们解读一下中国政府的这个举措?

  张宇燕: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政府的规模大小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是结构。当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既要考虑它的总量大小,同时还要考虑它的结构。假定总量不变的时候,政府的机构有些部门,所谓结构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一些部门可能量就非常大,可能就不需要过多的人员,否则会导致效率的损失。而另外一个部门可能需要大大地进行人员补充。裁减人员就有这个意思,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从总量来说,我认为中国政府的规模大小可能还是适中的,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规模问题,而在于它的结构问题,就是该加强的那些部门要特别地注意加强。比如说环境保护问题,现在环保出了那么多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太湖又出了问题,有一些蓝藻,有水质的污染,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人员要大大补充,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司法系统的人员要充实、加强。原来我们是计划经济,后来撤销了很多部委,有些机构进行缩减、精简。还有就是食品、商品的质量,技术监督局是要加强的。

  张宇燕:我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就是该加强的一定要大大地加强。总体来说,政府现在的作用,该做的事太多了。我老想破除一个东西,好像觉得我们政府的规模太大了,不是的,我们政府规模总体来说是不足的,结构问题更大。

  主持人:张教授不仅仅是报告做得很精彩,而且问题回答得非常风趣、生动,而且人也长得很帅,张教授今天晚上的报告影响力和感染力更是超级。美国是我们都熟悉的一个大国、强国,同学们对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非常熟知,但是熟知并非真知,尤其是对美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状况,对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监控、管制并不是很了解,对这样一个复杂而且是深刻的问题,张教授今天晚上给我们做了非常生动、深入浅出的解读。张教授把美国社会经济的运行比喻为一艘大船,有船长、船员,还有船体以及天气这么几个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运行状况。尽管张宇燕教授没有当过这艘船的船长或者是船员,但是他在船上观察船体体验这种天气,用他自己的亲身感受、亲身经历,用他所做的长期研究,给我们做了很生动的解读。张教授用生动的数据说明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运行是怎样进行管制的,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制大到卫星上天、飞船升空,小到抽水马桶的容量、超市水果的大小,对社会方方面面都无所不包,可以说美国政府的管制是非常细腻的。

  张教授还告诉我们,美国是号称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无处不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张教授告诉我们,没有政府管制就没有市场经济,有效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有效的监管之上的。这些对我们都是非常有启发的,尽管美国和中国是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国度,美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们要对这些情况做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在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做深入的思考。当然张教授还告诉我们,对外国的学习应该有头脑地学习,对外国的借鉴应该是有条件地借鉴,这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启示。

  张教授今天可以说用非常好的状态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报告。大家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张教授今天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人不停步。今天刚刚下了飞机,马上直奔华南师范大学。刚才还有同学感觉很遗憾,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时间问题,我们的讲座结束之后,张教授就要马上赶到江门,明天又要神采奕奕地出现在江门的讲台上给大家做报告。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张教授来到我们这里做报告。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张教授。

  在我们今天晚上举行讲座的时候,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来了,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中秋更有情,在此我祝老师们、同学们节日愉快、万事如意。谢谢。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以上文字根据现场速记整理,如有错漏,敬请原谅!如需转载,请注明稿件来源!(图片:莫凡 编辑:林湄 速记:廖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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