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国希：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

　　共同富裕与经济公正

　　——高国希教授在上海市社联学术年会上的讲演

　　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市场经济，通常只能解决效率问题，对于社会的公正，它无能为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功地大量减少贫困，大约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但90年代后期以来的发展情况显示，仅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减少贫困。为此，探讨得力的制度与政策安排，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正，关注弱势群体，鼓励关爱与照料，减少社会排斥，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公共行政效率，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关注点。

　　贫富差距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现在国际经济秩序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并不带来经济公正。在一超多强的现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有着严重的不平等与贫富差距。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指出，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的净资产超过了世界上最贫困的41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1%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和最贫困的57%的人口收入相等，世界上5%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是最贫困的5%的人口的114倍，美国10%最富裕的2500万人收入超过全世界20亿贫困人口的总收入。1980-1996年，在美国，最富有的5%左右的人群实际收入增长了58%，而最贫困的60%左右人群的实际收入仅增长了不到4%，CEO的收入则增长了800%。这说明，市场经济，通常只能解决效率问题，它并不能解决公正问题。公正的问题要靠社会制度来保障。这也是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要备加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共同富裕是经济公正的最终目标　　　　　　　

　　社会公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赋予人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而激活和实现这种能力的基础，首先是经济上的自由，因此，制度选择和公共政策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发展的基础前提，就是公民在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富裕。　　　　　　　

　　高举共同富裕和社会公正的大旗，要求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给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社会公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赋予人民全面而自由发展的能力。而激活和实现这种能力的基础，首先是经济上的自由，因此，制度选择和公共政策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发展的基础前提，就是公民在经济上的独立，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富裕。致力于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尊重和保障全体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和权利，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人民大众所分享，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正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目标。贫困不仅仅涉及收入缺乏带来的限制，也包括缺乏享受完整的、有创造性的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些制约人们选择能力的束缚。促进发展与维护公正，是政府的两个重要职能。政府是公共的权力机构，其生存的根据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扩大其能力，根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这就是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公民权利的维护者，政府担负着公正守护人的角色。共同富裕就是为了实现全体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

　　消除贫困与提高人的尊严密切相关。亚当·斯密说过：对于必需品，它不仅仅指维持生命所不可缺少之物，而且指由一个国家风俗决定的、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哪怕是最底层的人)所不可缺少之物。例如，严格说来，皮鞋，不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英国的风俗确定了它是生活必需品。最穷的体面人，不管是男是女，在公众面前如果没有一双皮鞋可穿都会觉得羞耻。而收入的不平等会影响到人在社会中的不平等，正如J.加尔布雷思所说，经济为“好社会”之本。对个人自由最彻底的剥夺莫过于一贫如洗，对个人最大的损害莫过于囊中羞涩。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有效途径。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地球峰会”，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声明》。作为签约国之一的我国，也庄严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一个崇尚人性、公平和相互关怀的全球社会，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人人都必须享有人的尊严的美好世界。

　　当今“信息、技术、科学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基本要素，信息的获得是发展的关键”。正如控制论的发明者维纳所说，得到信息就是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取舍的自由。但“收入水平决定融入资格”。在信息时代，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国家，它的人民如何进入电脑时代？再加上80%的网站使用英语，但全球每十人中尚不足一人说英语的严酷现实，互联网就悄无声息地、坚决地、无情地把一部分人拒之门外，他们就难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

　　经济水平决定了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的程度。100万美元在纽约可以做80次整容手术，但在不发达国家，用这笔钱购买青霉素则可以治疗470万传染病患者。正如世界银行在2000年发布的贫困调查报告指出的：贫困是一种痛苦。穷人要承受来自食物缺乏的肉体痛苦，还要承受作为社会边缘和缺乏参与机会而带来的屈辱和心理上的痛苦，以及承受被迫做出某种取舍而带来的道义上的痛苦。贫困是一种耻辱，一种当我们寻求帮助时，依赖他人，被迫承受无礼、侮辱和冷漠的感觉。这就说明，经济发展是基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提出：“今日世界面临的最严重全球性挑战是消除贫穷，这是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发展经济，是消除人类贫困的唯一手段。这也是我国为什么要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因。大范围的贫困人口减少是中国1979年开始改革之后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我国改善民生的努力举世瞩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全球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在许多方面归因于中国经济的神奇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减少，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世界贫困人口反而会增加2000万人。

　　二、市场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的贫富差距

　　要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就要求在制度设计和社会政策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充满挑战和困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平地分配利益，促进公民的发展，建设公正合理的社会，就是政府最为关键和重要的责任。

　　这里涉及到经济增长、贫困和收入差距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大量减少贫困，大约使4亿人摆脱了贫困(按世界银行每天消费1美元的标准)。最初的减贫，主要是通过经济增长的方式来实现。但90年代后期以来的发展情况显示，在没有解决其它的国内市场扭曲问题的情况下，仅仅靠经济增长并不能维持减少贫困的趋势，在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同时，收入差距显著增大。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出现，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使农民收入提高。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在1978-1984年间，城乡收入比例从不到40%上升到55%，但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比又下降到1978年的水平。

　　近年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现在我国有3000万城郊农民成为“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保。改变这一状况，要求市场一体化，劳动力要求与商品一样进行市场化配置，要求有自由迁徙权，为此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

　　目前，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个人能力不同的因素，也有机会不平等的因素，还有一些人是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利益而暴富。在现阶段，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难以避免的。其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二是由于人们在劳动技能、素质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别；三是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四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因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又决定了现阶段的改革不可能实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这种合理差距的存在，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众，最终达到全国各地区的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对于因个人能力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来保障困难群体的最低生活需要；对于机会不平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可以改变制度安排，尽可能为人们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当前最令人们不满的，是一些人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积聚财富；还有由于双轨制差价弊端和法治不完善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由某些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别，等等。所有这些，都不能指望市场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必须由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来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正常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平地分配利益，促进公民的发展，建设公正合理的社会，就是政府最为关键和重要的责任。

　　要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使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调节，就要求在制度设计和社会政策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充满挑战和困难的问题。邓小平在1990年底就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中心课题。”我们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致力于实现全体人的共同富裕，就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三、致力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

　　以人为本，需要我们高举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上系统落实共同富裕的追求。

　　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只有公平的经济繁荣，协调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才是通向幸福之路，而这都需要经济发展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追求安康、富足、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追求与梦想。

　　共同富裕，一个照耀大众的亮丽字眼，从亚当·斯密的“普遍富裕”到马克思的“按需分配”，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深深地影响了人类的历史与追求。

　　要达到富裕，就要求效率，要求市场经济。但市场并不是人类的全部生存形式，市场并不能取代人类的多方面活动。为了保护人的自由和应有的权利、平等，人们要公平地分享成就与文明。而完美地体现这一理想的，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要努力使广大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必须调整增长方式，即从少数人分享型的增长转向全体人民分享增长的模式，从不公平增长模式转向公平增长模式，从不可持续发展的增长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我们追求的经济增长，不是在贫富分化日趋激烈的增长，而是全民共享；要使GDP的增长使大多数人的收入上升，而不只是少数人的财富上升；要使经济增长带来就业的扩大，带来教育文化的繁荣，带来社会矛盾的缓解，带来生活环境的改善。

　　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在目前来说，下述几个方面尤为关键。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追求经济效率，绝大多数国家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正如吴敬琏教授指出的，其中有些是“好”的市场经济，因为它带来高效；有些是“坏”的市场经济，因为它提高交易费用，鼓励“寻租”，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我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国际上一些国家还不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给我们的经济贸易带来重大的影响。在加入WTO的协议中，我们承诺15年建成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市场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入世以来，市场化程度有了空前提高，但不能忽视存在的明显差距。一些行业垄断，国家指令计划依然影响着国民经济；虽然我们在入世后评估和修改了上千条法规，使其与WTO规则相一致，但向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还远未结束。比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在提高透明度、建立标准系统、保证非歧视性国民待遇方面，也还存在问题。同时还存在不少体制性的障碍，如城乡分割，阻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产权制度缺失，阻碍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资本等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秩序混乱；收入分配关系不顺，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干预经济，忽视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科教文卫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维护社会公正

　　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是要为社会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人由此先富起来，从而带动社会大多数共同富裕。但是，毋庸讳言，体制外的灰色收入和法制外的黑色收入，是造成差距拉大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要特别防止由过渡体制弊端和法治漏洞造成的公有资产流失和不公平竞争、由倾斜政策和行政性垄断造成的地区差别和行业差别、由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乏导致的社会保障制度缺陷。

　　原来的一些美好设想，在现实中也遇到了新的挑战。比如，国有企业，曾是我们认为可以保证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但现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有待协调。据统计，有的省市，国企职工按劳分配这一块已有七、八年没有变动，而所有的增长都放在分红方面，亦即按照占有企业股份多少分红，而持股者多为管理高层。因此，还需要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人为本，需要我们高举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大旗，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平竞争、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上系统落实共同富裕的追求。

　　关注弱势群体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出现了各种利益阶层。对于不同阶层提出的相互冲突的主张，政府都应保护其合法利益。既要切实保护产权，使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又要切实保障低保人员的基本生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J.斯蒂格利茨指出：“当所有人的声音在权力的走廊里都能被听到的时候，政府应更加负责，更加透明。其制定的政策可能就很少会发生突然而急剧的变化。”这里就更加彰显了宪法中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意义。在我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权力与权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在行使过程中，由于具体利益上的差异，会发生不平衡，产生冲突和矛盾(有时是权力膨胀，欺压百姓；有时是权利膨胀，破坏法律)。社会应当保护公民的正当利益，哪怕相对全体社会利益而言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利益！

　　关注困难群体、保护贫困阶层权益的任务仍然艰巨。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线标准为食物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占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每天生活费1美元为标准，则我国还有1亿人口处在贫困线下。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有绝对贫困和低收入贫困两个标准。2003年绝对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637元以下，低收入贫困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在637到882元之间。2003年底，我国绝对贫困人口为2900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近6000万人，加上城市低保人口2000多万，总数仍为1.1亿。世界银行发表的《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深刻分析了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遏制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公平和减少贫困人口。这要求制定政策，使更多的人从不断增加的经济机遇中受益。

　　鼓励关爱与照料

　　困难群众，最基本的困难就是生活困难。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求消除贫困，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公正，对于在市场经济中的困难群体予以关注和帮助，有情操作。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还应制定鼓励照料劳动的政策。关爱与照料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向残疾人、儿童、病人、老人以及为生计所迫而精疲力尽的人们提供照料服务。联合国人类发展署提出：“人类发展不仅通过提高收入、教育、健康、赋权及清洁的环境来实现，而且也通过照料来实现，照料的核心在于它创造并提供人类团结。”我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认为，人的美德在于他有同情和关怀的能力。相互关怀和关心的能力，是一个公正社会和公正体制的基本要素，而中国智慧中的儒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怀的伦理学。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与传统智慧承接融通，共同关注人、提升人、发展人，促进以人为本，正是文明社会的责任。

　　减少社会排斥，完善机制和政策

　　在市场不完善、仍然有垄断行业存在的情况下，在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时期，公平不仅是再分配领域的问题，而且也是初次分配领域、生产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因为行业、甚至仅仅因为同一行业的不同部门、单位，会产生严重不合理差距的拉大。我国由原来的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超过国际警戒线的国家，差距较大的贫富分化、有失公平的利益分配过程，引起了“相对剥夺感”。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作为衡量贫富差别程度的基尼系数，仍在以每年0.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这都需要有适当的制度与政策予以调节。

　　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公共行政效率

　　世界银行指出：“中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体制在很多地方都无法保证公共服务的充分性。”另一方面，政府运作又需要降低成本。某省人大在审议省政府财政预算时发现，省机关四个幼儿园竟有2000万元拨款，他们提出置疑——难道公务员的儿孙也要国家公共财政拨款来供养？

　　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标准：一是职业的标准，二是收入的标准，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标准，四是主观认同的标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顶尖底宽的金字塔结构，极少数人居于社会的上层，而绝大部分人则处于社会的下层。共同富裕，要求社会大多数成员有更多的财富，这就需要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有恒心者有恒产，无恒产则无恒心。要大幅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扩大基础教育年限，使全体公民都具有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培训水平，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我们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核心。

　　推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

　　通过政府公共政策为农村增收创造条件，保证收入和机遇更加合理地分配，提供给公民更多的生产性就业机会，特别是促使落后地区生产性就业机会的增长，提高农业劳动回报率，是缩小收入差距、真正走向普遍富裕相当重要的方面。

　　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推进乡镇企业改革和调整，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积极拓展农村就业空间，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是保障农民的发展权、维护其利益的重要步骤。今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表明维护农民权益、缩小城乡差别的措施正在实施、展开。

　　制度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处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正在不断完善。创造幸福安康的生活，是我们党提出的目标；其实，幸福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对于个人和社会而言都是如此。经济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只有公平的经济繁荣，协调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才是通向幸福之路，而这都需要经济发展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追求安康、富足、有保障的幸福生活，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追求与梦想。我们有幸生活在小康的时代，全面建设小康正是我们的任务，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必将在我们民族实现，大同，将不会永远只是理想。

　　讲演者小传

　　高国希：1964年生于山东利津。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社科部副主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教育部中学政治课教材审查委员会成员，耶鲁大学研究员(2001.8-2002.8)，国际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杂志编委(1997.1-1999.12)。

　　学术志趣：道德哲学理论与流派、德性伦理学、社会公正与政府责任、公共行政伦理学，著有《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道德哲学》、《行政伦理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