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系列访谈8：制度优势 中国发展模式关键

　　制度优势：中国发展模式关键

　　——专访美国得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田国强

　　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之八

　　本报记者 程东升 实习记者 陈伟 广州报道

　　即将在8月下旬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有望审议由全国人大环资委组织起草的《循环经济法(草案)》。此前的8月5日，在北京闭幕的第五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宣称，若按照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中国大规模的环境灾难不可避免，如果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将面临巨大的环境风险。

　　高耗能、高污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中，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的态势，尤其是最近几年，GDP增速保持在10%以上，但收入差距的扩大、环境污染，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也日益显现，而中国人对

和谐社会的追求正在逐渐成为主流思潮。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呢，尤其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具体环境中？

　　带着这样的疑问，本报近日对得州农工大学(Texas A&M University)经济系的田国强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来谈谈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转型问题，是为“全球25位顶尖华人经济学家访谈系列”之八。

　　田国强

　　现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湖北省公安县人，1956年生；1977-1982在华中理工大学数学系就读、任教；1982年获数学硕士学位。

　　1983-198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并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5年被德州农工大学提升为终身任期正教授，1998年被学校授予杰出人才奖。

　　曾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1991-1992)，现为国际英文学术期刊《经济与金融年报》和《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

　　研究方向有经济理论、激励经济机制的设计、转型经济学、中国经济、货币理论、数理经济学、对策论、动态最优化理论、国际贸易等。在这些领域中，有多篇英文论文在欧美主要经济学和数学学术期刊上发表。

　　1.“经济自由仍有改进余地”

　　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比较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国情，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可能就不合适。

　　《21世纪》：在您的眼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样的？

　　田国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实际上很难用一个术语来准确界定。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变化。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一个生产力水平不高、效率低下、政府干预很多的经济体，法制环境也不完善，其发展模式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同时在所有制结构上，也从早期的单一公有制经济逐渐向现在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局面发展。近十年来，随着高新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特别是信息产业的兴起，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多元化。

　　从纵向的演进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从规范经济制度环境，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至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既体现出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同时也开始具有一定的创新优势。尽管创新优势尚未完全显现，但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处于一个由竞争优势逐步向创新优势转型的过程。

　　《21世纪》：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特点？

　　田国强：日本、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的经济都已基本上进入了均衡发展的轨道，接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水平，但中国内地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尚处于早、中期发展阶段，还远未达到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要求，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这是中国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最大差别。

　　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一点像早期的中国台湾、韩国，即通过廉价劳动力，由比较优势过渡到竞争优势。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中国内地仍然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经济自由仍然有改进的余地。

　　《21世纪》：这一模式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田国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关键是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能否适应本国国情、当时的经济制度环境，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比如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比较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国情，放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可能就不合适。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经济体，国力能够很快提升，这是小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21世纪》：这个模式的劣势主要体现在哪里？

　　田国强：中国现在很多制度是过渡性的，从长远发展或全局来看，也许只是次优的。中国的发展模式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强调竞争和发展经济的时候，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考虑不够，存在着大量资源浪费现象或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放问题；在强调经济发展时，对环境保护力度不足，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这些问题可能成为今后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对很多行业还设有市场准入门槛。

　　《21世纪》：林毅夫有种观点认为，权威主义的机制是市场化改革的积极和持续的推动者，也是社会运行的有力保障。他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加强宏观调控。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田国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有一个稳定而权威的政府，但这并不表示政府要去干预经济，这是两个概念。政府对外要维护国家安全，对内要维护国内秩序，保证社会安定有序。在这个先决条件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直接干预经济，给人们更多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分散化决策，即所谓的“松绑、放权”的改革，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最根本的原因所在。

　　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一个权威的政治体制，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并不表示政府需要强力干涉经济。当然，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市场失灵或者经济发生波动的时候，还是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指导，加强宏观调控，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一样。

　　现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主要领导的水平，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是值得怀疑的。我们谈中国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创新优势，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制度优势。能否建立一个长效机制，来确保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和谐、国家长治久安，这才是中国今后发展的最关键问题。只有规范性的制度问题解决了，人才、技术、资源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才会体现出来。

　　2.“市场化的道路仍然很长”

　　市场化不是简简单单给人们自由，将价格放开，它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匹配的各种经济制度作为支撑。

　　《21世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尽快工业化；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资源很难支持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高消费国家，因此，应该采取节约型社会发展模式。在您看来，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田国强：选择哪种道路不是人为设定的，取决于经济制度环境和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我认为节约型社会不可能是现代化社会。只要中国采取一种全球化、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就不会存在资源短缺的情况，除非某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短缺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除了坚持改革，还要归功于持续的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现在是越来越开放的，采取节约式的、农民式的发展模式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中国是不是要像发达国家一样，立即大力发展工业，迅速进入工业社会呢？也不是。例如，美国是一个工业社会，但同时农业也最发达，农产品出口产值也最多。重要的是给人们更多经济上自由选择和竞争的权利。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早期是很有优势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是最佳的制度安排。但对30年后的今天和以后而言，就不一定是最优的制度安排了，因为农业是典型的规模经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要被解放出来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环境从短期来说是给定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从长期来说，则是不断演进的，处于变化之中的。因而，当社会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与之配套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也必须作出适应性变革。

　　《21世纪》：您在文章里反复提到“非规范性”制度环境的概念，您认为“非规范性”市场秩序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点。有人认为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您的“非规范性”市场秩序可以解释这种失衡吗？

　　田国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不是主要依赖大量出口和投资，这很难判断。中国经济是一种非规范的、还不是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完全竞争市场机制，正处在转型阶段。在早期内需很弱的情况下，中国积极拓展外需，依靠劳动力便宜这个比较优势，大量出口，但很难说是过量出口。

　　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或许是最佳的制度安排，时过境迁后，可能就不是最佳了。所以我觉得大量依赖出口或者投资，适应了当时直至现在这种不规范的经济制度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制度完善，出口比重将会逐步减少，本国内需将会不断增加。当然，如果出口过多，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汇率来抑制出口的过快增长。所以，出现这种失衡并不一定是“非规范市场”的毛病，也可能是某些政策所致。

　　《21世纪》：“非规范性”市场何时才能结束？最终会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形态？

　　田国强：中国的“非规范性”市场经济会长期存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制度转型的三个阶段，就是从经济自由化到市场化再到民营化。实际上最漫长的阶段就是市场化，市场化不是简简单单给人们自由，将价格放开，它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匹配的各种经济制度作为支撑，如法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各种其他相关制度。

　　至于“非规范性”市场何时结束，我觉得中国尽管已经走过了30年改革，但市场化的道路仍然很长，很可能还需要三十年、五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所以说，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最后演变成什么具体的经济体制目前还很难预料，但大致与规范的现代市场制度不会相差太远。

　　3.“中国出口并不过量”

　　今后几年中国的GDP增长会保持在9%以上，至少三年内不会明显慢下来，除非出现严重的天灾等极端状况。

　　《21世纪》：渐进式转型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经济转轨模式之一，中国30年来也是采取了这样的发展模式，您怎么看待这种模式？

　　田国强：我认为，所谓渐进式模式，就是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制定出适应性制度安排的发展模式。根据这个定义，转型的速度不可能太快。就像我前面所说，制度环境在短期是给定的参数，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制度安排的改变带来制度环境发生变化。这样，渐进式改革模式就体现出一种渐进性和长期性，因而不应发生极其快速的改变。

　　并不是说渐进转型就一定成功，而是渐进式更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但不一定成功。就像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有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由于有不成功的例子，于是有人怀疑实现市场经济制度的可行性。这是人们没有区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差别所导致的。我们能够找到不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却能让国家长久富裕的例子吗？不能！其实，市场经济制度安排只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必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渐进式改革也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判断一种模式能否成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有没有可操作性，第二个采用这种模式的代价大不大。

　　《21世纪》：近年来中国正在改变经济发展思路，比如已经不再单纯地看重经济发展速度，而是注重综合影响，但也有人担心这会拖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田国强：我认为不一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向成熟推进阶段，强调效率优先是正确的。只有注重了效率，才能为建立公平的社会创造物质基础。一个均贫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的社会。但是，在讲经济效率的同时，我们不能不谈公正和机会平等，不能单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环保问题，不能不考虑收入差别过大问题。社会稳定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就会破坏经济的良性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保证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通过市场运作，可以实现既有效率也有公平的社会目标。

　　我曾经在《经济研究》上发了一篇关于幸福经济学的文章，探讨为什么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的幸福感却没有相应提高。从现代幸福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如果只是单纯考虑经济发展、GDP的增长，而不考虑收入差别过大，非物质方面的追求，将会使人们的幸福感普遍下降。GDP主要是测量物质方面的消费，而没有考虑非物质方面的消费。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拿出一部分资源，追求更多的非物质生活，如改善人们的健康，让人们有更多的休闲时间，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进行更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

　　《21世纪》：有人认为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需要控制出口增速，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但这是否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田国强：中国现在的出口并不过量，我不希望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改革开放初期，通过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一个次优的选择。由于国内企业实力太弱，给他们一点优惠政策是可以的，但是当国内企业逐步成熟后，就不应该再继续保护，所以，国家可以从减免或取消出口退税等方面加大调整力度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并不是说出口就不是好的事情，而是应该在国际贸易中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21世纪》：也不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田国强：不会。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依然处于两旺的局面。即使出口导向型经济时代过去了，中国的产品还是有很强竞争力的。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富余劳动力群体，尽管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现象，但由于工资基数低以及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中国仍然具有劳动力价格方面的比较竞争优势；中国拥有巨额的居民储蓄和外汇储备，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和日趋完善，资本的利用效率将得到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下，外资正源源不断地涌入内地，中国的资本充裕度前所未有；随着贸易越来越自由化，并且有充分的资金作为后盾，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外部获取渠道畅通，也不会造成生产瓶颈。

　　今后几年中国的GDP增长会保持在9%以上，至少三年内不会明显慢下来，除非出现严重的天灾等极端状况。

　　《21世纪》：中国现在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还不到40%，而其他几个较大经济体的消费支出大多占GDP的65%左右。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启动内需，您对此怎么看？

　　田国强：我认为现在启动内需的必要性不大。事实上，中国的内需已经非常旺盛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为了拉动内需，政府大建高速公路等项目扩大投资规模；另一方面，鼓励房地产业发展，地产市场火爆，促成了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现在老百姓又开始旅游消费，大家还是愿意花钱的，不能说没有启动内需。但也没有必要把40%的储蓄率降到20%、30%的水平。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对将来没有什么顾虑，因为它们有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与之相比，我觉得在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非规范”或者说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老百姓的高储蓄选择是一种理想和正确的选择。

　　事实上，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日益完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已经开始出现松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教育、住房、汽车成为中国居民新时期的消费大件，消费结构升级将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一直以来，中国维持着40%以上的高储蓄率，资金供给充裕，加上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高投资需求的长期存在；虽然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中国产品价格还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在国际市场上保持竞争优势；去年，中国财政收入超过3.9万亿元，支出超过4万亿元，但是教育、医疗卫生、最低生活补助和

养老金等公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将随之发生变化，在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投资将越来越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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