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凯恩斯

　　与凯恩斯相似的不仅是其文笔，克鲁格曼的世界观和政策立场带有鲜明的凯恩斯主义色彩。他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推出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道，“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萧条，可能也不会在短期内进入萧条，尽管萧条没有来临，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因此，或许为了激发人们重视萧条的可能性和破坏力，克鲁格曼向世界发出了大萧条的警示，并且将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

　　这番言论在当时可谓是骇人听闻。尽管如此，多数人仅仅是把克鲁格曼的书当作畅销书来读：话题沉重、具有挑战性却论述有力。即便是现在，很多经济学家还认为衰退是微不足道，对衰退的有关研究也是一个逐步消失的话题。

　　自由市场的推崇者认为，政府干预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场的敌人，克鲁格曼力图告诉我们的是：他们错了。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克鲁格曼认为，萧条经济学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因为在萧条时期，部分资源是闲置的，可以随手取来。当我们有办法雇用更多的失业工人开动机器时，并不会造成其他产业生产要素的减少。

　　在某种程度上说，克鲁格曼就是当代的凯恩斯。他不是像学院派新凯恩斯主义者那样，赋予凯恩斯理论以新的生命力，而是致力于劝说公众和政策当局回到凯恩斯的立场上来。凯恩斯有本文集叫《劝说集》，其中说到成功的劝说有时候比完善模式更为重要。在全球金融大厦陷入风雨飘摇之际，市场至上的教条和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显得苍白无力。对于破除这些教条和担忧，克鲁格曼总能让我们不再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