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论坛实录

　　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

　　中国银行业的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

　　时间：2007年9月14日

　　地点：中央财经大学主教报告厅

　　张礼卿：尊敬的芮捷锐大使、尊敬的基尔·帕玛女士、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下午好！9月的北京通常是秋高气爽，阳光灿烂，但是今天非常少见地下起了毛毛细雨，不过这同样给我们很舒适的感觉。在这样非常舒适宜人的季节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情举办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本次论坛的主办方——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对参加演讲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

　　大家知道，上周在澳大利亚举行的高峰会议上，21个国家元首和经济首脑相聚在一起，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金融、环境和气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借助这个机会，我们在这里创办亚太经济金融论坛——这样既具国际性又是民间的学术交流平台，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定期汇集各国专家和学者对本地区经济与金融热点问题的讨论。自从加入WTO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在刚刚结束的过渡期内，中国银行业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后面临的种种挑战，已经通过股份制改造、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等渠道，明显改善了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回顾开放和改革的历程，特别是公司治理变革历程，深入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稳健开放提供对策和建议，就是这次论坛的宗旨。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四位非常重要的嘉宾，在这里请允许我将他们引荐给大家。他们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院长基尔.帕玛教授。在座还有一位就是我的搭档谭安杰教授。在简短的开幕仪式上，请允许我邀请主办方的两位领导向大家致词。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致词！

　　王广谦：尊敬的基尔·帕玛教授、尊敬的吴行长，尊敬的各位来宾，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来自海内外的数十专家学者莅临我校，参加这次论坛，并就中国银行业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我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全体师生对各位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对海外嘉宾介绍下中央财经大学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目前是教育部直属的国家211重点高校，是国家优势学科创始平台的五所高校之一，也是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生项目的46所高校之一，还是承担中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家任务的主要高校之一。在刚刚结束的国家重点学科考核中，包括金融学、财政学、国民经济学在内的应用经济学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学科，管理学中的会计学被评为重点学科。目前学校有39个本科专业， 42个硕士专业，4个硕士学位专业，17个博士生专业。六天前，中央财经大学沙河新校区正式奠基。作为国内最早的财经金融人才培养院校之一，58年来中央财经大学为社会培养6万多名财经管理高级人才。在中央财经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我衷心希望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给予更大的支持和帮助，和我们学校建立更加密切和广泛的学术联系。

　　本次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由我们学校和蒙纳士大学共同举办。这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希望我们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通过交流不断地提高学术水平，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预祝大会论坛圆满成功，祝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张礼卿：非常感谢王校长热情洋溢的致词。我应该稍微多介绍一两句，除了官方头衔以外，王校长还是很出色的著名货币金融学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校长。接下来请允许我邀请蒙纳士大学商学院院长基尔·帕玛教授，她的专业是劳动经济学。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帕玛教授！

　　基尔·帕玛：我很高兴代表蒙纳士大学来致词。澳大利亚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匪浅，蒙纳士大学同样也受益匪浅。蒙纳士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大学，其中商学院是最大的学院，甚至在南太平洋地区都是最大的学院。我们学院历史悠久，有很多学科，如金融学系，银行系，管理和会计系，营销管理学等等。我们的学生很多，有15000多名，其中很多人都对中国的发展很感兴趣。蒙纳士大学从国际教育中受益良多，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参加我们的培训和教育，我们感到很荣幸。我们有一流的学生，其中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我相信我们应该和中国建立起良好的联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有很多的研究人员，有很强的研究能力。金融、银行等学科，无疑是发展迅速的学科，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要。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商学院很荣幸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建立起良好的平台来研究许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经济问题。很感谢大家，希望你们经常来我们的论坛，谢谢！

　　张礼卿：谢谢基尔·帕玛院长的精彩发言！通过帕玛教授的致词，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蒙纳士大学的情况，她是一所非常优秀和著名的院校，能够和他们合作，我们感到很荣幸。双方的领导，中方是王广谦校长、澳方是基尔·帕玛教授，都非常重视这次论坛，在论坛的准备过程给予了大力支持，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表示感谢！

　　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开幕式到此结束。

　　下面我们进入论坛的第一阶段——演讲阶段。让我们首先以热烈的掌声请王校长和基尔·帕玛教授回台下就座！接下来的演讲阶段由蒙纳士大学商学院谭安杰教授主持，他的专业主要是货币银行和公司治理，现在我把主持任务交给谭教授！

　　谭安杰：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这样两位嘉宾给我们演讲。首先让我先介绍吴晓灵女士，中国的朋友都非常了解她，吴女士对西方媒体也比较了解，她已经在金融领域工作了很多年，对中国金融改革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她在金融数据和金融发展方面，尤其是在货币领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她作为我们的主题演讲人之一。接下来介绍下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他是长期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从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在中国进行研究，知识非常丰富，对中国银行业也非常了解。下面有请芮捷锐先生！

　　芮捷锐：非常荣幸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尤其是在这么多中国年轻学者面前进行演讲。当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想到几年以后你们将会完成你们的学业，开始新的事业，你们将会对中国未来塑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和你们的同事，将会为世界未来做出很大的贡献。也许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年龄的差异和代沟，但是你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以后的保险各方面有很大贡献，希望你们做得更好一些。我很荣幸参加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

　　上个月APEC会议刚好结束，这里就开了一个论坛，速度非常快。我们当时去了澳大利亚的悉尼等城市，胡锦涛主席在澳大利亚受到热情的接待。我们进行了很多讨论，包括能源、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等。中国的访问小组在澳大利亚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合作领域，而不仅仅是资源和能源方面的合作，我想双边关系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后来我从澳大利亚回来，上周三晚上刚刚返回中国，参加了中国银行业方面的会议。澳大利亚的一家银行在杭州举办了一个会议，杭州的副市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讨论了澳大利亚金融机构能够对中国浙江省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银行业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话题。我想讲两个方面：一是澳大利亚在金融改革、银行改革方面的经验，对中国也许会有所启示；二是澳大利亚和中国银行业的合作，以及双边自由贸易方面的合作。

　　首先我介绍下澳大利亚银行改革的经验。澳大利亚进行了非常积极的银行改革，而且涉及面非常广，包括基础设施投资、管理和经济效率的改革等等。我们的经验是有一个蓝图在里边，某些方面可能也适合于中国。1979年以来的改革目的是提高银行业政策制订和管理的效率，我们在1994年放弃了美元。上次我在杭州参加会议时，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各个银行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在九十年代，我们致力于对市场效率、外汇储备及其安全性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我们也对银行业进行开放，1995年以前，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改革力度还不是很大，管制还比较多，到1995年以后，这些管制都放松了。

　　第二点，与中国银行的合作。在九十年代早期，外国银行兼并澳大利亚银行的限制被取消，目前54个澳大利亚银行联盟的占40个，都有外资银行的参与。现在澳大利亚银行业有大幅的增长，2000年的增长比1994年更快。我们有创新型的经济模型，很有意思的是，昨天在杭州的会议上，中国银行业的合作伙伴对此很感兴趣。我们知道，外资银行不是为主宰我们而进入市场。近年来，很多国家的银行都对外资银行非常的开放。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改革，不仅没有削弱澳大利亚银行的竞争能力，反而增强了澳大利亚银行的竞争力。很明显的一点是，目前的改革使澳大利亚能够更好地应对银行业的开放，这有助于金融稳定。我认为正确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关于外资竞争的监管政策，对银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自由贸易区(FTA)这样的组织，对中国银行业的自由化可以起到平稳促进的作用。2006年澳大利亚银行已成为高质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中国可以从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改革中受益，这会增强中国银行的竞争力，而不会对中国银行业构成威胁。

　　我一直都在参与中国银行的发展，澳大利亚银行对中国进行了很多信托投资。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杭州澳大利亚银行，山东济南、天津、上海都有澳大利亚银行。他们的合作方式是长期性的，无论是从技术管理还是消费产品等方面，都有一个长期的转变。这可以帮助中国银行进行远期规划，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帮助。

　　面对金融自由化浪潮，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政策的发展是有益的。我很高兴看到蒙纳士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合作，我希望你们将来合作得非常成功，所有人都取得成功，谢谢！

　　谭安杰：下面我们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为我们演讲！

　　吴晓灵：谢谢主持先生给我讲话的机会，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共同讨论银行业治理结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做过几次演讲，所以我也认为很难找到比较好或者比较新颖的观点。根据当前的宏观调控形势，我看到了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一些做法，对宏观调控来说并不是特别有益。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利润动机增强，但是作为一个有特殊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还稍欠缺一些，所以我想谈谈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

　　我选择了这样的题目：树立社会责任意识，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一、遵从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是商业银行的首要责任

　　第一，货币供应不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唯一因素，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多少会影响金融资产的变现能力，从而是社会需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有什么变化，货币供应量始终是中央银行关注的重要变量。我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争论，中国目前的情况，也不具备把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单一调控目标的条件，因而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金融市场中，货币供应量还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之一。

　　第二，在融通资金过程当中，创造信用货币始终是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也有争论。我看了一下现在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商业银行比较多的强调风险管理职能。但是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创造信用货币仍然是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功能。有人提出，现在货币界限非常模糊，有很多金融资产具备货币功能，这是大家要放弃货币供应量的理由。但我认为货币和金融资产之间有区别，任何金融工具最终都要以货币计价。大家认为能够取代存款货币的很重要的金融资产就是货币市场资金份额。但我认为无论资金份额怎样变化，怎样保持，它只有最终变现之后，才能够用于支付，因而不可能成为货币替代品。尽管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银行业区分于其他金融机构重要本质特征还是创造金融货币。风险管理只是银行的经营方式，而不是它的本质特征。作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区别，它变成了客户债务的负债人，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只是做一个中介服务，不改变债权债务关系。

　　第三，信用货币创造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必须对商业银行进行审慎监管，中央银行必须对资产运用进行调控，因为商业银行创造货币，是通过资产运用来创造。自觉保持稳健经营，配合央行宏观调控是商业银行的首要责任。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是利益相关的整体。

　　二、在中央银行被动吐出基础货币形势下，遵从央行的道义劝说尤显重要。

　　外汇储备大量增长是来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大家可以看这一张图，土黄色是外汇储备增长额，淡黄色是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差额，大家可以看到外汇储备大量增长是来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经济结构原因其他文章当中有很多论述，我在这里不讲了。

　　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是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正因为中央银行被动地吸收了很多外汇储备，吐出了基础货币，因而就造成了大量的流动性过剩。为了使货币创造能够在一定范围之内，中央银行对冲多余流动性。

　　大家可以看这是外汇储备增量，桔红色的，蓝色的是因为我们要保持适当货币调控，中央银行所有措施，都要对冲掉多出去的一块。有人说中央银行屡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屡次发行央行票据，认为中央银行调控措施效用不大，我可以跟大家说，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的操作，如果没有中央银行多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多出去的部分不可能收回来的，所以说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央行流动性管理很难非常准确。大家可以看这是商业银行超额储备曲线图。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率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表现。从2002年7%一直下降到了现在的3%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起到很大作用，中间有一些个别波动，由于在春节前后有一些流动性过多，为了保持公众提取现金。中央银行收回流动性的时候，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取决于一个部门决策。这种情况下，难免有的时候银行流动性偏多。在流动性偏多的时候，我们商业银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还是应该在这时候，也要对自己行为进行约束，遵从中央银行道义劝说？我认为应该遵从中央银行的道义劝说。应该说从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每个季度都要对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但是我们认为随着现在中央银行不监管商业银行以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财务影响是中性的。大家可能不承认这一点，法定存款准备金在中国是付息的，这个利率是覆盖了银行存款成本，从这点来说，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像国外的征税行为。央票发行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保证了不会出现亏损。在基础货币过多吐出情况下，我们要把过多的基础货币收回来，它所产生利润是对经济有害的，这块利润不应该是商业银行追逐的，这是一个中性的财务操作。

　　商业银行约束自己的信贷扩张行为，符合自己创造稳定经济环境的长远利益。大家都知道如果经济发生了波动之后，借款者偿债能力发生影响，最终受到损害是商业银行自己。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间接金融要缩小份额、直接金融要扩大份额的转变时期，商业银行会面临着诸多竞争。尽管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还保持比较大利息差额，保持一定盈利能力。商业银行不应该在这时候去过渡依赖过大息差，通过贷款来追逐过高的利润，而应该利用中央银行保持了比较大息差的机会，保持自己盈利能力的时候，积极拓展多种经营方式，这有利于商业银行今后长远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存贷息差较大时机，开辟多渠道获利局面，这样才符合银行应对直接融资扩大的趋势。

　　三、银行董事会要在宏观约束条件下谋求股东的长远利益

　　银行董事会要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上，发挥主导作用。今天我们讲的是银行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一个企业，董事会是它的核心，董事会确定一个企业经营方向和战略部署。董事会它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企业，它有社会责任，作为一个创造信用货币的特殊企业，它的行为会对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更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我们的董事会不应该树立一个不顾宏观环境，追求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银行为了配合宏观调控，利润有所增长，但是增长幅度不像极限值那么大，也可能会引起股价暂时波动，但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董事会，应该看长远稳定的发展，不应该为短期股价波动来影响银行战略决策。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表上是各家上市银行利润增长情况，应该说这几年我们国家上市银行的利润都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在增长，这种状况是难以持续下去的。因此，我们银行要保持适度增长力度，利用利润增长比较好的时机，调整好结构，这有利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利润来源的多元化，应该是银行自身的战略要求。

　　对利润来源的多元化是银行自身利益的要求。大家看一下这是2002年到2006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变化图，2006年是紫红色，2002年是蓝紫色，应该说在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当中，有价证券及投资在增长，法定存款准备金在下降，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提高，也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结果。商业银行利润结构当中，还是以存贷息差为主，这种结构是不利的。我想应该使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不要过多依赖贷款，不要过多依靠存贷利息差。

　　按社会需求生产，全年均衡放贷，做好信贷配给，提高服务水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也是银行稳步发展的基础。银行贷款行为来自股东利润压力，董事会应该对利润追求有一个客观的评估。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除了总量上减少贷款利润来源，增加中间业务来源，除了这个以外对于有限的贷款，也应该均衡放款。中央银行跟商业银行提出好几年，中央银行是年初多放，年末少放。他们的理论是早放款早收益，这个理论不成立。按年度考核的时候，可以说年初多放年末少放。但是作为一个循环往复贷款来说，今年6月份放的款，用一年同样给的是一样的利息。商业银行不顾企业经营需求，由于商业银行对自身利益追求，不顾企业四季均衡生产的要求，这也是违背社会责任的。企业、客户是银行的上帝，如果你不顾上帝的需求，一味追求自己的利润不可能创造双赢局面，因而为了自己的利益，商业银行应该做到均衡放款。

　　即使是有差别，我们银行业应该考虑到生产的均衡性，不要因为自己利润追求而伤害了客户更大的利益。也可能我的这句话在这儿不太合适宜，人家说股份制改造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是股东理性追求。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同在一个蓝天下，所有行为主体彼此之间都是利益相关者，只有尊重他人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利益获得更大的发挥，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创造信用货币的商业银行应该看到的问题，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谭安杰：谢谢吴行长给我们做了权威性的演讲。下面大家可以提问。

　　提问：我想问一下吴行长，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机构，如何把盈利目标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这里面有悖论，能不能向我们简单陈述一下。

　　吴晓灵：我一直提倡小额贷款，小额贷款发放不是施舍。我们主张小额信贷是利率覆盖风险，利率既要覆盖成本还要覆盖风险，因而对于需要小额信贷的借款者来说，能够借到钱，比利率高低更重要，因而不存在为小额信贷客户放款和银行利润追逐之间的矛盾，这里面没有道德悖论。

　　我刚才讲的是商业银行在信贷规模控制上，我们也不是说让商业银行信贷不要增长，而是希望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能够适度。我为什么要今天讲这个问题，又到了第四季度，现在前三季度商业银行把信贷扩张很多，第四季度又面临着没有钱，但是从中央银行指导信贷来说它没有了，从资金本身来说很可能有，它就两难了，要追逐利润还要放款，再放款大家可以看，现在全世界信贷过剩和中国面临的问题，商业银行在保持贷款适度增长情况下追逐利润，这对贷款者来说，应该是不能做亏本买卖。作为控制信贷规模总量来说，不是做亏本买卖问题，而是多挣和少挣的问题。

　　提问：第一个问题，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银行需要给商业银行付利息，央行自己可能会亏损，央行怎么解决自身的亏损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加息是否能够有效缓解流动性？加息会带来境外资金涌入数量的增加，同时，现在很多人按揭贷款买房，会不会若干年以后，由于央行不断加息，中国也出现类似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事件？

　　吴晓灵：我想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付息，中央银行会有成本，但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有盈利的，到目前为止中央银行是有利润的。但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责任是完成宏观调控，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的时候，不计自身盈亏。

　　中央银行会考虑国内经济情况保持适度的利差水平，我刚才讲的流动性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流动性作用不大，主要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票据，当然利率也有一定作用，作用是影响商业银行放款利润。利率对社会需求有影响，利息提高以后，会对贷款需求产生一定影响。从这个角度上影响商业银行贷款能力，影响最大的是对社会需求的抑制。人民银行会综合考虑抑制国内投资，对信贷过高的要求，和国际上对于中国人民币升值预期，还有中国资产价格上升空间的预期，这两个预期所导致外资流入，这些我们都要考虑。人民银行目前处于两难之中，对内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我们要升息，对外升息太大，会不会引来更多投资，这就需要艺术！

　　谭安杰：我向两位提出一个简单问题，刚才吴行长提到利润作为最大化目标，芮捷锐先生也提到澳大利亚银行改革，澳大利亚国有银行变成私有银行之后，还有社会责任的问题，我问一下吴行长，有没有很好的标准来做这个社会责任？

　　吴晓灵：我想这个问题是中国特殊的问题。如果中央银行是主动吐出货币，贷款要想上去，中央银行不提供基础货币想上都上不去，这时候主动权在中央银行手里。但是现在我们是被动吐出基础货币，为了维护货币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吃进外汇，这种情况下我先把钱洒出去了，要把洒出去的钱收回来，中央银行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来考量，每一年中央银行都有信贷规模预期目标，我想各家商业银行应该按照预期目标来制订，看看中央银行所需要总量是多少，在这当中找一个自己的平衡点。我为什么这次还要提这个问题，有时候中央银行定出来的控制目标，都是商业银行董事会年初做的目标，到后来都不遵守，他们要再一次突破。我们从98年之后没有下过指令性计划，我们尊重商业银行的经营计划，希望商业银行也能够遵循宏观指导，在宏观指导的大框架下，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位置。也可能这个要求提得有点难，但是在中国特殊环境下，大家要同舟共济。我在商业银行窗口指导会议上经常说到，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中国经济不好了，任何商业银行都会受到损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维护中国平稳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

　　芮捷锐：我不是社会责任方面的专家，但我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存在区别。在澳大利亚，银行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点是，董事会要对持股人负责。很明显中央银行会对他们进行约束，来保证银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并不指望政府给我们规定哪些是正常合适的行为，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有银行法人治理协会。我们董事会非常敏感，因为持股人希望董事会对社会担负起责任。董事会不仅要考虑金融机构的利润和持股人的经济利益，还要考虑持股人的社会责任。我们必须承担持股人的社会责任，这要有一个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

　　谭安杰：现在时间到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演讲人，谢谢！

　　张礼卿：刚才第一节我们欣赏到两位嘉宾的精彩演讲。我相信接下来的一节里面，同样会有很多精彩的见解。首先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下在座的各位专家。第一位是韦杰夫，他曾经是深圳发展银行的行长，是我们国家第一位海外西方人在中国当上行长的明星人物。第二位是黄益平博士，他是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大家可以在财经评论上经常看到他的高论。第三位是萧耿教授，他原来是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第四位是杨再平副主任，他是中国银监会研究局的副局长，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经常在很多场合进行演讲，对银行监管非常熟悉。第五位是王松奇教授，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金融专家。旁边是康迪夫，他是银行业界非常资深的人士。第六位是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先生，他曾经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过资金局的处长，现在是北京银行负责金融市场监管的副行长。第七位是基尔·帕玛教授，我身边是陈兴动先生，他是巴黎百富勤驻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经常在财经媒体上发表高见。今天可以说是群英荟萃。我们有两大主题，银行业开放和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刚才吴行长谈了很多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银行社会责任问题，相信这个问题会在专家们中间引起兴趣，我非常希望各位专家就银行业开放问题发表一些高论。由于王松奇教授一会儿要赶飞机，首先请他发言！

　　王松奇：非常感谢张礼卿教授让我第一个发言。关于银行业开放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两年前，周小川行长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中国银行业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缺不缺钱，当然也缺。我们需要一个制度化的机制，也需要境外战略投资者来补充长久性营运资本，但是这并不是开放的主要目的。中国钱很多，储蓄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开放的更重要目的，就是把开放和改善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合起来。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经典故事，这是一次开会时谢平讲的故事。中国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银行是什么人研究？有一个行务会要研究，有董事会研究，还有一个党委会要研究，而且很多重要的事是党委会上要先研究。所以苏格兰皇家银行派出董事，他们提意见，党委会提出银行问题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我们中行的人说你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那个人说我回到英国要求入英国共产党，可不可以？这说明开放和公司治理这两个是有紧密关系的。大家知道我们开放从五年前加入WTO，从履行承诺落实双边和多边协议来说，这个进展超过原来协定。但是，从实际进程看，外资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认为中国银行业开放进程还不够快，他们希望我们在市场开放和金融机构股权入股比例上限上能够进一步放开。我是广发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挑选委员会委员，当时请了四名，有一个北大金融教授，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教金融我怎么不认识你，他说你别问了，我是安全部的。在进行那一轮挑选的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国内对中国银行业开放速度和开放进程提出很多质疑，有几篇代表性文章，大家可能看过，其中一篇是陆德明写的关于银行业开放的不利影响，有中国经济面临殖民化危险，还有过快过早开放导致中国财务滚滚外流，还有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未必能真正改善中国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文章通过一些内部渠道送到中央领导桌子上，这个意见非常有代表性，可能是经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表现。从中国经济进程来说，怎么样融入全球化，就是开放市场开放机构股权，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现在缺的是在开放上做的进度，据我看还不够理想。保守已经不单纯是经济上的含义，它也有政治上的意义。中国任何政策出台，包括中央文件起草过程，都是几千人不断征求意见过程，那是政治协调过程。所以只能这样做，这样做是最现实最科学的选择，但是这样做会出现什么问题，这其中有什么问题需要研究，一个国家对金融机构在股权上，如果上限继续放开，会不会影响安全。

　　大家知道两三年前，郎咸平发表一篇文章，他对97个国家，596家银行做过一个调查，最后得出结论，公司治理改善以及银行业绩与治理结构无关。郎咸平非常有影响，但是他在开放问题上，在所有制产权问题上，他的保守程度让我非常吃惊。从现在公司治理来看，中国银行业无非是这样几种情况，第一是政府控制，这肯定公司治理不太好。第二是内部人控制；第三，股权结构大体合理，公司治理相对规范，比如民生银行；第四种是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已经在逐渐走向正规，而且较好地处理了党委会的问题，像交通银行公司治理获奖，还受到表扬了。党委会和外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关系处理好，中国公司治理无外乎四种情况，怎么改？现在我个人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从1997年以来中国银行业被认为是蕴含最大金融风险，我们随时有受到金融危机传染的可能。通过这十年我个人认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那个主要矛盾已经解决。去年我就提了意见，最重要的形势判断，金融业的主要问题不是系统性风险问题，是效率过低。我们流动性过剩，所有银行基础太差，资金运用渠道太窄，最终问题是现在银行金融效率太低，怎么改？现在银行本身有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引进战略投资者。到分行走一走，公司治理结构并没有在基层中表现出来，大家还是老样子。我昨天和一个银行行长在吃饭，还在聊这个问题，我说怎么解决？他说解决不了。几十万人一个银行，改善什么公司治理结构，提高效益，减员增效，干部队伍观念扭不过来，产品服务多样化很难控制。现在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给所有银行提高效益，创造一个条件，我们要大步放开，在放松管制上想一些办法，它和加强监管可以并行不悖。

　　怎么对现有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按照国际共同经验，发展创业投资，鼓励风险资本，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我们从金融、财政、税收，建立一整套政策，鼓励大家创业，鼓励所有机构参与创新型国家，引导资源从银行系统流向那些领域来服务。金融改革答案在哪里，实体金融结构在哪里，我们金融改革方向就在哪里。

　　黄益平：中国银行业开放和治理结构，是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我在十年前研究分析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加入WTO满五周年，现在中国银行走向全面开放过程。银行业真正开始发生所谓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可以想象当初讨论银行业开放的时候，大家经常听说的一个说法，如果让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可能会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其实没有想到一个重要问题，银行进入中国，其实有点类似于制造业到中国来投资，因为它是把厂家搬到中国来，它和我们一般想象短期资本流进流出有很大差别。中国金融市场稳定，也是外资银行在中国最大利益所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现在回过头来看，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外资银行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现象。我自己觉得以后也不会发生。因为他们也接受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同样的法律管制。

　　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想简单说两条。

　　第一，现在所发生的大量变化，大家担心，如果今年年初开始所有外资银行可以不分业务全面铺开，会不会发生冲垮国内银行业务状况，从现在看起来没有，为什么没有？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尽管说是放开来，但是我们知道从事具体业务，在各个不同地方开分行，其实仍然需要监管当局发执照，给你开分行等等。这一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使得我们开放过程仍然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不是一夜之间就敞开大门；第二方面是，外资银行到中国来以后，毕竟是外来银行。现在它的网络产品也好，专业也好，其实是相对集中于一些领域，我们可以想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竞争主要是集中于高端业务：在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在盈利状况比较好的企业群，甚至是收入比较高的个人，在这些领域开始出现明显的竞争现象。就大部分银行来说，仍然是比较缓慢的过程，道理非常简单。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资源有限，不可能全方面做投资，一步步投资，一开始只能集中在它认为相对比较有利，认为它有优势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企业盈利状况比较好，个人财富比较好，对产品和服务要求，甚至对国际市场要求都比较高，这才能有一些优势。如果我们看过去中欧东欧一些国家，一般大多数人发现竞争集中在这样一些个别领域，什么时候会展开非常激烈的竞争，一般是等到外资企业逐步购买或者进入国内银行的时候就会开始。在短期内中国放弃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权的可能性不太大，在短期内不太会发生。银行业发生很大变化，过去五年的变化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我自己对于银行业的前景，也是谨慎的乐观。我们看到过去三五年之内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引入海外投资者、上市、股权改造，还是引进风险控制机制等等，归根到底，所有体制改变我们没有改变，改变一代人行为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是把风险机制建立起来，所有做法就和其他国际上先进银行都一样。我们现在还需要谨慎，尽管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不良贷款比例不断下降，银行盈利状况非常惊人。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面对最大的考验，主要理由是过去几年GDP增长超过10%、11%，有很多新的项目没有完全结束。我们现在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说，在新发放的贷款里全部都是优良资产。等到有一天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经济速度开始放缓，一定会出现新的坏帐。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所以的钱放出去都是高质量，都是完全符合标准的。银行业开放是一个双向过程，我们现在所看到很多外资银行到中国来，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很多银行会走出去，也许是比较远的将来，也许是不远的将来，我们中国银行不仅会成为国际上的银行，可能会成为国际上非常大规模的银行，谢谢大家！

　　康迪夫：无论单位有什么目的，银行也好，银监会也好，每一家大的也好，小的也好，特别是上市以前，最好引进20%的战略投资者。为什么要这样的战略？我了解到，中国银行改革和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密切的关系。怎样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体制，银行业在体制里面起着非常关键的角色。有一句俗话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们要改革的时候，有时候有些改变，因为老体制不容易做，还不如请一个外企董事来推动一些改变。但是又有一个矛盾，也是一句俗话叫“叶公好龙”，老头子一直想见龙，晚上梦着龙，白天希望见着龙，龙很感动，想去拜访他，但是龙一到了，他看了就跑走了。要想引进外资来改变中国银行，但是外资来了我就有了很多犹豫，外资会不会抢占市场份额，会不会让国有银行倒闭。今天吴行长说，她要用劝说方式影响银行贷款增长率，怕的是如果抢占市场占有率，怕外资银行他们不听话，而且他们的确不会听话的。你有一个明确监管制度，但光用劝说不一定听你的。其实有这么一个矛盾存在。

　　最近很多分析师都很惊讶，目前工行市值比花旗银行市值还要高。花旗基本上是全球性的银行，各国都可以设任何一种机构，包括中国，现在中国也有百分之百拥有的分支机构，所以它的市场是非常多元化的。工行是中国市场的龙头，但是它只有中国市场，它有办法、有团队、有技术，它具备这些条件，跨国到全球去跑。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看中国银行的竞争力，不是看外资银行进来会不会吃一部分中国市场，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是中国银行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到美国等其他地方跟那些银行竞争，那才是真的达到了目标，有完全市场化的银行体系。

　　肖耿：我非常同意康迪夫的说法，就像家长教孩子，自己教不好，就请老师教。让外资银行进来，能培养一批银行业的精英。现在大家说外资银行入股，钱被外国人赚去了。这一点要澄清，现在外资进入中国银行的比重非常小，70%到80%，甚至90%的股份都是国家持有。工商银行股票要涨，赚钱最多的是国家，不能说银行开放都让外国人占便宜了。

　　另外一点就是股权问题，刚才好几位都谈到，外资银行不会听你的话，如果监管规定要做他做，劝说没有用。这一点跟中国国有银行很不一样，如果你劝他会听，不听银行行长会换掉。国家如果持股超过50%，这个银行听国家。听国家有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有的国有银行像国家开发银行做得非常好，利润比其他商业银行都好，开发银行国家管得更紧。最重要银行的领导，银行的团队它要很好，真的是尽职。但是如果这个银行领导不好，我们也出现过，腐败的银行行长很多。那你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如果这个银行赚钱，那没有问题，赚钱的时候大家分钱，分钱的时候很好分。我们以前承包制，问题在于什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当坏帐全部出现的时候，没有一个银行行长能够承担起责任。赚钱的时候他们都可以负责，我赚钱了，我可以给职工和国家交很多税，赚钱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到了亏本的时候，问题就大了。没有一个领导能够承担得起，当银行坏帐出现问题的时候，数量是惊人的，是整个社会承担这个责任。就因为这样，我们需要在股权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没有改革，股权最重要让你承担风险。现在中国股民赚了很多钱很高兴，等到股票市场掉下来的时候，全部都是他们的损失。股票掉下来的时候是你们的责任，你持股票，股票掉下来你就自动吸收亏损。美国比较侧重资本市场体制，最大的优势是能够经受得起风霜。美国股票一跌，所有股民就成为人民英雄，他们是烈士，他们牺牲他们的投资损失，给社会带来稳定，股民自愿为社会稳定做出贡献，我就谈这些，谢谢！

　　杨再平：我想讲一个观点，开放与改革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因果关系。为什么？开放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资金，而且能够带来管理技术，更重要能够带来好的治理结构。还有一点可能没有注意到，开放依然带来竞争压力，开放不是为开放而开放，而是以开放为手段来促进改革，这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一点。在开放状态下，只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各方面指标能够合格情况下，才能生存。2003年我们提出要进行股份制改造，要引进战略投资者，国际大银行总资本金回报率0.6%，股本金回报率达到11%，还有不良资产比率5%以下，达到这些指标最关键的还是治理结构。我们当时提到十项要求，最核心的要求是要有规范的治理结构，要有董事会，要有监事会等等。同时我们当时提出一个开放政策，集中体现这样的思想。长期持股、优化治理业务合作，体现这样四个原则，持股三年以上，还要有金融的背景，最后不能超过两家入股。这样政策的思路，我们2003年提出这个思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有四大完成股份制改造。有一项指标是成本收益，为47%，应该说我们达到了形式目标。

　　下一步重要的是，怎么样进一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使得公司治理从形似到神似，这有三个环节。第一，功能到位，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他们职能要真正到位，这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会和其他两会的关系，这个问题之前没有解决的。第二，董事，高管层，区域官僚化或者行政化，董事长是作为受托人，包括经营者管理层也是这样，这个问题有待解决。要解决这个角色转换，有四种机制，一个是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在这方面怎么样行政化，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二是股东收益和银行挂钩的薪酬机制；三是职责和权责分明的决策和执行机制；四是有效进度权利制衡机制。未来我们要进一步通过开放促进改革，我觉得四个机制只要做到前面两个，职能到位和角色转换就可以做到，我觉得关键是机制。

　　韦杰夫：我想从基金经理角度谈谈法人治理。我们从投资者那里拿到钱，中国基金行业刚刚起步，而美国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银行资金规模。在全球分配资产方面，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大起色。二十年前当我在悉尼基金市场工作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听说过法人治理这个概念。在去年银行行业，有一天股票市场突然增长25%，引发了银行业的轰动。我们金融改革步骤开始了，这个法人治理概念非常重要。如果做得不好，法人治理就很差。我认为法人治理对于银行业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我非常同意吴女士的观点，要从股东利益长期增长出发，实际上我们股东的行为会影响到董事会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到董事会的想法和需求。一个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股东都有利。在基金运作上，在亚洲和中国的基金管理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公司法人治理不好的话，尤其是他们的董事会不知道法人治理是什么概念，我们不会去投资。

　　第二点，在亚洲的日本以及在整个亚洲，我们通常喜欢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喜欢的一些投资银行，也有法人治理问题。我不应该告诉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政策，不喜欢公司战略不应该投资公司，这是不对的。很多法人治理行为，反映两个问题，很多亚洲公司包括中国公司，在他们财务报表上花了很多钱，我跟他们董事会进行合作，也有好多程序。如果在公司法人治理不好情况下进行投资，会给我们带来损失。人们认为机构投资关系在发生变化。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教育董事会、管理层，这是我们的钱，你们有责任把我们的钱管理好。我告诉他们你们有责任代表我们的股东进行投资。

　　我们有两个例子，不光是银行的，有一个公司他们有很多的钱，首先业务开放不错。这周我们刚投资一家公司，他们要发行股本，他们的股本占公司40%，我们就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尤其是国外的股东，他们同时也是战略投资伙伴，他们可以改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一点是薪酬方面。我认为非执行董事的作用，也是我希望看到的一点。我们希望董事要参与进来，谢谢大家！

　　赵瑞安：下面我就会议主题谈下我个人的三点看法。

　　一、银行业为什么要引入境外投资者

　　第一点，引入外资是基于产权变革的需要。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确实存在很高的系统性风险。大家都是财经学院的大学生，产权制度是一项基础性、根本性的制度，银行业变革首先要从银行产权上进行变革，如果不进行变革，别的变革可能很难实施，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金融创新。所以说引入外资是基于产权变革的需要。第二点，也是我个人的认识，一个企业的绩效和效率受企业所有权结构决定。纵观全球银行业情况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金融业一样，四大国有银行占金融资产的75%，占据贷款的75%，这是在引入外资之前。这样一种产权结构，客观上确实是这样，银行业效率不高。当然郎咸平的研究表明，银行产权结果并不决定银行效果，但是我个人认为银行产权结构决定银行运行效果，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外资。第三点，在一家银行产权结构里面，第一大股东决定这家银行的治理水平，如果说一个单一的股东，这非常没有效率，因为它没有各方面的声音。但是银行股权过度分散这也不太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分析，一般来说经过一些统计，我现在也在论证这个观点，银行第一大股东决定了这家银行的水平，因此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满足产权改革需要，这是从理论层面，为什么引入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

　　二、引入境外投资者到底能带来什么利益？

　　从北京银行引入外资实际情况来看，引入境外投资者到底能带来什么利益？2005年北京银行引入荷兰集团ING作为北京银行战略投资者，同时引进IFC财务投资者，在北京股份达到24.9%，经过两年多的磨合，北京银行在以下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第一，公司治理水平确实得到显著提高，这体现在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ING有两位董事在北京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有一个董事在北京银行，北京银行引入独立董事，虽然在05年没有上市，引入外资以后，董事会层面上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来进行设置，这是在董事会。第二，在管理层，ING集团派了一个管理团队，他们是四个人，这四个人具有多年银行管理经验，他们在管理上有很大改进。银行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水平进一步提高。第三点，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通过合作ING有一些支持，我们引入了一些系统，这是实际得到的利益。当然在提高公司价值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这都是非货币。

　　三、银行引入外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关于银行引入外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提出三点，这三点基于我对北京银行实际引入外资过程中亲身体会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也是对银行业引入其他战略投资者的观察所得到。

　　第一点，引入境外投资，一定要有公平市场竞争机制，同时也建议银监会对银行引入境外投资定价进行窗口指导。北京银行现在正在上市发行，发行价是12.5，下周三要挂牌交易，根据一些基金公司的预测，上市价会在20块钱左右。ING入股银行价格是1.95，外资投资收益难以想象。我们没有经验，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改革，但是这个合作非常成功。作为一个中国人，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要给国民带来更多财富。

　　第二点，外资对中国银行业投资，并不是单单投资一家银行，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投资。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持9%的增长速度，在未来二十年，这种利益只有中国能够实现。因此我们在定价的时候，采用账面价值。

　　第三点，关于外资股东标准。在银行引入外资过程中，合格境外机构应该以银行为主，因为他们能够带来管理经验和技术，非银行不一定合适。当然如果是金融公司，他们同样可以引入基金公司。

　　总的来说，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应该是有利有弊，在今后把利做得更大，把弊尽量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我想引入外资应该是一个公平的价格。这样能够保证我们银行业健康发展，也能够让外资合理地分享中国经济的成长，而不至于出现一些掠夺式的投资。

　　基尔·帕玛：我想指出一点，在所有经济体当中，大家要注意社会责任和政治需求还有经济需求压力的平衡，平衡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是对所有社会的挑战。我认为现在很明显，大家都认识到，每个人都认为市场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对经济是很有利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社会中市场不能被信任，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来制约经济。我们如果光靠市场调节，社会责任会成为一个问题。我想重复大使说的话，没有一个模式是完美的。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人，当时我的第一个项目是研究日本的发展，日本经济模式跟我们不一样。在八十年代这种讨论非常多，日本系统必须要跟西方保持一致，他们必须是劳动力自由，他们必须改变他们公司与政府的关系，必须是一个西方式的模式，我们做了很多有趣研究，我们发现日本模式在当时并不是很好。在八十年代，我们忙着教西方公司向日本学习。有很多日本方法，在组织结构上有很多优势。我现在知道已经有很多模式，没有一个模式是最好的。但是有很多比较好的模式，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样的模式是比较好的，我知道中国人现在开始发展新的模式，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我同意杨先生提到的，理解分离董事会和管理会的重要性，以及分割相关利益方的重要性，有不同的行为标准。有很多利益相关方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我们要寻求他们的观点，来确认我们政府不全面干预经济社会的责任，我认为全球化是很好的进程。中国海外投资也在发展，你们也应该把中国模式传递到国外，我们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和美国的自由模式，还有政府更多控制的德国和日本可干预模式。我认为我们要做更多的研究去探索。有很多证据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更民主，会有更好的结果，我们让学生来研究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培训、教育和思考，让每个人都能取得更好的平衡！

　　陈兴动：刚才各位都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我在认真听。通常情况下我们在演讲，不知不觉十分钟就跳过去了，就像我们改革的时候，很难控制整个过程。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点，五年以前我们看到银行体系充满风险，五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充满兴奋感。刚才赵行长讲，他感到一种困惑和痛苦，北京银行怎么那么便宜就卖了，那时候怎么没想到五年以后银行值多少钱。建行上市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相信这一点回过头来，我们虽然想到这就是改革这就是开放，这就是经济发展给我们带来很多机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不断通过过去25年、28年的改革开放，或者叫做开放改革。其实在中国过去三十年，是开放带动改革，然后找到具体在什么地方。过去这25年、28年改革，把中国带到今天的位置。这不是在开始就能设计的，这是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人问中国改革为什么成功，为什么那么痛苦？现在看中国改革一开始是计划经济要过渡到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很多人脑子里没有概念，我们知道河的那边很漂亮，充满许许多多美女在等我们，我们不知道美女是什么，同时河上也没有桥，怎么过去也不知道。

　　第二点，中国通过28年的改革，中国人均GDP不到2500美元。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财富积累阶段。我过去讲一句话，当你有十块钱的时候，一个家庭想改变生活。当你有一万块钱的时候，想改善居住条件。当有一千万的时候，你需要理财了。这个阶段是不是到了老百姓需要理财的时候，中国经济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自行车，第二阶段生产摩托车，第三阶段生产汽车，第四阶段生产飞机，我们这个阶段是生产汽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人口年龄水平是什么样？平均水平在32岁，印度现在比我们年轻得多。想象一下32岁的人是什么状态，已经有家庭了，他需要储蓄。中国人有能力买汽车，还想买房子，所以很需要理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许多优势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吴行长给我们看了图片，中国处在流动性过剩的阶段，为什么？是因为经常账户顺差太大，为了保持人民币稳定，中央银行把多余外汇吃进去，基础货币到市场上去。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外汇怎么办？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过去我们从来不关心，外管局下面有一个储备司，现在买美国国债，美元贬值，收益还不好。于是我们想把国债拿出来，还要成立中国外汇投资公司，我们要跑到国外去。我们现在的开放已经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什么？现在开放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我们要走出去，人家要进来。我们过去说只允许外资进来25%，单一外资不能超过20%，要不要投到公司里来，要在国际市场上运作，这个阶段变得挑战性很大。我们投了30亿美元，这是一个金融机构，现在帐面上亏损，这个角色怎么做？那我们现在很窝囊，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学习。我们的开放已经从制造业到了金融业。

　　第三点，金融业跟制造业完全不一样，制造业把东西制造出来然后卖出来，做生意很简单，什么叫商业，就是买低卖高。这个生意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前一段时间听说某某股票比猪肉便宜，两块钱股票比三块钱便宜，他们采取这种做法，中国人现在需要过程，我们现在进入这种程度，需要大量积累金融知识。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差得多。金融需要一个长期的想法。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1993年的时候，我初次进入这个行业，当时我带着一队投资者到上海，这个公司很大，这一切都说好了，我见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三个人，我问董事长哪里去了，财务总监哪里去了，他说他们都接见中央的人去了。我问办公室主任任何问题，办公室主任都说不清楚，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在金融行业里今天不是这样。工商银行比花旗银行市值要高，如果作为投资，你会去买花旗银行还是买工商银行。我昨天晚上刚刚跟客户吃饭，他我说很郁闷，他说我把工商银行股票卖了，我没想到我卖了就涨。我觉得要放长眼光，金融是一个感悟，谢谢！

　　听众发言：我来自中国银监会，我专门负责外资银行监管。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担心银行业失去控制的最主要原因是，国际上有一个指标：外资银行控制力。什么样的国家被外资银行控制过，有三个地区，拉丁美洲、东欧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三个地区，我要提醒学经济学的朋友，自由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正常的时候非常温柔，在市场发展危险的时候它是非常暴虐。这三个地方金融市场被摧毁，是金融体系被有策划的手，把国民经济体系摧毁以后，来占领国家金融市场。中国银行业开放，目前开放不够。开放会带来风险，金融控制尤其股权开放坚决不放，这三个地区都呈现这样的特征。请大家放心，目前外资银行在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不可能有很强的控制力。

　　张礼卿：大家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非常精彩，涉及问题也非常多。包括为什么要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公司治理改进关系，以及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中间要注意什么问题，这些问题非常有启发性。遗憾的是时间太有限，很多问题只是提出来了，这些问题都非常有洞察力，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能够展开。我们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再跟这些专家们对话！

　　闭幕式暨“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谭安杰：现在中央财经大学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有一个研究协议，下面请两位院长进行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

　　张礼卿：论坛开得非常成功，在不到三个小时时间里，我们主讲嘉宾和圆桌会议嘉宾发表了非常精彩的意见和看法，很多观点非常有洞察力，非常有创造性，也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问题。这次论坛我们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特别是澳大利亚大使芮捷锐先生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行长，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为我们发表演讲。另外我们圆桌会议嘉宾也都非常忙，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对论坛贡献非常重要，我们的成功首先要归公于这些嘉宾们。另外，我们论坛也得到了很多方面的支持，包括两家主管单位的领导，还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这次承办会议的老师们，过去几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地研究、去面对，我们希望这个论坛能够长期地办下去。大家看到这是第一届，我们希望以后还有第二届、第三届，每隔一年，或者一年两次。我们希望它能够长期地办下去，成为我们好的品牌，成为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精诚合作的一个象征。

　　我对这个论坛的长期存在非常有信心。今天最后一件事情值得我们纪念和骄傲，我们在两分钟前我们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未来两家学院将会在很广的范围内，包括合作研究、合作教育、合作社会咨询服务等等领域开展合作。在此，我想预祝我们将来合作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让我们以热烈掌声带去祝福！我希望我们在教育和研究方面能够进行合作，更重要是银行业的法人治理方面进行合作！

　　基尔·帕玛：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和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