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

　　北京合德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8年开始从诗人向商人转化，10年间的从事过三个行业。

　　我一直是双重身份，在一些人眼中是诗人，在另一些人眼中是商人。

　　大学毕业后，我在安徽省装饰工程公司工作，是国营企业，安徽唯一的一级企业，有700多人，曾是建筑系统中效益最好的公司。1997年，公司由于换了总经理，几个月后经营陷入混乱，又过了几个月，工资都发不出来，全员下岗也就顺理成章。那时侯要办全员下岗还挺难的，我们是试点单位，记得当时公司费了很大劲才办成这件事。

　　下岗之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装饰工程，觉得没什么成就感，加上自己的诗人经历，就转向了广告业。

　　1998年我在合肥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经商。那个年代精通广告的不多，几乎没遇到什么对手，我们就成了合肥最大的平面广告公司。几个合伙人中有诗人、有媒体的编辑，大家文笔都不错，也都有一些市场经验，所以很少遇到对手。

　　我们还在当地电视台开了一个“本地广告观察”的栏目，就在我们公司里录制，每周一期。当时我们的主要经营方向为商业用房的房地产策划、家用电器等，服务对象也大多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如海尔、TCL等当年都是我们的客户。

　　可以说，我们在内地经历了广告行业的黄金时光，所以很快就完成实力的积累。但随着实力的发展，也感到竞争对手越来越多，经营难度也越来越大，实力反而成了次要因素，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文人做生意，要实现这种转换还挺难的。

　　广告业说到底还是个地区性行业，做得再好，也只在一个地区中有影响。与装饰业比起来有一些文化含量，但离文化还很遥远。

　　2000年开始，我就有想法转行了，想做一个全国性的行业，最好是有产品的，而且是真正我热爱的。这次选择，我的文化情结再一次帮我做了最后的决定。因为出版自己的诗集《城市书》，我第一次与出版业打交道。又因为编辑梁小斌的思想随笔《独自成俑》，使我不得不进入出版业，因为编完的这本书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

　　2001年初，受诗人简宁的邀请，我索性来到了北京，进入了出版行业。当时我们共同组建了一家图书公司，叫嘉孚随，股东中有邹静之、莫言、黄永厚等十几位京城的文化界名人。对一个刚从安徽来的外地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至今我还很感激简宁。

　　2001年底，为了可以更独立地实现自己的想法，我便撤股出来做了合德堂公司，主营方向仍为图书。当时我开了一个“纸生态书系”，与很多出版社合作，经营的主要方向仍为本土的精品人文社科类图书。应该说，这个书系在文化界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的，也做了不少好书。比如残雪的《五香街》、刘索拉的《女贞汤》、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当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档案》、《大往事》等取得了不俗的市场反响。

　　2004年以前是图书的好时光，此后，受网络阅读的冲击，图书品种也越来越多，市场也开始滑坡。如今的市场确实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今后对于这个行业，我想只会越来越艰难。因为图书的娱乐与信息功能已被电视、网络等很多媒体剥离，图书也在正向经典化方向发展，这倒是符合我几年来一直的努力。虽然市场没有以前好了，但我现在反而感到比以前轻松一些，因为我们这些年做了很多积累。我们今年还计划围绕互联网来做一些工作。

　　现在做久了，心态反而平和了，我常跟合伙人说，我们做文化行业一定要抱着“有可能赚点钱，有必要赔点钱”的想法，首先确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喜爱的，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做好。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们现在反而做得比以前自如了。

　　现在回头看， 1997年到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真正实现巨变的十年。一个诗人，在十年时间中从事了三个行业，我想这是今天大多数人的共同经历。我分别经历了几个行业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转变中，个人心理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冲击。每一次都从零开始，但每一次都有新的机会与发展，这也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才有可能。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这也是这十年的魅力所在。

　　去年底开始，有很多人说文艺复兴，我写了《我的中国文艺复兴宣言》一文，我认为，今日的文艺复兴一定是从作家、学者的自省开始的。我们不要批判别人，而是对自已的经历首先做出反省，尤其是这十年，更值得我们自省。不仅要反省我们做过的事，更要反省自己的思想与心理历程。只有这样，一切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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