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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通向繁荣之路》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3日 16:41 新浪财经
第1部分 宏伟的图景 第1章 一个无比繁荣的世纪 【全球化】 19世纪后半叶，蒸汽轮船、铁路和电报作为重大的突破，将世界的外围与中心国家联结起来。全球化成为贸易、移民和资本自由流动中的一项规则。金本位制是使开放的世界经济正常运转的部分因素。富裕的国家决定了规则，它们拥有炮艇去催收债款，它们在保持世界经济开放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它们搜刮殖民地，分享自由贸易的好处。这是美国迅速崛起并达到繁荣的年代，也是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进入世界经济前列的时期。向新世界移民以及资本的流动，使世界的外围得到迅速发展。如果对全球化有什么担心的话，那就是它还没有重要到足以使人们难以忘怀的地步。 在接下来的20世纪里，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是大萧条——贸易流量暴跌，人们对开放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完全崩溃。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世纪中获得的经验教训统统名声扫地，丧失殆尽。仅从1929年到1932年的三年时间里，世界贸易以金额计算就下降了70%，以实物计算下降了25%。在世界贸易中，价格狂跌、全世界贸易壁垒盛行、“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政策成为通行的法则。关税不断升级，数量限制和选择偏好成为规则，很快，外汇管制就接踵而至。开放的经济已让位于对国内市场的保护，一个压倒大多数人意见的推断是，经济在其边界上止步。如果以上情况成为中心国家的政策，外围国家也会作出实际的回应。拖欠债务是家常便饭，以保护性壁垒作为后盾实行工业化，成为那些商品价格暴跌、无法再承受生活费用的国家通行的做法。拉丁美洲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但早在1934年，在极其重要的美国《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的推动下，各国试图重新开展世界贸易。但是，要花数十年的时间逐渐打破这些壁垒。重建世界经济的一个关键部分是“马歇尔计划”，该计划鼓励欧洲人恢复贸易。建立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失败了，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0(简称《关贸总协定》，GATT)成为一条谈判开辟互惠的、非歧视性贸易的切实可行的途径。20世纪50年代末，外汇管制被逐渐取消，因为贸易首先并且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国界的交易。但是，所有这些仅仅是先进国家的情况，世界的外围地区和日本已经坚定地接受了保护主义和货币管制是唯一可行的途径的观点。对它们来说，开放需等到20世纪80年代。 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基本恢复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情况。当然，通信已经大大地改善，这更加有助于开放，也更加有利于贸易；交通运输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步也是如此。但是，此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很难找到对全球化持明显怀疑态度的人。这似乎是一个新近出现的问题，主要由五种因素促成。第一，公司在追逐市场份额和成本削减的过程中学会了全球性的运作。诀窍很简单，资本是可以流动的，任何地方的工人都会很快感觉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工人的竞争。第二，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发生了更多财务上的重大事件——不管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可以避免的，这些附带事件的巨大代价显然是对曾经允许货币随意进出国界的全球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使全球化经济背上恶名的第三个原因是竞争的压力，它迫使政府从它们崇尚国家主权的政策中退缩。这使工人们产生了一种保护被削弱的感觉；国际协定排除了行业保护的某些标准做法，没有任何途径可以逃离全球化的包围圈。第四，由于杠杆作用和已经一体化了的世界资本市场，世界任何地方的一点扰动就会立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和市场越来越变化无常，没有一天不在提醒人们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实行不太可靠的小小的控制。第五，技术和金融、创新、产品以及赢家和输家的变化节奏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应付的能力。由于事情发生得太快，他们所能作出的反应就是简单地决定退出，他们只看到了威胁，而很少看到巨大的利益。他们肯定没有意识到，当工作岗位受到威胁时，多半是由于出现了更先进的技术。技术进步本身是一种福祉，而不是使人们失去工作的跨国界竞争。 全球化是20世纪末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与在1900年时不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已明显11加快了。像中国这样的竞争者，能够在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从入门水平的技术发展到中等水平的技术，不仅对新兴工业化国家，而且对位于中心的老牌工业化国家也构成了威胁。工人们认为全球化应该对造成贫困的日益下降的实际工资负责；而各国政府感觉到，它们控制事态的能力，或者至少在表面上如此，由于世界局势震荡对国内局势冲击的影响而明显地被削弱了。希望退出全球化，或者至少限制相互依存性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人们并不打算牺牲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和相互依存性。我们也不能肯定金融市场的动荡会有所减弱，或者技术创新和实施的步伐会有所放慢。在大约一代人之后，当那些不了解其他世界，并且适应了不太稳定的世界的年轻人上台时，全球化将不再是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仍然意味着全球化将会引起争议，还会有一段时间受到挑战，以及还会有赞同的声音。为了保持世界经济的开放性，并且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处理不必要的动荡局面，人们把这一重担放到了决策者们的肩上。 (梁晶工作室供稿) 【忧虑不安的2000年：谁在掌控？】 全世界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都感觉到全球化破坏了他们生活的稳定性，并且错误地认为这种变化无常的局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这使他们处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他们感到失去了控制权，他们感觉政府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他们要保证重新获得安全感，有些人不得不有所作为。当日本破产时，这些感觉肯定会更糟。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日本的债务庞大，它的预算赤字高得难以想象，它的金融机构几乎崩溃，它的投资失败，它的决策者们脱离现实，民众普遍丧失了信心。 美国也有崩溃的可能性，但可能性要小一点，因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作出反应，但是绝不要说没有这种可能性。尽管美国保持着繁荣，但今天的世界已有过量的金融活动，因此，它极有可能发生严重的事件。如果的确发生了，我们可以相信其影响是全球性的，我们必定会担心，人们的第一个本能是玩弄大萧条时的那种防御性和破坏性的策略。 老百姓想知道谁在负责。回答是无人负责；美国不可能领导日本，欧洲也不可能领导美国。24美国鼓励欧洲采取走向繁荣的政策，但是得不到共鸣；美国敦促日本走出衰退，但是没有人听，肯定也不会成功。欧洲批评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和不够节俭，它没有意识到如果美国开始节约，美元就会下跌，欧洲就会失去大量的工作岗位。日本梦想不买美国的国库券，而没有意识到日元将冲破屋顶，日经指数将穿破楼板。 世界并不需要更多的规则和协定去安排这个或那个；但它确实需要大量促进繁荣的政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评论大萧条时，批评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大量地印钞票。这是带给日本的一个信息。而对欧洲来说，则是要取消管制，这样，企业和就业方面的动力就开始摆脱财政方面的约束，以应付急用。如果日本和欧洲开始行动，这就到了美国要考虑缩小贸易赤字的时候了；当世界其他地方恢复时，它将自动到来，今天，美国的作用是确保本国股票市场的问题不要变成全球性的问题，确信固定汇率的思想完全行不通，并且与其他伙伴一起坚持世界经济的继续开放。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2章 国家的来龙去脉 【重返自由贸易】 20世纪30年代中期，正如我们想象的，世界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曾遭到彻底的毁灭。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捍卫者，地球上肯定没有实践它的地方。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稳定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和国家经济活动的极力扩张以及贸易的深度收缩甚至是下一次战争发动的前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是逐渐扭转贸易大幅收缩的局面。28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甚至直到今天尚未完成。另一股是建设福利国家，它现在出现了问题。 贸易的重新开放在两个方面开始得相当早。早在1934年，美国就通过制定《互惠贸易协定法案》开始扭转其极端的保护主义，从此以后，该法就成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就大力推进多边主义，并打开欧洲国家的市场。美国接受了针对它自己的歧视，只要欧洲国家开始进行内部贸易。“马歇尔计划”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胡萝卜”，并且起了作用：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欧盟是美国的战后国际体系设计师播下的种子的结果。政策制订者们为什么急于重建世界贸易？原因有两个。首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崩溃只不过是突发事件。从1929年到30年代初的谷底年份，只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美国的出口额就几乎下降了一半，德国和几乎其他每个国家也是如此。“以邻为壑”的政策已经粉碎了从贸易中获益的感觉以及贸易只有在互让互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的观念。 如附录图2—6所示，世界贸易的重新开放引起了贸易的极度扩张。事实上，扩张的步伐远远快于19世纪的速度。在仅仅35年的时间里，德国的贸易就增加了10倍，日本几乎增加了20倍。商品贸易的自由化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件大好事。所有国家都已经在地区的和全球的基础上加入了贸易自由化。日本是一个后来者，但在过去的10年里，它在实现商品贸易的有效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当然，在充分开放世界贸易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中国需要与世界进行充分的整合，印度也是如此；服务业仅处于实际开放的开始阶段。但是，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在今后的10年内将会涉及这些额外的领域。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出现，远不止是打破了全球主义，事实上，它是一股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力，最初是在较小的规模上，然后扩大到整个世界。29如果亚太经合组织认为要到2000年才会出现自由贸易，千万不要相信。它肯定要早得多，就如同东欧并入欧盟一样，速度会很惊人。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2部分 增长和繁荣的宏观经济要素 第3章 新兴国家的长期增长 第4章 抑制高通货膨胀 【如何摆脱极端的通货膨胀？】 如果没有持续的货币创造，极端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对这一论断已没有什么争议。的确，由持有货币的过高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速度的上升——货币的外逃——是通货膨胀过程的一部分。但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绝不是偶然发生的。它的根源始终存在，正如弗里德曼长期以来所声称的，极端的货币创造接下来就与预算赤字的资金筹措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任何高于40%的通货膨胀率(每年)都对增长有害，那么，极端的通货膨胀——每个月上涨20%、30%或40%——肯定会造成重大损失。毫无疑问，货币稳定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时候去稳定，二是如何去稳定。有一个学派声称，等待是一个好主意：通货膨胀持续的时间越长，越是达到极端，公众迷失方向就会越严重。最后，公众将会支持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去制止通货膨胀。过早开始行动意味着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并且失去可信度。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几乎在任何地方，稳定都不是由一个单一的、一夜之间一揽子解决了所有问题的决定性方案形成的。相反，稳定是一个持久的探索过程，它要探索公共部门为减少赤字、增进竞争和加强责任所要做的数不清的事情。刚开始时，这些措施中哪一项都做得不够。但是，回顾一下一个成功的稳定措施，它始终揭示了这样一点，即人们为稳定经济作出的长期努力最终汇集起来，就能够达到足够的程度。而等待只会对经济的免疫系统和社会结构造成破坏。这些破坏很难恢复49。这就是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在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情形。这也许也是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有时，破坏现存的社会结构也许是合乎理想的，但是，这肯定超出了控制通货膨胀的议程，并且在实现最佳稳定的过程中，它肯定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于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制止极端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必须进行制度变革。这一术语在文献中被滥用了，但是，在这一场合，它是合适的和决定性的。财政制度必须变革，这样，预算就无须再由中央银行提供资金了。但始终不变的是，那就意味着要平衡预算；如果能从资本市场取得貌似可靠的融资，也许这一目标不够雄心勃勃。中央银行无论如何必须摆脱印刷钞票、为政府提供资金的业务。并且，上述做法需要加以制度化，而不仅仅只是承诺。这些制度早已被废除，并且需要某种更好的东西来显示新的制度。以下是与制度安排有关的要点：货币管理当局、宪法修正案，等等。 在极端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的经济会自然而然地采用美元。如果允许有美元存款，美元存款就成为通行的做法；如果不允许美元存款，那么，以现钞的形式持有美元和通过资本外逃取得境外美元存款将取代本地货币存款的作用。这个过程可以被任何高通货膨胀国家所证明。这种对本国的货币几乎实行全盘非货币化和相应的美元化的做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美元化了，走到那一步也只是迈了一小步而已。它只不过相当于承认每个人早已上了船，只有政府还没有上船。就制度变革而言，没有比跨出这额外的一步更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的了。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非货币化的经济中恢复金本位制的真实情况，也是今天从阿根廷到俄罗斯发生的真实情况。 当外汇已成为解决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手段时，可以用三种方式利用这一工具。最少采取的且最不确定的措施是将本国已稳定的货币钉住美元或本地区第二稳定的货币。50作为开端，这是一个好办法，但它不能持久地作为可依赖的靠山，它会将制度变革的大部分负担转嫁给货币供给过程和政府预算。既然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变革发生，就可能很容易重新陷入旧的通货膨胀模式。 一个更加强硬的措施是转向一种货币管理制度，正如阿根廷所实施的那样：对中央银行业务的规则以引人注目的、不可逆转的方式进行改革；将货币创造与外汇的流入和流出绑在一起；明确划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金库的职责。的确，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出现逆转，但只可能根据国会的法令，这意味着甚至在国会辩论进行之前金融就崩溃了。但是，国会可能会展开一场关于软化体制作用的辩论，并且对高估币值的做法存在潜在的担忧。这就导致主张一种更加强硬的制度——走向公开地、完全地依靠美元。 即使采用这种制度，也有两种实现方法：完全美元化，绝对没有本国的货币创造——绝对禁用本国货币——或者给本国的小面额货币留有一席之地(在硬币和纸币上印上本国的英雄人物)。为本国货币留有一席之地的做法是很有诱惑力的，但也应该再想一想：谁想成为这种把自己的肖像留在一张贬值的货币上的英雄人物？历史书肯定是一个比货币更合适的地方。 有两点理由强化了这一观点，即完全美元化是货币管理当局欢迎的一种方法。首先，只要存在某些本币，与强硬政策和贬值的逆转有关的残存的不确定性就始终存在。例如，这在阿根廷就很明显，该国货币当局在经过4年的改革之后，在同一金融机构中，相同到期日的比索存款和美元存款之间仍然存在着利差。这一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在国外，人们对“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制度变革的信任始终是有所保留的。其次，一则来自20世纪20年代波兰的趣闻轶事证明了这一点：糟糕的公共财政总是从印钞票上找出路。曾经有人(埃德温·凯默勒，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医生)建立了一个完全采用金本位制的、完全独立的中央银行，但是，他把铸币的工作留给了财政部。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财政部不断生产出来的铸币导致了更加猛烈的通货膨胀。当然，51它不可能走得太远。因为硬币较难生产，并且质地比较笨重。这肯定是历史上最独特的通货膨胀插曲之一。 基本的推断是，那些明显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其货币的国家，它们的货币制度已经完全被摧毁了，它们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将不得不依靠美元和德国马克。它们的历史表明，持有一个国家的本币对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地位构成了威胁，并且给了我们一个需要摆脱的教训。有关征收铸币税的论点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国家试图征收占国内生产总值1%的税收时，就要付出牺牲2%、3%或者更高百分比的增长的代价。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比较合意。为什么像匈牙利或波兰这样的国家要加强它的本币，并且以眼前高估的币值去进行极不可靠的消除通货膨胀的努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不顾一切地试图联合起来，认为一种欧洲范围的货币会给它们带来更多的稳定感和更好的经济绩效。东欧的软货币国家将处在最前沿，因为它们比其他国家更需要额外的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常规，建议采用美元、德国马克或欧元作为从恶性通货膨胀走向稳定的行动的一部分。 在那些货币已被尽可能彻底地贬值的国家中经常听到反对这一策略的政治论点。不言而喻，本币就像国旗。这些国家的人们在按照他们对待本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国旗之前，肯定会三思而后行。 货币安排只是成功行动的一部分。至少同财政方面的变动一样重要。要使政府稳定，就需要平衡预算，一点都含糊不得。并且还必须以持久的、有效率的方式去实现。紧急征税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一种糟糕的方式。调整政府支出、实行私有化和堵塞漏洞必须占到其行动的90%。 政府的浪费越多，强硬的财政净化行动的范围就越大，从而对货币稳定性的支持就越有力——政府没有破产，它只是被错误地管理了。采纳货币制度或美元的意愿越强烈，产生结构重组的基础就越牢固。 摧毁一种货52币并不容易。它需要花数年的时间和数年仔细的工作。毫不奇怪，重新恢复货币的稳定性并不是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要花10年或更长的时间。那些曾经从头至尾经历过货币制度的破坏然后重建这一过程的国家，理所当然地对捍卫新货币稳定性的制度和有可能以不管多么微妙的方式重现它们的不幸经历的任何妥协极度敏感。它们恰好是不可以妥协的。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5章 自由市场运转得最好，但是需要少量的波动 第6章 你认为社会保险麻烦吗？ 【看不见的阴云】 在那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国家里，这些隐蔽的债务产生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负担。62当人口中的大部分相对年轻时，有较多的人为政府的退休制度交钱，而不是从中取钱。但是，当该群体开始老龄化时，现金流将最终变为负数。计算这些未来债务的净现值，需要作出许多假设，但这些假设是可以作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估计表明，这一令人震惊的问题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已经浮出水面了。 下面是一些保守的估计：在加拿大，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接近100%；未来的净养老金负担将等于另一个100%。早已数额巨大的意大利公共债务与其额外的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13%的养老金负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最后，日本的负债比率比较温和，即将到期的公共养老金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10%。在美国，相应的负债仍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1%。 追溯这个问题的根源，可以找到几个原因：首先，为未来养老金贡献税收的现有劳动力相对于养老金领取者将日趋减少。在日本，这一结果将在2010—2030年间起作用，老龄化问题在日本出现得最早，然后是欧洲。其次，全世界人口的寿命延长了，但在大多数国家，工作的年限并没有延长。因此，人们从公共养老金账户中提取的养老金增加了，尽管他们的贡献并没有增加。工业化国家不断下降的出生率也放慢了为退休金集资的收入流的增长。最后，在过去的30年里，当养老金计划有盈余时，立法则过于慷慨大方。 (梁晶工作室供稿) 【私人集合基金】 由于未来的债务如此庞大，有些人论证，这些养老金将永远无法支付。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因为日益老龄化的社会也意味着有一个老龄化的选民群体，那么，这笔债务又将如何偿付？可以对未来几代人增加税收，但税收水平已经很高了——而扶摇直上的税收是不受欢迎且没有效率的。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找到一种逐步实行晚退休计划的办法。工业化国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转向它们欠发达的邻国，并向它们借债：巴西、中国、墨西哥以及其他人口年轻的国家将具有较高的储蓄率。这些储蓄可投资于工业化国家的货币。然而，这种尝试也许可以减轻问题，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们必须做两件事情：63首先，必须抑制住不断上升的债务；其次，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储蓄必须有明显的增加，这可以通过削减政府的开支和提高私人的储蓄率来实现。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强制性的私人储蓄计划，如同智利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在那里，家庭必须从他们的收入中拿出可观的一部分储存起来，为退休或丧失工作能力做准备。这些储蓄不应该以税收的形式付给政府，而应该存入私人管理的、符合要求的账户。因此，私人储蓄就不会自动转化为预算赤字融资。 如果没有公共储蓄和私人储蓄的积累，可以预期世界资本市场将会出现资金短缺。一些大国政府将被迫为养老金融资借入巨额资金，这将推动利率急剧上升。幸运的是，还有足够长的时间供政策制定者想出办法来对付资本短缺这一令人惊慌的局面。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7章 永远增长 第8章 德国的经济前景 第3部分 全球金融市场 第9章 资本管制：过时的概念 【更好的解决方案】 针对与世界资本市场整合的问题，一个现代的解决方案受到强烈的肯定，资本市场对糟糕的经济政策的诱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监督机制。政府也许不喜欢让债券市场坐壁上观；储户和投资者应该满怀热情。从美国和欧洲十多年的政策方向的调整所得到的启示是很明确的。现在，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债券市场，其结果是它的决策已变得更加有条有理。84可能只有极少数新兴市场国家有实力同世界资本市场较劲——它们中的大多数迫切需要资本——因此，它们不应该放弃监督，这种监督有助于向它提供更好的和更持久的条件。 考察一下亚洲的金融危机，或更早的墨西哥危机，它们表明严重缺乏来自有关方面的适当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显然有严重过失。在墨西哥危机之后，该组织兜售一种新的数据传播系统，包括债务到期日的安排。没有人看到缺乏监管这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种制度会注意这种巨大的缺陷。 接下来要批评的是信用评级机构，它们对风险的分析显然是荒谬过时的，而它们争相提供日益红火的评级以招揽生意的做法是非常成问题的，显然，它们肯定从危机中学到了某些东西，但是，它们现有的员工和技术资源是否有能力评估各国的风险，则非常令人怀疑。例如，集中于债务出口比率的分析突出说明了它们如何忽视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而更看重旧式的经常项目上的问题。 贷款者都是事后诸葛亮，他们总是在每一次危机过后充当评论者。很久以前，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1928,p130)就谈到了过度的资本流动以及它们的突然逆转。 来自债权国的贷款数量开始时是少量的，然后逐渐增加并达到顶点，它们在贷款活动达到顶点的阶段以及投机性活动上升的阶段很有可能作出金额特别大的贷款，而在这一阶段，只要经济继续上扬，贷款就会逐月增加。随着危机征兆的出现，它们就立即大幅削减贷款，甚至完全停止贷款。 显然，尽管有各种经历，但这一模式依然千篇一律。当然，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政府要承担大部分责任。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的情况来看，任人唯亲和普遍的松松垮垮、缺乏监管是发生危机的关键因素(见Dornbusch and Park,1995)。而官僚们异乎寻常的昏庸无能也要担负责任，这些官僚们把国家储备金的最后一枚铜板都押到了赌桌上，这只会引发更严重的危机。 一个有效的监督制85度至少应该安排一项强制性的风险值(VAR)分析，不仅要对个别的金融机构(例如在美国的情况)，而且事实上要对整个国家作风险分析。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能够在防止危机而不是解决危机方面变得更富有效率这个大问题，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允许有一个比方说一年或两年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期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国都被要求设立一个监督管理制度，它既要满足国际标准，而且也是一个风险值的评估。所以，这些都将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而任何被发现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将没有资格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 因此，诚实的危机将通过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慷慨借贷而得以解决，而由松松垮垮、管理失误引起的可预见的危机将全部落到那些缺乏效率的国家身上，而得不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救助。当然，资本市场将会寻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金融状况，并且以扩大的利差严厉惩罚风险评估中的缺点。在危机的事后剖析中，一个因素凸显出来：以美元标价的大额短期负债。显然，任何风险值的分析都会立即抓住由此产生的风险：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将破坏资产负债表，除非做了套期保值。不利的条件可能导致债务转期的危机。债务转期危机将带来普遍的国家信用风险，其结果是有序市场的消失。确切地说发生了什么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更有可能的是，相对于资产负债表和储备的美元债务越大——因此，像韩国那样，巨大的债务—权益比率破坏了事情潜在的多面性——则到期日越短。当问题的中心从可持续性转变到脆弱性时，整个讨论的方向就改变了。然后，讨论集中在糟糕的前景以及可能会糟糕到什么程度上。一个系统的风险值分析正是突出了这一点。因此，各个国家会通过延长到期日、要求对各种债务进行套期保值、注意减缓过度的风险敞口、增加储备、紧缩预算，以及做一切必要的工作，来降低风险水平。其结果是，各国可以完全适应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和高度流动的资本。 对脆弱性作出的另一个方面的反应是设立再保险机制。那些将自己的外汇储备和国际信用地位孤注一掷的破产国家的政府，不可能为它们的金融机构或整个国家承担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对国际信用危机86风险的恰当的反应是建立后援设施。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商业银行体系是完全适用的。商业银行体系要求具有国际求助机制。事实上，阿根廷就设立了这一机制。该机制的魅力不仅在于需要时求助变成随时可得，以减轻灾难的程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资源的出借者有强烈的兴趣使自己不陷入糟糕的境况。因此，它们将亲自监视潜在客户的还债和清偿能力。运用这一机制是为了防止累积性的不良贷款，从而防止危机或限制危机的严重程度。世界资本市场不仅要提供资金，而且要提供监督，如果我们有权这样做的话。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10章 为什么紧急财政援助是一帖劣药 第11章 在向海外投资之前，检查一下法律 第12章 美联储如何驾驭疯狂的货币市场 第13章 汇率变化的效果 第14章 无法拯救美元：也不需要拯救 第15章 墨西哥危机的教训 第16章 亚洲危机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新方向 第17章 目标区域的争论 第18章 世界金融市场的新挑战 【美国经济复苏100个月及股价】 每一个泡沫都有某种真实的颗粒加上许多合理的解释。美国的股票要更胜过泡沫；有许多理由表明，美国的股价确实应该非常高。美国有一个善待企业的政府，而股东们也有权迫使首席执行官(CEO)成为有效的管理者,而不是公司的官僚。美国经济已经被纳入世界经济中，这大大削减了重组企业的成本。美国拥有令人惊叹的技术，并且愿意采用新技术。总之，公司的言语中不再有“不可能”这个词。而股东们就是靠着它凝聚在一起的。他们也确实从这样一个事实中获得了好处：运作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代替了工会。重要的是，还有人提出，衰退将不再是一种前景。由于通货膨胀率降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再需要经历过去经常进行的放血阶段，但是，它仍然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财政地位，正如本例中那样，这意味着如果某件事出了问题，就可以把减税方案及时摆到桌面上让大家讨论，甚至当邮件送达时，各家各户也可以使用这些减税的钱。衰退不只是一个问题：我们不需要衰退，我们不想要衰退，因此，我们也不会有衰退。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袖手旁观，并且一旦世界经济重新开始启动，它就允许通货膨胀再次积聚。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困难促成了美国的通货紧缩。现在我们正处在一种良性循环之中，即较低的物价上涨率和较好的生产率绩效转化成了实际工资不断上升的低工资安排。在国内方面，通货膨胀实际上已不再成为一个周期性的问题，由于日本、整个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处在困境之中，商品价格一直在大幅下跌，并且帮助美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这反过来又使美联储处于支配地位。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世界性的复苏即将来临，149并将逐渐加强。倘若果真如此，商品——从芯片到钢铁，到大量的制成品——价格也将上涨，美国又将掀起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好消息来自全球经济的复苏对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尽管肯定会有影响，但也不会非常大，因此，我们不是在不着边际地谈论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到4%或5%，或者更高。那种日子也许将一去不复返。但坏消息是，即使通货膨胀率只上升3%，但也太高了，已经超出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许可的范围。如果美联储不采取行动，工资增长就会加速，像物价上涨那样，其他也会跟着上涨。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世界经济将会好转，那么我们必定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联储正在进入角色。从看到通货膨胀的苗头出现到认识到股票将猛跌和美元将下滑，只是小小的一步。但是，这个坏消息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通货膨胀是一个小问题，而抑制它也不是一件大难事——放慢经济增长，并且肯定不会发生衰退。事实上，股票市场的回落将是所有发生的事件中最重要的事情，大幅提高利率，使之高居不下将是一种过分的反应。问题是要缓和通货膨胀造成的冲击，而不是将通货膨胀挤出体制之外，或者像日本那样把泡沫吹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完全有能力使这个危险的着陆一举成功而不致使飞机坠毁。但是，当危险发生时，旅客们要屏住呼吸。世界经济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当中心抖动时，没有人想待在外围。总之，美国的通货紧缩还没有完成；还要转一圈。我们很好，但股票市场将受到打击。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4部分 不用为自由贸易辩解 第19章 自由贸易处在十字路口吗？ 第20章 2005年，贸易自由化的漫长历程 【谁已准备好做一个自由贸易的伙伴？】 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在实力悬殊的国家之间订立自由贸易协定不仅是一个新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坏主意。对与墨西哥订立自由贸易协定，甚至对与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订立协定，一个共同的反对意见是：它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做好准备”，这句话在这里的意思是：它们的经济太不稳定，它们的政治局面不够稳固，它们的生活水准太低——或其中的某一项，或全部都还没有准备好。南方有一些国家也已提出争辩——智利争辩说它们已做好了准备——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还没有。 表面上看来，这个论点很吸引人，但其本质上是荒谬的。人们对此的反应肯定是美国只对出口市场和该地区的稳定感兴趣。这些国家早已实行了自由贸易，可能没有人会这样说，现在的贸易限制处处在帮助它们的经济或它们的社会运行得更好。然而，可以这样说，更加紧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将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加自由、稳定和繁荣的社会。因此，特别是对那些还有许多事情有待完成的国家来165说——值得一提的是巴西——自由贸易协定的前景提高了价格，这将促进并加快改革。没有人考虑政治联盟或欧共体式的深入一体化，因为要实现这一点，一个非常高的社会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当务之急是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 有一点很清楚，改革的制度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传播——这种文化说到底是与封闭的、政治上不透明的社会完全不相容的——符合美国的根本目的。事实上，这也是美国对该地区的一个贡献。谁最需要这种文化？显然是像巴西而不是像智利这样的一些国家。智利已经走完了这条艰难的道路，这不是反对与智利实行自由贸易的理由，这是反对将那些最成熟和最先进的国家挑选出来作预先论述的理由。 当欧洲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纳入大家庭时，其目的是为了传播不可逆转的民主政体和进步。这一举措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拉丁美洲，无论委内瑞拉、秘鲁，还是巴西都是恰当的例子。 在为自由贸易协定挑选贸易伙伴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允许有妥协。任何国家如果想加入自由贸易协定，到2005年，它就必须与伙伴国实行商品、服务和投资的无限制的自由贸易。一个成功的自由贸易166协定必须超越《关贸总协定》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有显著的进展。特别要做到以下三件事： ● 消除任何配额或其他非关税壁垒。 ● 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包括所有的服务业。 ● 投资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21章 美国—墨西哥的自由贸易：高工资好工作 第22章 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关系五十年 第23章 与中国的贸易，对美国的狂吠咬上一口 【不断重现】 美国人的天性是既要在国内也要在国际上消除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联系。政治不应该阻碍商品、资本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了两年了。每次遇到是否给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时，都会有一次激烈的争吵——每次都是选择经济优先于政治。 但是，当这个问题涉及中国时，就不应该将贸易和政治分开决策作为一条过时的结论。首先，中国不会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每当遇到贸易争端时，中国就会给欧洲或日本——美国的竞争对手大把大把的合同，以给华盛顿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美国的不满，中国最近给予了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191司一项波音公司一直想要得到的巨额合同。华盛顿和北京正在按照一套不同的规则进行游戏。 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美国政府经受不住被人们看做在以牺牲它的全球安全目标为代价换取它的出口利益，这将明显地削弱它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 解决办法是将最惠国待遇问题放入一个多年更新一次的自动操控装置。让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避免每年为展期而大吵一场。但是，华盛顿做得更聪明一点：中国得到了最惠国待遇，但却是有条件的待遇。 华盛顿应该认清它与中国的关系中的主要目标。如果中国遵守这些目标，最惠国待遇继续保留；如果中国不遵守，就将自动取消最惠国待遇。那样，最惠国待遇就成为中国的目标。同时，让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贸易问题就退出了双边的政治舞台。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5部分 欧洲联盟：幻想、问题和冲击 第24章 欧元的现实、幻想和问题 【透视欧洲货币联盟】 战后由美国推动、由法国和德国大力实施的明智的进程是：阻止任何可能使德国对法国发动战争的因素，阻止将整个世界拖入这些一再发生的冲突中去，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想法。确实如此，早期，围绕马歇尔计划、欧洲煤钢联盟和欧洲支付同盟的一些狭隘的协议恢复了地区贸易，创造了一种合作方式和一些共同机构，而这些方式和机构打破了坚冰，树立起了一种典范。之后，迈向共同市场的行动大大促进了对欧洲同一性的认识，与此同时，带来了经济上的突飞猛进。更进一步，1992年，欧洲内部市场的实现试图寻求将欧洲转变成一个像美国那样显著的统一的、竞争性的市场。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 毫不奇怪，在“欧洲92”的乐197观主义高潮之后，必须再有一个高潮，这就是共同货币进入议事日程，以及阻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声名狼藉的障碍出台的背景。欧洲打算使共同货币成为超越民族国家并且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没有国界的欧洲的步骤之一。贸易一体化的各种措施和消除跨国界活动障碍的措施，虽然有很多好处，但最终并无争议；它们只不过取消了政府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限制。在通往自由贸易的道路上，它们只是缺少令人震惊的行动。虽然在一个被分割的和受限制的市场中，它们受到了欢迎。能不能同样说说欧洲货币联盟的下一步行动呢？抱有怀疑主义是合适的：实现欧洲货币联盟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从中取得的经济利益却是微不足道的，失望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在过去几个月里，欧洲货币已从作为一个不大可能实现的糟糕的馊主意，变成了一个可能成为事实的馊主意。高失业率、低增长、无法应付负担不起的福利国家制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孤注一掷地把宝押在了共同货币上，都想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似乎共同货币能解决欧洲的所有问题。相反，实现货币联盟的工作困难重重，要满足著名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标准，加重了早已管理不当的欧洲的负担。马斯特里赫特的争斗也许会作为欧洲历史上实际上又一次毫无意义的争斗而被人们记住。 欧洲的一体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举动。它的目的就是要将德国和法国融合在一起，从而避免两国再次发生长达一个世纪的、反复爆发的战争。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行动就是建立一个共同市场：一个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人员的流动没有障碍的内部市场，再接下去就是通向完全联盟的货币一体化。正当这个进程实施之时，申请加入联盟的候选人圈子扩大了，抱有幻想的人更多了，矛盾也变得更加透明了。德国的科尔总理已认识到：除非从现在起他大力推动欧洲货币联盟，否则，这一设想就将失去人们的支持，并将变成一个馊主意，被人们抛弃，最终半途而废。但是，科尔不是单枪匹马，法国人也想搞欧洲货币联盟。他们的理由显然不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冲击而建一座桥——德国与法国现在的关系就像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系一样紧198密。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不知道法郎当天上午的行情，没有一位法国财政部长敢上床睡觉。货币联盟将使他们十多年来第一次可以在晚上睡个好觉，然后，所有其他候选人都试图获得一点声誉，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联盟成员的资格，各项政策根本就行不通。这些国家是：爱尔兰、比利时、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1998年4月将作出关于关键成员资格的决定。1999年，不再允许各国的货币之间自由流通。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谁将加入货币联盟，谁将被排除在外，这是明摆着的事，而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尴尬关系将极大地破坏共同货币所取得的成果。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25章 欧洲货币联盟：会不会出现？会有什么差别？ 第26章 如果法郎垮了，欧洲的共同货币之梦也将破灭 第27章 为何强大的马克会成为抨击的目标 【工作时间减少】 德国的问题超越了普通的经济增长下降通常存在的那些问题。问题不仅仅是联邦的预算在萧条中还在继续紧缩。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重组一个超负荷的和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工业部门。在工厂工人的平均报酬和福利达到24美元/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为15美元/小时——的情况下，德国的工业是没有竞争力的。在德国，不仅工资太高，而且，工人的工作时间还比其他主要工业大国的都少。如果不实行加班或倒班制的话，甚至连机器设备也要闲置更多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期它所享有的精湛的设计和无可置疑的质量威望，到今天早已不足以炫耀了。质量可另当别论——甚至连美国人也能做到。而且，人们可以用一辆德国车的价钱买两辆差不多的美国车。即使第一辆跑不动了，也可以丢了它，用第二辆好了。 有一段时间，德国工业的危机曾经被一系列应接不暇的订单带来的惊喜所掩盖。首先，一直到1985年为止，币值严重高估的美元使得欧洲实际上能够销售任何东西，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任何疑问。随后出现了欧洲经济1992年的那次小的景气以及随之而来的期望与信心的暴涨和当时出现的“一个欧洲世纪即将来临”的说法。当泡沫尚未破灭，一个已经过度就业的欧洲经济又迎来了两德统一的喜讯——联邦德国每年1 000亿美元的财政扩张开支使民主德国融入了现代经济世界，同时，世界对德国商品的需求也扶摇直上。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28章 欧洲的货币：对美元的意义 第29章 德国马克五十年 第30章 欧洲的前景 第6部分 拉丁美洲的三角形 第31章 拉丁美洲的三角形 【为什么？】 我们已经考察了币值高估的三种情况。其中两种的结局是灾难性的，而对另一种情况的评判仍然悬而未决。我们有各种理由持乐观主义的态度，除了经验。为什么政府要选择一种高估币值的策略？ 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关是它们并未过高估值。一个看似有理的论点是实际升值和币值高估之间存在区别。尽管它们看起来相似，但是，前者是相对价格的均衡上涨，而后者则是一种非均衡的现象。当一个政府执行稳定和改革的政策时，价格不可避免地会改进利用生产性资源的长期前景。假如把一个国家比作一家公司的话，它的股票价格应该上涨。货币的实际升值不就是同样一回事吗？ 这一比喻很恰当，它肯定支持实际升值的观点。但其中也有一些微妙之处。的确，资产价格应该上涨，但实际汇率多半与美元工资非常类似，一项重大的重组和开放措施首先需要解放劳动力，然后要求降低美元的均衡工资。只有当投资创造出了新的工作岗位时(部分是作为改革的结果，部分是对实际贬值引致的利润率上升作出的回应)，美元工资才可能上升。为了进一步利用股票市场这一比喻，一家实行重组的大公司采用了新技术，实行了零部件外包，并且减261少了浪费，它肯定能保证股价的上升，但也确实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会伴随均衡工资的下降——股东们获利更多，而劳动者的所得更少。 政府和市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别。贸易开放和企业重组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作为实际升值的理由，只不过因为它们代表了改革，而改革是好事情。这方面的另一个错误是对生产率增长的错误认识。有人经常争辩说，不存在币值高估的情况，因为生产率的增长是高速的。这个论点几乎认为，在按美元的价格水平衡量了竞争力之后，生产率的增长将被作为一种额外的调节因素。但是，生产率的增长自然会发现它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一种额外的因素。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方向上犯错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它们错误地测量了生产率的增长：现有的数据指的是每个工人的总产出，而不是增加值。因此，当重组和外包变得十分重要时，总产出和增加值之间的差异就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渠道。相对单位成本的显著下降，如同墨西哥的例子所表明的，很难同美元价格的急剧上涨相协调。［8］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生产率的明显高估。 不同解释的分界线集中在对事实和危机环境的错误理解上。在上面讨论的任何一个案例中，有关的国家与其历史上的情况相比，都处在有利的地位：改革在进行，正在采取正确的步骤，并且来自国外的资金十分充裕。这必然会产生一种错觉。如果有巨额的资金流入，谁又会想到去进行贬值以维持竞争力？改革就是要解决竞争力的问题，而其余的则是资本市场的事了。资金是首要问题，持续性是外国投资者唯一要求的一件事：继续演奏同一首乐曲，这样，更多的钱就会滚滚而来，如果有钱源源不断地进来，又会有什么风险？ 市场双方都发生了理解上的错误。就投资者方面来说，他们过于自信，相信自己消息灵通，流动性强，因此，他们一直待到半夜，期望乘最末一班火车离开。就借款者方面来说，这一行为诱致了这样一种幻想，即投资者不会怀疑他们的忠诚是一心不二的，而调整也不那么迫切。当突然传来一条出乎意料的重大的坏消息时，投资者们就会纷纷撤资逃离，市262场就会一片混乱，陷于崩溃，经济领导班子就输掉了这盘赌局。在今天的巴西，这一景象似乎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它受到了每一位相关人士的猛烈驳斥：荒谬透顶!在智利，这一观点也同样受到了抵制，在墨西哥也是如此。 第三点是关于通货膨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各国政府已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降低通货膨胀率是一场充满魅力的神圣的战争。部分原因是它是一项改革战略的最明显的讯号。它肯定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这个原因多么神秘，正如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9］而且，中央银行应尽它们的职责。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对付通货膨胀的战斗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而坚挺的货币有助于取胜。在这方面，通常可以指望得到来自外国官方机构的支持。 最后，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在它们的政策中采取一系列做法。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做法涉及政治因素。同样重要的是，通货紧缩和币值高估的问题也被列入该计划。就最糟糕的情况而言，一旦改革完成，货币贬值必定会同时发生，但是，人们希望这个问题多少能得到解决。当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不会那么轻易地解决，而最终的崩溃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因此，短视或拖延是汇率错误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最后会出现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币值高估十分明显时，最终就不得不进行一次贬值。但是，贬值是一场政治性的灾难，这一点已得到证实。［10］那么，为什么贬值会是一种风险呢？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32章 墨西哥：蠢事，崩溃及以后 第33章 另一场比索危机在伺机而动 第34章 巴西已无借口可寻 第35章 阿根廷的货币政策给墨西哥的教训 第36章 如何不捍卫南非的民主 【许诺，又是许诺】 在国内方面，围绕着工资协议和预算，紧张气氛正在累积。工人们把民主等同于取得他们已被公然拒绝的、等待已久的经济利益的机会。而政客们却不愿意说不，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选民们看不到反映在他们工资单上的经济进步，有足够多的政客是准备向他们作出不切实际的轻率许诺的。那便是走向支出增加的第一步，随后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接踵而至。 一般来说，下一步就是通过高估币值，使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其明显的动机是阻止价格膨胀、工资膨胀和货币贬值这一恶性循环。但是，币值高估的货币中孕育了货币危机的种子。要说服投资者继续留下来，就意味着要提供短暂的机会和较高的利率。而那些高利率终将使借款人陷入麻烦——无偿付能力，然后破产。最终，这幢纸牌搭成的大厦难免会轰然坍塌。当这个国家的外汇枯竭时，实际工资便一落千丈。 当然，南非的经济崩溃并非近在眼前。平民主义的潜在危害的一个特点是，在开始时，它总是惊人地成功。较高的购买力确实创造了就业和繁荣——通货膨胀是后来才出现的。那些告诫人们要警惕这些风险的人总是遭到事实的迎头痛击，并因此而信誉扫地。而在这些温和节制和谨慎小心的声音被冷落、抛弃之时，平民主义者却名声大振，权力大增。而正因为一开始时平民主义的政策是成功的，它们往往都被推行至远远超过其合理性的极点——从而创造了它们崩溃的条件。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37章 墨西哥应该弃比索而用美元 第38章 总统第二个任期的巴西政策选择 第39章 热烈幻想之后的巴西 第7部分 东亚奇迹，未必如此 第40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资本市场是“纸老虎” 第41章 日本为什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疲惫的模式】 过去，“日本公司”——316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的一种合伙制度——确保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品和资本市场均受到约束，因此，公司能够享有强制储蓄带来的低融资成本和高国内价格之利，支持它们竞争国外市场份额的争夺战。日元上升是正常的规律——但绝没有如此之快，以至于生产率的增长都跟不上货币的增强了。今天，这个模式正日渐失去吸引力：公司想要生存，就意味着要走向海外。金融市场不能永久掩盖事实上的破产，而那就意味着信用正在受到配额的限制。政府正处在国际的承诺和保持国内市场不受外国竞争的阴谋之间的篱笆上。在政策和政治方面，这个国家并无任何起色：老派人士在管理着通产省(MITI)、日本银行和财务省，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过。但是，随着一党统治的破灭，政治正在变成一种可自由参加的竞争。 再说一次，美国的政策并非强势日元的根源。与日本和德国相比，美国看上去比1985年，即美元汇率达到巅峰之年，健康得多了。它的预算赤字要小于德国或日本，通货膨胀率保持适度已经有10年了。确实，削减预算将是可取的，从美联储那里取得一个适度的通货膨胀率的更加具体的承诺将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即使那样，也不会对日元造成多大的改变。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42章 世界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日本 【俱往矣】 10年前，日本是世界的经济之王。这个国家几乎就要吞掉整个美国了。东京的一个街区就比整个加利福尼亚都更值钱。它的技术是顶尖的，它的质量无人匹敌，它的公共财政堪称楷模，320而它的股票市场的估价则反映出无限繁荣的前景。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已荡然无存。美国以其强劲的增长、充分的就业、平衡的预算和创纪录的资产价格，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经济的楷模。 日本无法实现起飞进入持续的增长。它的预算赤字庞大，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糟。正在下跌的资产价格威胁着整个金融系统，从银行到保险公司都有破产的危险，无一能够幸免。当日本货充斥美国市场，同时也损害着亚洲其他地区时，它唯一的增长来自过度贬值的日元。毫无疑问，对于众议员理查德·A·格普哈特(Richard AGephardt, 民主党，密苏里州)来说，这不啻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对于一位主张保护主义的总统候选人来说，没有比进口货的蜂拥浪潮开始抵达更好的了。 日本必须尽快做三件事：它必须彻底清理它的银行，使它们能够开始放贷而不是隐瞒它们的损失。日本政府新的一揽子计划甚至都没有从银行开始解决问题，而这些银行持有的不良贷款已累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15%。这个国家还必须实施大幅度的减税——至少达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刺激消费支出。桥本龙太郎首相提出的150亿美元的减税实在太少了，根本不足以使经济增速。最后，为了弥补所有这些代价，日本必须大幅度解除管制。这将增加经济活动，创造就业岗位，然后就会出现经济增长，为平衡预算提供财政收入。 日本的官僚们仍在不当地管理着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他们根本就不把常识和市场经济学放在眼里，而是一味地提高税收，到头来只能发现它的经济一路飞速地下滑。经济的衰退将在所难免，而且可能比前三次都更加严重。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看上去越来越像是被短命的复苏暂时中断的一次漫长的不景气。除非日本放弃紧缩银根的财政政策，否则，它的经济就将带着预算一起下滑。 几乎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清理银行的工作。日本银行的清理工作被政治化了，就像以前在美国发生的情况一样。平民主义者痛恨银行，因此，他们根本没费什么心思就将银行是经济的一个必要的部门忘记了。其实，银行越红火，它们贷出的款就越多。银行的清理代价高昂，但是，它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贷款就没有增长。日本政府必须硬着头皮吞下这枚苦果，并带着一些过去的管理不当和当前那些危险的、不加掩饰的真相迈过选民这道坎。 要使日本的经济321启动起来，取消管制是它必须采取的第三个步骤。虽然它曾经不断地作出过承诺，但迄今为止仍纹丝不动。由于准入的限制以及做生意的高昂成本，为日本的经济缴税的人太少了。这个国家太需要一次里根撒切尔式的革命了。 日本是世界经济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它的富有超出人们的想象，它的管理不当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陷入了衰退的泥沼，并且正在迅速沉没。没有一次强劲有力的经济扩张，日本的财政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亚洲的金融危机也不可能缓解，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也不可能顺畅地运转。美国不应该，也不可能解救一个不能打起精神做好该做的事情的富裕的贸易伙伴，使其摆脱苦难。 桥本首相曾经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我们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我们有钱。”的确如此，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表明，日本宁愿将它的财富带进坟墓，也不愿意作出改变。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43章 墨西哥吸取了教训，然而东亚会吗？ 第44章 紧急财政援助在韩国难以奏效 第45章 可能使中国瘫痪的阿基里斯之踵 【工作岗位减少】 只要现有体制不变，我们就不应该对频繁的行政干预感到惊奇。除非国有企业能更多地像成功的乡镇企业一样经营，否则，改革的新方案就几乎没有意义。第一，必须改革权力集中的部委，但是，这至今甚至尚未列入议事日程。第二，在从为其雇员提供从住房、保健和教育到退休金和丧葬的全套社会服务的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是“小社会”。因此，改革必须有配套的新的社会服务网络。第三，传统的国有企业，不论是在法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人浮于事，它既为民众提供了工作岗位，又为行政管理人员提供了权力和施权的对象。向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大幅度削减工作岗位。但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希望国有企业333雇佣的11亿员工加入流动的民工和失业队伍中去。 然而，改革必须驶入快车道，否则，中国的国有企业将被拖垮——而不仅仅是放慢——它已经取得的经济奇迹。国有企业是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它们拖欠的债务损害了健康的公司和银行，它们是预算的一个大漏勺。中国的经济已经很脆弱了，就像泰国一样，很难经得起一次房地产泡沫。除了财政方面的拖累之外，国有企业还拖了整个经济效率的后腿。它们的不良业绩转化成为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接受世贸组织的规则，限制竞争和对国内贸易的种种制约。为了保持国有企业不被淘汰出局，每个人的赛场都被倾斜了。 中国的政治难题是：它需要金融稳定、经济迅速发展、人和社会法制化。然而，如果没有占更大比重的乡镇企业、合资企业和完全私人所有企业等经济形式，它就不可能实现这一切。中国必须有所行动。中国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问题。 (梁晶工作室供稿) 第46章 下一个，中国吗？ 第8部分 好人坏主意 第47章给 科尔总理的一首安魂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41丘吉尔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但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那只不过是他一生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插曲。赫尔穆特·科尔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刚刚被德国选民毫不犹豫地赶下了台。与丘吉尔一样，他也在历史上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的名字将永载史册。选举失败的短暂羞辱只是他一生中的一个小插曲，总的说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一个伟大的领袖(更不用说不太伟大的领袖)能够在被选民放弃之前就坦然放弃，主动下野。 科尔完成了两大伟业：德国的统一和欧盟的建立。这两大伟业永久性地改变了欧洲，而且是有益的改变。将一个在经济上占有主宰地位的德国安插在一个欧洲联盟之中就意味着避开了对霸权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误入歧途，就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德国的统一。科尔本人十分乐意向人们叙述这样一个时刻，他站在柏林的一个阳台上，收到了戈尔巴乔夫的一份急电：“如果你们的坦克开动起来，我们的坦克也将一样”。但是，坦克没有开动起来；共产党的统治以一种令人难以相信的平静的方式解体，甚至最终在俄罗斯也一样！当大街上的人们简单地将自由掌握在手，好像它已经成为定局时，在这样的时刻，统一是需要有非常冷静的头脑的。因为统一远非已成定局，如果不是科尔已经与戈尔巴乔夫培植起了这种特殊关系，统一甚至都不可能发生。相反，我们本来可能看到的是起义和镇压，就像20世纪50年代一样。科尔是值得称颂的。 关于欧洲货币联盟(EMU)，不管争吵的是什么，不管实现它的成本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或者实现以后的利益是什么，毫无疑问，建立起一个欧洲联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有一点肯定是明确的，欧洲正在朝着一个逐步强大的一体化前进，342它的内部市场措施和共同货币都是有用的。欧洲确实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但是，那里也存在着由一个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有竞争力的市场所带来的异常巨大的优势。它需要坚持不懈、不畏艰难的奋斗来实现这一切。这正是科尔现在所做的。没有他的坚持不懈，世界的货币危机现在本该已经击倒了意大利，或许甚至还有法国。而实际上，如今，这两个国家都正沐浴在利率削减带来的惠泽之中。 在德国选举中，选民表达出来的大量的不满都与眼前的现状有关——某个为欧洲确定了下一个世纪方向的人完全有可能忽视了选民的眼前利益：就业和悦耳动听的泛泛许诺。施罗德填补了这个真空；一个集中于眼前直接利益的大联盟——并且对他们无法兑现的事情大肆许诺 ——要赶走一个在位已久且已经失去了以最大的真诚来掩盖使用虚伪技巧的人始终是非常容易的。但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今后将较少地以它的成绩，而更多地以争吵、不和与最终决裂占据新闻版面的头条。 科尔也许设计的是一次“软着陆”，让下一代走到台前，而不是使他的政党被踢下台。他没有办成那件事，但这也未必就是坏事。当前已经发生的事态反而更好：左翼终于得到了一个使自己名誉扫地的机会，右翼则能够得到片刻的闲暇，重新思考一个中立的议程，下一次大选将把重担扔给一群真正的全面改革者。施罗德先生仍然在第三条道路上徘徊。是的，确实存在第三条道路，但那是一条死胡同。世界经济向我们展现了异常美好的前景，但同时也展现了非常严重的压力和紧张。现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积极参与管理世界经济。欧洲需要有一位领袖来领导它发挥这种作用。然而，甚至就在施罗德先生上任之前，人们对他的疑问已经越来越大了：他是否就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第48章 奥斯卡是个麻烦人物 第49章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毁誉参半的索罗斯 正当目前金融危347机此起彼伏，人们疑窦丛生，连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都不清楚之际，采取一种引人注目的对立且理智的立场正当其时。市场是敌人：节制兽性、以人为本和打倒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索罗斯写道：“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得到金融奇才的名声，你们是否会阅读本书”。这是事实。不过，即便如此，任何一个想要从本书中寻找交易指导的人势必会大失所望。他们不如去看《圣经》和其他任何一本指导实战的书籍，反而能得到更多的教诲。如果你正在考虑圣诞节礼物的话，这本书是可以送丈母娘的。 初次涉猎索罗斯文章的读者一定会被弄得一头雾水。从金融危机的病症到联合国的一种新职能，从俄罗斯崩溃的一个近镜头特写到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的灭亡——很快、稍迟、或者也许不会到来——从对经济学的批判和外围地区流动性的必要性到探询一个道德社会的组织原则，包括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扩大的权力，以及资本管制在内，他天马行空，侃侃而谈，不受任何常规学科的约束。 该书的基本主题是各地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失调正预示着市场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的一次崩溃的可能性。其明显的言下之意是劫数难逃和出现异化。“在美国、欧洲的许多地方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长时期运转良好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已经陷入危险之中，而公民道德一旦失去，就很难重新获得……348用金钱的价值观代替所有其他价值观正在将社会推向一种危险的不平衡……市场价值观不能取代公共精神，或者换一个老式的词语来说，不能取代公民道德。”我们正在使我们的世界在金融上和政治上四分五裂；让好人挺身而出，团结起来，创造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吧!但对任何人来说，这一议程都太大了，难以承受，更不用说乔治·索罗斯了——他并不是天生就思路清晰和能笔下生花。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概念性框架、对当今世界金融现状的讨论和开放社会的议程。书的第一部分其实是《金融炼丹术》(The Alchemy of Finance)的改头换面，而且与那时相比，并无新意。第二部分讲的是新兴市场的危机，这显然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非常值得一读，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更是入木三分。结论部分详细阐述了市场对固有的价值观的破坏和社会最好既用金融的又用非经济的议程对付它们的看法。 第一部分的框架重温了索罗斯的反射性概念——与科学研究中的物体不一样，经济现实不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存在，不受市场参与者的信仰、观念和期望的影响。相反，跟诸如物理学的或气候等的其他事实不一样，它们会影响结果。是的，天要下雨，这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经济是否会有一次高涨或者崩溃必定要受到每一个人的所想和他们如何按照他们所想行动的影响。我设想没有任何人会不同意这一命题，任何一个经济学学生当然更不会。于是，就存在一种所谓的“增值性谬误”——导致一种投资假设想法的偏误性(fallibility)。这里主要的教训是：“总是在白璧中寻找瑕疵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当你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时，你就掌握了游戏的主动权。” 像爱因斯坦以高中没有毕业为豪一样，索罗斯以未紧跟金融经济学的进步而颇为得意。因此，他告诉我们，他本人的理财成功表明金融经济学是没有用的。他所倡导的许多东西都是期望和结果的经济互动的陈旧货色，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工作和比他早得多的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工作在内。卡尼曼(Kahneman)和特韦斯基(Tversky)的重要著作——经349济参与者以各种方式“形成”的事件难以与统计评估相符——早已成为不确定经济学的标准读物，并继续成为实验经济学的丰富的研究方向。他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Merton)和斯科尔斯(Scholes)的唐突无礼的评论——他们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上的失败真的证明了金融经济学的无用——明显地毫无价值，而且，在关于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问题答辩中反响极差。无须赘述，总之，他对于金融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一无所知。在这一部分中，他的信口开河充其量只不过是对一些普通主题的杂乱无章的阐述。 索罗斯的高涨—崩溃理论最像一本关于何时买进和何时脱手的用户手册。他完整地提出了八个阶段 (第52页)：从早期发现投资的假设到它的成熟、挑战、加速、真相大白的时刻、难以置信的坚持、下降周期和崩溃。对每一阶段都作了详细的剖析。但是，“并非所有的高涨—崩溃过程都遵循这一模式。每一个案例都是不同的，有多少个案例，就有多少条不同形状的曲线”。请注意，几个月之后，在用几个章节解释当前的周期时，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与原先的高涨—崩溃模型相比，主要的不同在于它的崩溃部分的复杂性上……崩溃的时间之长证明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复杂性”。而有时，甚至连那个模型也不够，于是，我们了解到：对“那么何时才是真相大白的时刻”这个命题最好不要揪住不放。模型不应一成不变地机械照搬，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是确定不变的。这是一些关于何时脱手和事后聪明的创造性运用的忠告。 索罗斯最有趣的是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向俄罗斯的蔓延和波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的分析。他关于在什么问题上出了错的描述和什么是这个体系的弊端的分析正好切中要害，生动且资料详尽。他尖锐、正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该对俄罗斯的债务进行重组，而不是用不充分的资金帮助资本逃离，到头来只落得后来出现的债务和货币的双双崩溃。他当时主张在俄罗斯成立货币管理局也是正确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这个胆量，因此失败了。当时在俄罗斯犯过的错误，现在正在巴西全面重蹈覆辙。 关于索罗斯为拯救俄罗斯所作的努力，书中有一处篇幅不大但极为详尽的叙述。他记叙了在他破釜沉舟地向《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发出那封信件，350呼吁贬值之后，紧接着他又如何设法使海岸警卫队出动，救援尚存的沉船遗物。这正是索罗斯作为危机阴谋家的可爱的一面，他带着他的建议四处游说，呼吁即使仅仅为了拯救资本主义，也要重整旗鼓，拯救俄罗斯。毫无疑问，他是真诚的：在过去的10年中，任何一个目睹过他工作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作为一名交易者，或者更好一点，以推进者和激励者的新身份跻身金融危机中心的热情。 该书在此处提出的系统的改革——国际信贷保险代理、资本管制、世界范围内大量流动性资本的注入——要么是极其了不起的，要么就是问题不断。人们更倾向于支持国际清算银行的建议：各国应该就债务契约进行谈判，包括一种基于应急的延长偿还期的安排在内。它在保持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方向的同时，又解决了资本外逃的问题。这是明天就能实行的。阿根廷为它的银行解决海外信用额度的方法同样有趣，它具有作为最后贷款人和解决那个十分重要的监督问题的双重优点。 该书的后半部分在讨论关于一个开放社会的问题——一个能够无限改进的社会——和即兴提出的改革世界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议上拐弯抹角，令人失望。过多的建议以及不分轻重主次地随便抛出来讨论就像在撒鸡食似的。人们甚至连索罗斯到底赞成哪一个及其原因都弄不清。没有约束的资本主义有着许多最前沿的批评家，而与此同时，社会改进则有着许多值得敬重的护卫者。索罗斯对于这两个主题根本不感兴趣。感谢上帝，他是一个无私、慷慨和真正有创造性的慈善家，因为否则的话，他将只是又一个富裕和狂妄自大且惹人厌烦之人。 (梁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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