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第25辑卷首语

　　《比较》第19辑曾发表了夏维尔·萨拉-伊-马丁的文章《15年以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学到了什么？》，他没有说到“中国的崛起”，却提出了“为什么非洲产生了如此令人沮丧的增长表现？”的诘问。自独立以来，全非洲大陆近7亿人民的福利状态极端严重地恶化了，其主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民所居住的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增长。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虽然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已经从一个发展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起步并实现了经济增长，却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走上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因为经济增长的背后需要许多重要的因素来保证。就新经济增长理论文献的总结来说，制度、政府的质量、开放的体制、人力资本和健康以及资源禀赋的初始状态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决定因素。反过来思考，通过对经典文献的学习，对比较分析的研究，理解那些经济发展失败背后隐含的各种原因，以避免走入停滞和恶化的陷阱，或许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课题。

　　开篇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的《为什么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增长目标》。对于中国的宣布到2020年人均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7.2%，而GDP的年均增长率需要达到8%左右——他列出了一些持乐观态度的原因。至于那些怀疑中国新的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的担忧，那些尚未解决且不断涌现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国际问题，都是有可能阻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并反映了人们一些主要的忧虑，但福格尔教授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且深信它们会得到解决。

　　《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学者黄朝翰和杨沐针对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提供的政策建言。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都典型地和一贯地表现为“农业剩余”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为工业发展服务。中国能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经验中学到些什么？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后，政府启动一些支持农业、支持农民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但同时也必须警惕，从国际比较的经验来看，减轻农民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主要的有效政策和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都在农业部门以外。许多现有的农村问题，只有靠农民脱农来解决。相反，通过支持农业来扶助农民的政策所能起到的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还可能有负面影响。

　　在今年春天召开的两岸经贸论坛上，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及元智大学远东经济讲座教授孙震做了题为《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与检讨》的发言。作者回顾了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指出以出口和投资支撑的增长将带来严重的问题。文章特别向大陆经济本身的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大陆的外汇储备目前已达8500余亿美元，每年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约在500亿美元左右，然而实际上为一资本输出国家……过多的外汇储备反映着长年以偏低的币值补贴出口所牺牲的经济福利。第二，金融系统未能有效分配资金，不生产与低生产力部门获得相对较多的资金，高生产力部门反而获得相对较少的资金，甚至得不到资金，不仅造成过高之不良债权，亦不利于资源之有效利用。第三，以GDP45%左右之投资，产生接近10%之成长率，边际资本产出率偏高，部分可能由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高，尚未反映于当前产出；但经济发展权力下放，地方政府各自‘招商引资’，不遗余力，导致过度投资与重复投资，终必拖累经济之长期成长。第四，经济发展重视成长多，重视就业少，隐藏性失业长期存在，所得差距随经济成长扩大，终为社会隐忧。”

　　《欧盟25国的金融体系》是美国宾州大学沃顿学院的金融系教授富兰克林·艾伦与合作者所著的一篇论文的简写本。文章概述了1995年以来欧盟扩大后25个成员国金各自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并利用各种金融工具证明和比较了新老成员国金融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文章还将扩大后的欧盟金融组织结构同美国以及日本做了比较：欧洲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基础的，相反，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起到了举足轻重作用。银行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要比日本低，甚至低于欧盟的新成员国。因此，美国的金融组织结构可以说是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虽然日本的股市的规模要比银行系统大，但是日本的金融结构仍是以银行为基础的，资本市场还是欠发达。本文对于欧洲特别是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有一个了解，从而进行借鉴与比较。

　　在“前沿”栏目中的两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两个互相映证讨论，一是其背后的因素，一是如何才能达到目标。《痼疾难消的贫困——政治制度、人力资本还是利益集团？》是《比较》读者熟悉的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新文章。文章建立在许多研究发展和增长的文献基础上，要向读者指出的是，这些文献有多篇都在《比较》发表过，而且是被不少研究“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经济会长时间得不到发展？”问题的文章反复多次引用的经典。拉詹与津加莱斯认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建立经济增长需要的制度基础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这是不够的。他们的研究思路认为，人们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的数量有差异，这种初始资源和发展机遇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偏好，并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各种集团将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影响未来的资源分配乃至未来的政治格局。作者指出，“本文的核心在于，与其关注制度的缺失，不如关注需要良好制度的利益集团的缺失。这将使未来的讨论转移到要素禀赋与如下的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贫穷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别是克服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个问题可能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更有指导意义。”

　　考希克?巴苏的《论对政府的误解：分析政策建议的艺术》也许恰好可以给那些充满挫败感的政策建议者一点理论解释上的安慰。在传统经济学文献中，政府被视为外生于经济运行的主体。经济学家们更是把政府作为推动合同执行的“第三方”力量。巴苏教授说这种观点是对政府的误解，并由此导致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的建议对政府行为的影响甚微。本文以一种新的博弈形式——俄罗斯轮盘赌——来描述向“内生性”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的困难，即使政策建议者与政治家具有极为相似的目标，但并不存在能够把政策建议者的知识向政治家传递的直接路径。通过对政策建议的专题讨论，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与内生性政府模型相关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应该建立能够更好地反应现实的经济模型；此外，尽管今后的政策建议者或许会比现在安静很多，但他们将更加清楚应该如何提供政策建议。”

　　“改革论坛”延续了上辑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议题，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戴蒙德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尔参与并执笔的“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的首期研究成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问题及对策选择》做了“补充问答”，使得这份课题组报告中所推荐的记账式个人账户制(NDC)更为完整，方案的思路更为清晰。

　　《捷克共和国记账式个人账户养老金改革》一文是提供给读者的是比较、借鉴与参考。文章描述了捷克共和国养老金体系向记账式个人账户制转型的可能性。预测显示捷克养老金体系无法持续，捷政府迫切需要改革本国养老金体系，转型为NDC体系。本文首先介绍了捷克老金体系主要面临的挑战；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养老金改革措施，包括最近与财政改革一起的养老金改革提议；还介绍了引入NDC体系的一些最重要的论据和转型为NDC体系可能引发的后果，同时讨论了捷克实行NDC体系财务方面的模拟结果，以及捷克进行NDC改革的可能。

　　王绍光、黛博拉·戴维斯和边燕杰的《文化资本的非均匀分布——中国城市居民的阅读情况》依据的是1998年对中国四个城市400对夫妻的访问结果，此项探索性的研究着重关注阅读习惯的不同，从而将文化资本的概念结合到当代中国城市中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作者指出：“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在控制教育等变量后，文化资本的容量和构成在各个社会阶层中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以文化品位或文化贮备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我们猜测，在这个复杂的、快速变动的社会中，文化资本可能变为一种特殊的资源，用以明确界定和巩固各个阶层的边界。”

　　作为一个左派、一个革命者、一个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罗默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开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药方？“海外来稿”中的《市场经济下取得平等前景的思考》是约翰·罗默今年4月20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演讲稿。他首先对收入分配方式做了这样的界定：在社会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平均收入相等，我们就说他们达到了静态效率均等。如果他们的收入增长率相等，就称之为动态效率均等。社会主义者认为有两个收入分配自由度：一个是如何把资产或这些资产收益的索取权分配给公民，另一个是怎样通过税收来再分配这些收益。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只有第二个自由度存在。文章深入分析了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和探索收入分配平等思考上的谬误。作者指出，今天的不平等，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能力的差别，而不是资本所有权的差异。因此，最重要以及可能最有效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教育财政政策的实施，来消除不同的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不平衡的现象——即消除机会的不平等。罗默说，“左派应该开展意识形态的教育来教导民众什么是公平”，这样，在多数人都支持机会平等观念的社会里，才有解决平等前景的基础。

　　“法和经济学”的《法律如何影响信贷？》一文由编委焦津洪推荐，是雷纳·哈斯曼、卡特琳娜·皮斯托和维克兰·维格对12个经济转轨国家所进行的研究，这些经济体自1991年开始都进行了大的法律改革。文章将银行信贷行为、银行所有权结构和法律变革数据结合起来，探究了国家内部的制度变化，并通过这些数据，分析了法律和信贷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法律对不同类型贷款者的影响，这是第一份在微观层面对债权人权利保护法与信贷行为变化之间因果关系进行的研究。作者发现，“法律事实上确实促进了信贷行为。债权人权利保护的总体水平与信贷规模正相关，同样，法律变革也与信贷规模增长之间也是如此。此外，我们发现担保法比破产法更重要。最后，数据表明市场的新进入者特别是其中的外国银行比现有参与者对法律变革的反应更为强烈，其表现就是他们信贷规模的增大。这一发现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既来自银行平均信贷规模的增大，也来自银行数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