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学：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三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结晶：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这本书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许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译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在这以后，众多同类著作纷纷问世，其中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中就包括两本：《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200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最近几年来，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事实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也赋予了空间经济学崭新的生命力。

　　空间经济学与区域科学的融合——“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外围”模式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icebergcost)”。经济的演化将可能导致“中心—外围”格局：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条件有三个：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当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时;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意味着较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它们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鲁格曼特别提倡这种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驱动力)。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使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也就是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以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的分布也可能是稳定的。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空间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的融合——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式所探讨的问题。

　　在单一地理中心中，有一个制造业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但当人口不断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此时孤立城市中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从而导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继续向下发展。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这种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的共同作用，市场潜力决定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描绘了市场潜力。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就因为一条运河的作用，这条运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起源于大约60年前斯坦福大学决策者的先见之明。

　　当然，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区位优势有催化作用：当一个新的中心出现时，一般情况下会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便通过自我强化不断扩大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

　　空间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融合——国际模型

　　在前面两个“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在现实中，要素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国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都是国界惹的祸(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外围”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国家集聚。那么，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涉及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和国际不平等或世界经济的“俱乐部收敛”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世界(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空间经济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对一国内部来说，开放对外贸易是提升了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于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空间经济学引发了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波

　　空间经济学的领军人物是保罗·克鲁格曼和他的国际同行。克鲁格曼在中国经济界耳熟能详，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新贸易理论，也不仅因为他的《国际经济学》是我国许多重点大学的选用教材，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测使他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声誉如日中天。毋庸置疑，克鲁格曼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经济学传人。为什么当代主流经济学家对空间经济学情有独钟？其他学科的学者也觉得纳闷，怎么如今经济学对空间问题感兴趣了？一些人过去没有听说过空间经济学，于是认为经济学是否手伸得太长了，伸到别人的领域中去了。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过去主流经济学研究三大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样生产？却忽略了“在哪里生产”即生产活动的空间定位问题。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忽略空间问题，是因为没有掌握描述空间的手段。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过去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这种特征就是指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

　　反过来，为什么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因为传统的空间经济理论有致命的缺陷：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所有模型都是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这些便利条件下的分析，没有找到某种方式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问题，这使得经济的空间问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盲点。

　　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文章，将英国剑桥大学罗宾逊和美国哈佛大学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模式化，这个模型为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扫除了前进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引发了经济学研究中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这场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空间经济理论。

　　空间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空间经济学是一门区域科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经济地理学、经济史学等众多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学科。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者，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可以尽兴地借他山之石攻其玉，同时也可以为这个更广泛的研究领域贡献各自的智慧，为新学科的发展而努力。

　　借助于空间经济理论，我们可以考虑中国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譬如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已有珠三角这个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业中心？“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如果过去已有制造业中心，自然它会得到维持;如果起初没有，则未必会形成中心。事实上亦是，长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维持，而东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东北和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强化这些基础也有望成为次级中心。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中国实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有助于这种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的实现。

　　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国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应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中国如今的城市空间结构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与新中国建立前相比，是如何演变的？未来趋势可否预测？空间经济学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不仅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史学家也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空间经济学的核心主线是集聚，为什么一个特定的行业集聚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是历史偶然事件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和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而循环累积过程犹如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方。城市的起源和成长也同理。城市本身就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地，是各种优质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我国史学界最近十年来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成果丰硕。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它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程度之高，令世人瞩目。美国的经验对中国目前的城市化道路很有借鉴意义。在对美国城市化的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注意到中美部分城市和区域虽然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程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它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系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链接：相关理论发展脉络

　　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学家早已涉足空间及产业集聚这一领域的研究。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利益学说，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学说，都是关于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超额利润如何转化为地租时，提到了级差地租的第一种形式，即是从土地的空间区位与地租的关系角度加以阐述的。

　　18世纪30年代，屠能(Thunen)最早将空间引入到经济学领域加以研究。他假设空间是均质的，推导出在一个孤立国的模型中，由于运输成本因距离不同而变化所导致的农业分带现象，即农业生产围绕中心城市呈现出向心环带状分布的特点。这就是著名的“屠能圈”。

　　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Marshall)提出产业集聚即空间外部性的概念，指出集聚有三个原因：1、集聚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2、集聚能够为具有专业化技能的工人提供集中的市场;3、集聚使得企业能够从技术溢出中获益。

　　1909年，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认为小的企业不能影响由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所决定的销售价格，企业家的目的是尽量减少产品运到市场的费用。他还提出，当劳动力或集聚的节省抵消了较高的运费时，企业家将寻找劳动力费用最低(或较低)、集聚经济最大的区位。

　　1936年，胡佛(Hoover)拓展了韦伯的体系，考察了更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生产投入的替代物和规模经济。1940年，洛施(Losch)将贸易流量与运输网络中的“中心地区”的服务区位问题也纳入其中进行研究，推导出在既定资源、人口分布情况下规模经济差异导致了空间集中现象。

　　与此同时，熊彼特将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创新角度来说明产业集聚现象。他认为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并且不在时间上均匀分布，而是相反，它们在空间上趋于群集。

　　大体上说，20世纪50年代前对空间区位理论的研究侧重于微观静态的方法，随着韦伯、熊彼特观点影响的日益扩大，50年代之后以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为核心的动态区域发展理论开始受到重视。其中非常有影响的是增长极理论、发展极理论、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依附理论、收入趋同假说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位经济理论从新熊彼特主义观点出发，将创新、技术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贸易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产业集聚的创新体系。克鲁格曼则应用不完全竞争经济学、递增收益、路径依赖和累积因果关系等解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

　　编后

　　梁琦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是去年收到的，恰巧，同期我们也收到了自然科学界一位专家质疑经济学家“跨界”研究空间问题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篇稿件我们均没有采用。今年以来，《经济学》专刊拟逐步增加学科前沿观察述评类文章的推介力度，于是约梁教授对原文作了压缩和调整(见报时仍有删节)。作者系今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获得者(2006年理论经济学类唯一一篇)，曾连续两届获中国国际经贸领域最高学术研究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也是《空间经济学》中文版的主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相信她对空间经济学的相关评述和理论阐释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今日本刊推出此文，同时也想表明我们的态度：欢迎学科前沿观察类的理论文章或综合述评。

　　说到对空间的“跨界”研究，我们认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自然科学界研究的是空间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在一个知识创新的年代，不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应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新事物的发生(有人以为“空间”仅是理工类学科的专有名词，习惯上一看到“空间”便联想到诸如太空飞船或者物理粒子等)。打破一种思维定势，加强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促进学科的融合，也许更有利于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