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战

　　——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

　　本刊记者　林铁钢

　　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De　Rato)：1949年3月18日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1971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获法律专业学士学位；1974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1979～1986年任西班牙人民联盟(西班牙人民党前身，1986年改名为人民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986年起任人民党执行委员会成员，1996～2004年任人民党副总书记。1996年5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财政大臣。2000年4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大臣。2003年9月任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兼经济大臣。在此期间，拉托代表西班牙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理事会理事。2004年5月，拉托当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在2005年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就当前国际经济金融的一些重要问题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首先请您谈谈对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评价。有哪些主要因素可能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拉托：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达到30年来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5年9月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05年和2006年全球经济增长均为4.3%。全球通货膨胀率在持续攀升的石油价格推动下略为上升，但是仍然保持温和水平。全球金融体系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强健态势，长期利率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各地市场相对稳定。

　　有迹象显示，过去一年里国际社会在解决长期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一些新兴市场增加了汇率的灵活性；人们日益认识到，某些工业国家必须增加储蓄而另一些工业国家则必须进行结构改革；人们再次努力减轻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

　　但是风险仍然存在。国际收支失衡不断积累，石油价格高位运行。尽管这些问题目前对于消费者信心以及资产市场(assetmarket)的影响不明显，但是政策制定者们必须十分关注这些风险。最重要的是，亚洲投资太低，美国的高消费靠快速举债来支付，而欧洲和日本的内需过于疲软，全世界必须摆脱这样的增长方式。

　　对于各国政府、消费者以及企业而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显然是石油价格。我们可以采取几种应对措施。产油国需要继续执行其投资计划以增加产出。石油消费国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提高消费者的节能意识、加强节能措施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应当鼓励开发替代性能源并开始扩大冶炼能力。石油消费国和生产国都应该考虑税收改革，特别是减少对于石油产品的补贴。在油价高企的时期实行不加区分的高额补贴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经济扭曲。在不少国家，石油补贴的结果是把钱给了那些最不急需的人群，而且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预算成本。在石油价格为每桶25美元时，这顶多是一项糟糕的财政政策；当油价达到每桶65美元的时候，这种做法就变成了毁灭性的财政政策。那些能够通过降低补贴并实行以有针对性的社会开支进行调整的国家将成为得分最高的国家。

　　记者：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及其结构调整带来深刻的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帮助其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迎接这些挑战方面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拉托：60年前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全球货币政策的合作，促进国际贸易的扩张和均衡增长，并且在成员国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资源。60年来，这一目标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中心，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的变化，这一挑战也在演变。

　　我们的分析显示，新的挑战正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出现。无论是成熟的还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它们所经受的经济和金融冲击的规模、速度和范围都大为增加。资本市场一体化使一些国家产生了很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同时另一些国家则通过分散其持有的资产或者积累外汇储备来防范危机。市场一体化所带来的困难被放大。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因为它们必须参与世界经济，以缩小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并且为其贫困的国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这一切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必须继续与时俱进。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全球化所要求的改革，并发挥了切实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主要是围绕应对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挑战而展开。但如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责任已经迅速增加，它必须考虑如何吸收资源并以最有效的方式满足成员国的需要。

　　一年多以前我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各成员国纷纷呼吁该组织增强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能力。为此，我启动了一项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它应当如何变革的研究。这项研究产生了一项中期战略，并已提交给9月底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

　　现在必须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重点，以协助各国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战。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制定更好的预算和货币框架、实行改革以适应不断上升的贸易量、强化金融体制。工作重心的调整必须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地区或者国别经济走势进行分析的方式以及如何为成员国提供建议这两个方面。这项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为“监督”的工作需要摆脱那种无所不包的方式，更为深入地分析那些容易产生危机风险或妨碍顺应全球化趋势的某些薄弱和扭曲环节。这就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参与那些形成公共意见和政策选择的政策辩论。

　　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独特的挑战。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全球的贫困问题事关整个国际社会。今年9月，我参加了联合国的世界首脑会议，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强调需要以更大的努力实现千年目标，即在2015年以前将贫困减半。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发挥各自的作用。捐赠国需要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在这一背景下，最近八国集团及其他国家提出的承诺十分值得欢迎。提供援助还应该更加具有可预见性，并且能更好地适应受援国的需要。低收入国家则需要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引擎。这要求有各种保证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及有助于私人部门繁荣发展的政策。低收入国家也可以通过消除扭曲贸易的各种补贴以及减少贸易和行政壁垒来帮助自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千年目标。我们正在不断努力改善我们所提供的建议以及我们所支持的计划，我们制定了一套范围广泛而且灵活的工具，旨在帮助低收入国家解决包括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暂时成本到减贫的长期挑战等在内的各种问题。今年，我们制定了新的方法帮助那些受到它们无法控制的高油价、自然灾害等事件冲击的国家，并且帮助那些不要求或不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的国家巩固稳定和促进改革。

　　记者：您认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是什么？应该如何改善这一体系？

　　拉托：也许最好谈谈风险而不是缺陷。我已经谈到油价快速上涨意味着什么，我也谈到对繁荣构成严重威胁的全球失衡。问题不在于这些失衡是否会得到减小，而是减小失衡能否以有序而不是无序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国际货币体系至关重要。过去一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的财政收入回升，日本结构改革的前景显露出多年未遇的光明，亚洲的汇率机制开始出现更大的灵活性。但这些只是第一步，这个过程需要加速进行。

　　●欧洲需要加强信心。各国政府需要提出全面的、有利于增长的战略来解决失业和老龄化问题，这主要是通过减少那些充斥劳动力、产品以及服务市场的僵硬规章制度来进行。它们也需要将欧洲单一市场扩大到提供各种服务(包括金融服务)方面。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在增加汇率灵活性和国内需求方面依然大有可为。最近中国和马来西亚采取的行动值得欢迎，我希望有关当局充分利用新安排所带来的灵活性。我也希望在管理汇率方面比较灵活的其他亚洲国家继续保持灵活的做法。此外，有序调整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亚洲国家要通过持续的结构改革(包括在一些国家鼓励增加投资和在另一些国家改善投资)加快内需的增长。

　　●宏观经济框架强健的石油生产国可以通过在优先领域增加生产性开支来帮助减少全球失衡。

　　●美国经济一直是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但是随着美国外债的不断上升，其经济的薄弱性也日益增加。因此，全球失衡中美国部分的问题(即削减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尤其具有迫切性。削减财政赤字的计划值得欢迎，但是对于非国防的可支配支出实行空前的削减却难以奏效，这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之前就已经是如此。我相信有必要在财政收入方面采取行动，最好是通过改革来扩大和简化税基。《预算执行法》——包括涵盖收入措施的现收现付条款——的重新实施也将有助于支持财政约束。

　　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要靠各国政府或者国家集团通力合作。解决今天的全球失衡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是很明确的，问题在于落实这些行动的意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能够提供建议和援助来帮助各国采取适当的政策，以此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是，全球失衡和全球性挑战将随着时间而改变。眼下的例子就是两年以来高油价对于全球经济提出的重大挑战。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制定解决今天问题的方案，也要为解决全球失衡等未来经济问题搭建一个结构。作为全球货币政策合作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也应当成为采取集体行动的场所。

　　记者：自从去年担任总裁以来，您十分重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督功能。您能否详细谈一谈监督的内容和含义？鉴于成员国投票权十分不平衡，如何才能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世界经济方面的独立作用？

　　拉托：监督和投票权是两个不同但是相关的问题，所以请允许我一个一个地来谈。

　　在监督方面，我们的中期战略要求我们在和成员国就政策问题进行互动时要更加有针对性和灵活性。说到底，发现经济薄弱性和保证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的互动。为了给成员国提供更加有益的建议和分析(并且在必要时提供特定的资金援助)，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最紧迫的经济问题。

　　发达国家必须更加集中地考虑经济政策的全球性影响以及如何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更加具有说服力。新兴市场的核心问题是改善早期预警系统、评估化解危机的最佳方式以及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融资在危机防范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在低收入国家，减贫努力应该集中在宏观经济这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擅长的核心领域，设法在该组织的贷款工具中增加灵活性，评估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可能性，简化程序，使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互动更加有效。

　　投票权与各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本份额直接相关，而资本份额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服其成员国采纳明智政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我们分析的质量，而且也在于人们眼中该组织的合法性。如果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国家不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中得到适当的体现，我们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具体地说，这意味着要增加一些新兴市场经济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的工作最为活跃，我们必须保证非洲成员国得到适当的代表。我们必须考虑成员国提出的各种建议，必须整合并重新分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的席位。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重新分配中“赢得”份额，其他国家肯定会“输掉”一些份额。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如果人们普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这个机构及其成员国都将受益。有可能找到一项解决方案，在提高那些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的国家的投票权时，也增加那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中占比提高的小国家的发言权。这必将直接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程序下提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记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点一直是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成员国的发展。您曾经广泛参与西班牙和欧盟的决策过程，您是否能够就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未来发展作一些评论？

　　拉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最近就经济政策和发展完成了与中国的年度磋商，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称为第四条程序。这一磋商的结果已于9月12日在公共信息通告中发表，并且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网站中获得。

　　中国成功地保持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过去一年来努力引导经济实现了软着陆，这一切值得称赞。虽然近来的数据显示增长已经从投资转向消费和出口，而且通货膨胀率下降，但中国仍然需要继续对信贷增长和投资反弹的风险保持警惕，尤其是考虑到银行系统中已经存在大量流动性。中国中期前景基本上令人乐观，虽然油价的波动、全球失衡的无序解决以及对中国的贸易限制都可能产生潜在的挑战。适当的政策反应以及继续落实结构改革(尤其是在金融部门、公共财政以及劳动力市场方面)，将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改善各地区生活水平和收入分配。

　　为了保证投资和信贷增长的速度继续得到遏制，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吸收银行系统中的过度流动性。此外，当局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一旦投资和信贷出现反弹的迹象，立即采取其他政策行动，包括提高利率和资本

准备金要求。在利率政策上给予中国

人民银行更多的自主权将有助于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当承认，鉴于中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处于特定的阶段，在控制某些部门信贷增长方面，行政措施仍然是必要且有效的。但是，中国应当逐步增加对于市场

化工具的依赖。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督以及强化审慎规则将有助于控制近期信贷的过快增长，从而增强整体的金融稳定性。

　　近两年来经常账户顺差的扩大加上庞大的资本流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并使得货币政策的执行更为复杂。因此，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朝着增加汇率灵活性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值得欢迎。应该鼓励中国政府积极利用新安排所带来的灵活性。更加灵活的汇率(而不仅仅是升值)是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加强经济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关键所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感谢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杰瑞米•马克先生对此次专访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