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伟大的搏弈》书评 理解资本市场

　　戈登这本书的结构，独运心裁，每一章的文字都围绕一位或数位资本市场的英雄人物展开，借助对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他勾勒出华尔街和纽约资本市场从1630年代荷兰移民那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资本主义精神史

　　汪丁丁

　　《伟大的搏弈》

　　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 约翰.S.戈登

　　2004年12月出版

　　1914年7月31日，下午，德国对俄宣战。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先后停市，无限期，……《伟大的博弈》第237页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从确定手中证券的价值。”

　　资本定价，这是市场实践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理解资本定价机制，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纯粹理论研究，始于老奥地利学派的庞巴沃克，以及他的几乎唯一可以匹敌的论争对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这两位大师之间的论争，最后看上去成了这样的局面：就他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而言，他们之间的分歧远比他们各自与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更小。

　　不确定性与机会，这是理解资本市场的最关键的一对范畴。如果我们对“劳动价值论”有所怀疑并保持着怀疑，那么，基于劳动价值的客观测度的“剩余价值”、“剥削”和“资本”范畴，就都成了问题。事实上，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环境的极端不确定性，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任何试图客观测度价值的努力都是十分可疑的。按照我们人类的如此渺小的理性能力，我们似乎只能获得关于任何价值的一些主观测度——作为“不确定性”的必然后果。并因此，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价值，尤其是对于长期价值，可能持有十分不同的主观测度，才产生了投资机会——从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中获利的机会。对这一看法，费雪比庞巴沃克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市场利率仅仅在人们想象的投资机会的差异与人们愿意等待的时间的差异，在这二者之间被决定。庞巴沃克则坚持认为生产技术的“迂回程度”对市场利率的决定具有某种长远影响。

　　今天，费雪的看法占着上风。资本市场的实质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把人们关于同一事物价值的许多不同的主观测度揭示出来，从而通过“对话”——货币的或商谈的，实现价值均衡，如果这一均衡最终能够存在的话。资本市场的实质就在于它最初是用来揭示人们关于资本品的许多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机制，只不过，为了诱使人们表达出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本身往往价值连城，这一信息披露机制必须允许正确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的那些英雄们，获取超过一般水平的回报——或者等价地。戈登这本书的结构，独运心裁，每一章的文字都围绕一位或数位资本市场的英雄人物展开，借助对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他勾勒出华尔街和纽约资本市场从1630年荷兰移民那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资本主义精神史。或许，在新近出版的同类作品当中，堪与之比肩的是戈登的另一本著作，Harper Collins 出版集团2004年10月推出的《An Empire of Wealth：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1607-2001》。

　　就《伟大的博弈》而言，最吸引我的，也最激发我思考的，是中译本第六、八、九、十二章。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至末叶，尤其是围绕“伊利铁路股票”的资本之争，目睹了当时政治家们无以复加的腐败，立法与司法，竞相腐败。一方面，议员们沦落为“两边通吃”的老鼠，如果两边支付的贿赂差不多，他们就收取全部贿赂，然后投“弃权”票。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第126页)。范德比尔特，这位带着典型荷兰姓氏和让我肃然起敬的工业巨头(第五章的故事)，这位扭转了华尔街历史走向的英雄，当他用巨款控制了巴纳德法官以后，他的对手立即用更高的价格买通了吉尔伯特法官。后者颁布了与巴纳德法官完全相反的法令——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第127页)。当这场恶战结束的时候，“伊利公司总共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高出200万美元”(第133页)。换句话说，双方用于贿赂法官的费用比法官带给双方的非法利益还高出三分之一。不过，“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越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第153页)。

　　理解资本市场，最困难的不是理解上面讲述的那些内容，而是理解市场内与市场外的制度创新的意义。对一位旁观者而言，在市场的外部，立法、司法、以及其他诸方面的制度改进的判定标准或许是让市场比以前更加自由——前提是“自由”已经从抽象概念被转化为某种可操作的准则，这在许多场合只要求对市场采取一种消极的，即尽量减少干预的态度。可是，对一位市场参与者而言，在市场的内部，任何制度改进，往往不能求助于消极态度，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对市场采取一种积极的，即努力让市场按照参与者认为更合理的方向演化的态度。一套制度演化的历史，通常表现为许多出于个人利益试图对制度加以塑造的制度参与者们的社会博弈的一系列均衡格局。换句话说，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特定社会的经济游戏，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的博弈，一方面是关于资源配置的游戏的规则的博弈，这两方面的博弈，其实是同一游戏的不同侧面。摩根以个人力量拯救了美国之后，中央银行制度才逐渐走出第一和第二合众国银行失败的阴影，承担起调解货币供给的职能(参阅第九、十、十一章)。从华尔街内部看，摩根的行为，不论它包含着多么高尚的动机，毕竟是造福于摩根家族的长远利益的从而可以被视为博弈策略的行为。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看，摩根的博弈策略导致了市场规则的重大改变，不再单纯是一位市场参与者的博弈策略。

　　越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机会的世界，那里的优越制度——例如自由市场制度，就越倾向于允许人们获得超额利润(以及超额惩罚)，为了鼓励创新，从而尽量分散和降低了整体生存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这类创新活动及其超额利润所带来的个人权力，在优越的制度安排下，又不应当导致个人对市场的操纵。因为任何垄断，等价地，任何绝对权力，都绝对地趋于腐败。

　　资本市场于是可以被理解为受制于社会交往和社会选择的政治艺术，保持着这一艺术的高超水平的社会，就可能充分开发资本市场的优越性。反之，缺乏这一套政治艺术的人类群体，即便把成功资本市场的正规制度抄得惟妙惟肖，这制度也难免要流于腐败，殇于无序。

　　我承认，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是写给深入思考过制度问题的人看的。当然，那些深入思考过制度问题的人，或许恰恰无须再看这篇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