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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政治领域回到私人领域，来看看家庭的例子。
用家庭来做比喻有助于我们了解权威的政治作用。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是，孩子必定受到父母权力的影响：恰恰是孩子对父母的爱给了父母这种权力。正如一位军官不会停止指挥，听任自己的部队一直无拘无束，父母也不会以纵容孩子来逃避行使这种权力。孩子就是因父母的意志才存在，父母因此负有不可废止的义务抚养和影响孩子的成长。权力就存在于
这个过程之中，而且必定属于一种既定的权力，因为当孩子降临人世时，父母手中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权力。
如今，有一种看法认为，孩子们不仅需要父母行使这种权力，还会要求父母那样做，乃至会珍视父母的保护。如果没有首先行使一种既定的权力，父母就谈不上满足孩子的爱，也谈不上付出爱。因为，孩子怎样才能从周围的所有生物当中认出自己的父母，也就是说，怎么才能识别出他们感受到的爱和保护的源头呢？
无疑，孩子肯定会感受到身外有一种意志，一种为其生活着想的渴望在影响着他(她)的生活。孩子肯定会感受到他人对自己的爱产生的约束。只有认识到存在决定他(她)的所作所为的客观权力，孩子才不会沉溺于自我，转而认识到父母是种自主的存在，一种不仅能够付出爱，还可以自愿地向他(她)付出爱的存在，他(她)则应该以爱回报。
我们把这种亲情之爱(personallove)设定为家庭融洽的目的，这种亲情之爱的先决条件在于，既感受到既定的权力：孩子朦胧地意识到，至少相对于另一个生物而言，他(她)是无能为力的；也逐渐明确地认识到，那个人的权力也是在行使自由。与此相似，正是对于约束、无助和受制于外部意志的承认，宣告了公民认识到自身的社会成员身份；这种认识孕育出个人对自己国家的热爱。
再来看一下家庭忠诚的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孩子对父母负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绝没有表明什么单纯的契约权利，完全是作为对亲子关系的承认所应当给予父母的。这种义务观的基础不是正义——它属于确立起道德约束的人与人之间的自愿行为的范畴——而是尊敬、敬重以及(罗马人所说的)忠孝。不照料上了年纪的父母并非不义的行为，而是不敬的行为。所谓不敬，就是拒绝承认任何不是出于同意或选择的要求是合法的要求。
我们发现，倘若我们无法确认这种识别出“超验的”(transcendent)——即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超出个人选择的范畴——纽带的能力，就无法理解孩子对父母的态度。公民正是把这种能力从家庭生活移植到公共生活、人民和国家。保守主义者认为，社会的纽带正是这样一种“超验的”纽带，公民必然倾向于认可其合法性。换句话说，公民倾向于把权威赋予现有的秩序。公民在这么做的时候，多半会受到具有专断权力的法令的威慑，要么受到公共秩序中普遍存在的“敌意”的威慑，这就如同自幼失怙且无人抚养的孩子所经历的情况。
在我们探讨过的那种意义上，权威乃是一个庞大的人为之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权威是刻意树立起来的；恰恰相反，权威只有在人们运用、理解和服从它的情况下才能够存在。这种普遍的默许决定了社会的状况，保守主义者致力于维护能够培养出忠诚习惯的各种惯例和制度，家庭当然是其中最好的。
我们将会看到，保守主义思想的这种必然的推断，与任何暗示保守主义者拥护自由主义理想或所谓“最弱意义上的国家” (minimal state)的说法势不两立。如同社会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在必要时会成为“极权主义者”，尽管这样的自我表白并非明智之举，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反对“极权主义”，并非是针对国家的权力，而是针对独断地形成、随心所欲地行使的权力。严肃人士绝不会认为，必须有一种超越国家权力的权力，一种倘若它决意如此，就能够置身于法律范畴之外的权力。
保守主义者认为，对于国家的权威来说，国家权力必不可少，保守主义者将与任何反对国家权力的势力针锋相对，谋求确立和强化国家权力。然而，保守主义者并不希望看到权力赤裸裸地屹立于政治论坛上，而是给它披上宪法的外衣，让它始终通过完备的法律体系来运作，使权力的转移永远不会采取野蛮暴虐的方式，而是自始至终采取有节制、合情合理的方式，成为激起忠诚之心的文明活力的表现。因此，宪法以及支撑着宪法的制度始终是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保守主义者相信已知的、业已经过试验的安排，希望把构建真实而公认的公共领域必需的一切权威注入这些安排。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尊重传统和习俗，盖源于此，而不是任何把这些惯例当做手段的目标，例如自由。
摘自《保守主义的含义》，罗杰斯克拉顿著，王皖强译，刘北成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参见“本刊1月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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