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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历史，可以使我们理解社会行动的选择会遭遇到哪些限制，对于奉行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来说，明了这些限制所在，从而选择正确的行动方略，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 王焱／文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曾这样问他的父亲。不想博
雅如布洛赫这样的法国史学大家，一时竟也茫然。
所谓历史，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多重复杂的意涵。质言之，前人的一个行动将历史客观化为一个史实；这一史实经过人的反思，建构为系统化的知识，历史事实也由此化为主观的历史意义，两者叠加，这才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历史。
与世界各大古老文明相比，华夏文明最富于历史意识，同时也最重视历史的教益。古希腊人推重哲学，即便是号称“西方史学之父”的修昔底德也认为，所谓历史，不过是“用范例讲授的哲学课”而已。惟有儒家的圣人孔子认为理在事中，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述而不作，自认为是一位历史学家。儒学传统中，经史不分，所以梁启超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知识之纪录，无不丛纳于史。”
在今天这个“上帝已死”、“天道隐退”的世界上，无论是神话的世界观还是宗教的启示都已经失去了魅力；要克服人文的衰退，意义的危机，惟有通过对历史与生活事件的意义，加以理性的说明、诠释和评价，才能为我们重建生活中的意义，提供一种理性可以期待的目标模式，从而使人摆脱盲目命运的主宰。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任何有系统的社会政治哲学都不能不建基于对现代性及近代历史进程的基本理解之上的原因。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一个历史学家，满脑子都是埃及妖后奶子大小之类邻猫生子的逸事，即使知道很多这样的历史故实，依然算不上熟谙历史。那至多不过是“多识往事”而已。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古往今来，就人类社会行动的空间而言，似乎是广阔无边的，但正像唐人杜牧所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无论人们自以为怎样超拔世俗，空所依傍，实际上其社会行动无不受到结构性社会条件的种种制约。历史是藏往知来之学，其中蕴含着古今政治社会建制的演化嬗变之迹。读历史，可以使我们理解社会行动的选择会遭遇到哪些限制，对于奉行责任伦理的政治家来说，明了这些限制所在，从而选择正确的行动方略，乃是成败的关键所在。
秦王嬴政以“始皇”自命，认为历史从他称帝之日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所以他用焚书坑儒抹杀历史。吊诡的是，这个蔑视历史的王朝也因此短命夭折，从而失去了历史。相比之下，唐太宗就聪明得多，他说“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而在上个世纪由于人为失误造成全民饥馑的年代里，刘少奇最担忧的还是将来要被上史书。无论东方西方，传统的历史学都以政治史作为中心。这既是政治家钟爱历史的原因，也是他们畏惧历史的缘由。清朝的历代帝王戒慎戒惧，每日黎明即起，都先要读几页前朝实录，然后才上朝处理政事，因为历史中蕴含着古今中西社会政治的无数经验。作为一种行动传统的政治，既没有可以复制的模式，也没有可以照搬的不变理念。那些不重视历史借鉴的政治家，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
古希腊的众多贤哲踔厉风发，个个睿智机敏，辨才无碍，可惟独政治世界却是他们共同的滑铁卢。且不说苏格拉底仰药而死，柏拉图被人拍卖为奴，连鼓吹中道的亚里士多德也不免被雅典官府通缉，最终落得客死他乡。无怪连哲学家的婢女也嘲笑失足的泰勒士，笑他只知道仰观宇宙，却忘记了俯察地面。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政治家往往凭借抽象哲理来从事政治实践，结果往往丧失了对从政来说至为重要的对于现实的感知力。中国的古人，有强调读经重要的，有重视读史的，还有主张单日读经，双日读史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则以为“史之发人志趣，益人神智，其用实倍于经……通史致用，遂为通则。人不习史，……或为乱政之魁，清末至今，其弊可见。”
“读史使人明哲”。这是17世纪英国思想家培根的名言。培根重视历史，与他力图破除“剧场假象”有关。在他看来，由诸多哲学学说所形成的系统教条，并不是现实世界创造的，因而要获得智慧，就必须摧毁这些假象，以便在事实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知识体系。马基雅维里则认为，要从事政治就要研究历史上的实际情形如何，而非哲学家的想当然。他抛弃宗教神学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直面事实本身来构造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使他的《君主论》一书，成为政治家的枕中秘笈。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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