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年度推荐图书

　　-编者按：推荐年度图书，不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我们这里推荐的这些图书，只能是一家之“选”。由于编者识浅、见狭、学不足，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评选采取了由学者提名推荐，然后由编辑部最终确定的办法。得到了崔卫平、何帆、高毅、陈嘉映、陈克艰、王焱、江晓原、李银河、盛洪、张宇燕、钱满素、何怀宏、任东来 、资中筠、许纪霖、范福潮、张汝伦、罗志田、王春瑜、田松、杨奎松、梁小民、闻一、刘绪源、邵燕祥、徐晓、范春萍等学者或出版界人士的大力支持，特此志谢！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余英时著三联书店2004年8月，48元

　　以元气淋漓的史学力量，解答了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命题，展现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积极的一面

　　陈寅恪先生1943年曾做出一个关于中国文化走向的大判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先生在失明膑足的晚年，依然对宋文化之美念兹在兹：“天水(按，即赵宋)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赠蒋秉南序》)“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可是，陈先生的预言与判断已经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一般人提起宋代，还是不免蔑为偏安文弱之朝；提起宋学，也不免讥为“袖手心性”之学。陈先生所谓“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仍不免久久落空。现在，终于有了一部重量级的作品，不仅以元气淋漓的史学力量和纯正厚重的儒学正解，强烈冲击着烦琐考证的汉学和精致谈玄的哲学，找回宋代文化研究的一条大道，而且很好地诠释了陈先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一著名预言，解答了宋代文化何以“造极”的命题，这就是余英时教授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

　　我读此书，一个心得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待重新认识。中国历代士人，在政治上抛洒了多少心血，难道一句“求利禄”、一句“入彀中”，就可以一笔勾销？余先生以史家之心，娓娓道来，在他的笔下，宋代道学士大夫，原来是那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智慧，前赴后继，生气凛然的儒家社群。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王安石、朱熹的“以天下为己任”，文彦博的“与士大夫治天下”，整整一代道学士人，心中绳绳相继的理念，即是通过他们的参与投入，“得君行道”，共定“国是”，以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中国士人政治主体意识最为高涨、同时也是文化主体意识最为高涨的时代。如果说，先秦的士，虽有“道”的自觉，然“天下”并不在他们肩上；东汉的士，风俗极美，然“名教”仍限于精神领域；而宋代的士，“我们不妨说‘以天下为己任’涵蕴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因此，它相当于一种‘公民意识’。”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定义，这是从神的位置下来，从兽的位置向上，成为最为真实、自由，人的主体特显光辉的时代，仅此一项，宋代文化之光辉，即已与天地而同久。(胡晓明)

　　●《探究心灵》《纵议天下》《思考变迁》

　　张曙光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三种107.60元

　　用中国人的语言，谈中国的事情，体现了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努力

　　一群学人办的讲座能够坚持十余年而不辍，是因为她用中国人的语言，谈中国的事情。这十年是中国经济改革进展最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这些演讲反映了这十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变。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目前已出版的三集共53篇演讲中，涉及中国当代改革和发展的有34篇；而在34篇经济学演讲中，这个数字更达到25篇。这说明，这个讲座的目的不在于探索一般性的知识，而在于经世济民，参与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进程。由于专注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会失去在世界上的一些机会，比如得诺贝尔奖之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但是，我们无需为此而悲伤。诺贝尔奖毕竟是发达国家所设立的奖项，它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发达国家民众更有兴趣的事情。翻开任何一本美国的经济学杂志，其中当然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好论文，但多数可能和中国的现实相去甚远。它们所讨论的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可能是需要的，而对于中国来说却是不着边际的。反过来，我们中国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却可能已经不是问题了，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自然也不可能在好的杂志上发表。我个人一直主张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这个讲座的同仁则是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身体力行者。这样做，我们也许无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却为此而得益。 (姚洋)

　　●《费曼讲物理.入门》

　　湖南科技出版社2004年2月，15.80元

　　诺贝尔奖获得者费曼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明了差不多整套物理学

　　费曼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称得上20世纪是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并且当仁不让是科学家中的大玩家。他不仅玩物理学，还玩舞蹈、玩裸体画、玩玛雅人的天文学、玩锁、玩收音机、玩化学配方，读中学时就用整套自己发明的符号玩三角学。他是将玩与创造高度统一起来的人；他给大学低年级生讲课，就把这种创造性的玩法搬上了黑板，纪录下来，就成了一套独一无二的《物理学讲义》。这套三卷本的讲义，已经有了10种语言的译本；我们手中的这一本，是从其中选择最容易读的六章印出的。

　　书里几乎没用什么数学，这不仅是为了通俗，更反映了费曼对物理学本质的认识：物理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困难并不是数学性质的。费曼喜欢讲“常识”，他所谓的“常识”，其实是指一下子抓住要害的能力；“挑战者号”航天事故的主要原因，就是费曼根据“常识”找出来的。费曼说：一个问题，如果没法“把它简化到大学一年级的水平，那就意味着我们并不理解它”。借费曼的朋友、也是大物理学家的戴森的话来说：费曼不用系统的数学，而以他自己的方式实际上“重新发明了差不多整套的物理学”。认真肯用心的读者，通过这本“入门”书，可以从头从新进入多彩多姿的物理学世界。 (陈克艰)

　　●《柏拉图对话集》

　　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1月，37元

　　王太庆先生精通古典语文和现代西语，以口语化的文字翻译柏拉图的著作，深得柏拉图的“原意”，终成译界“范式”

　　在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上存在着一个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利害攸关的大问题：用什么文体、文风等外在形式翻译柏拉图著作，直接牵涉到对柏拉图思想内核的理解。柏拉图一生写的差不多都是对话，口语化的文字似乎随意流滑，而且谈论的大多是一些聪明的小文人喜闻乐见的话题。柏拉图的“全集”不是宏伟的哲学体系，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传授的也不是哲学的专业知识，柏拉图处理的是“前哲学经验”。

　　王太庆先生以口语化的文字翻译柏拉图的著作，自然深得柏拉图的“原意”。而且太庆先生古典语文和现代西语都极好，自己又深通哲学，他的翻译应该最为传神。只可惜先生年事已高，终于未能完成十年前许下的遍译柏拉图的宏愿，留下了一段余音，随先生的道德文章一起，袅袅于宽阔的梧桐林间(“柏拉图”在希腊文中与“梧桐树”谐音)，扶摇直上天国，终成译界“范式”(paradeigma)。(程志敏)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金雁等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8月，28元

　　系统介绍苏东诸国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在维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经济正在走向第三个十年，这时候苏东诸国的经验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它们过去与我们有着相同的体制，我们的改革也受到过东欧早期改革的启发。但苏东诸国转轨期间的情况到底如何，国内却鲜有系统介绍。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苏东研究，他们认为，苏东诸国在转轨期间普遍出现经济衰退是事实，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解释这种现象。本书在对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经济与社会的不同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与东欧改革的不同进程。(于晓)

　　●《回眸莫斯科》

　　蓝英年著文汇出版社2004年7月，29元

　　蓝英年先生发掘了许多前苏联的档案，使读者对俄苏文学的真相有了全新的认识

　　从“五四”前后以来的几十年间，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曾经给中国文学乃至中国社会生活很大影响，翻译介绍不少。1949年以后就更多了。可是，人们对于苏联文学界的真相是并不怎么清楚的，可以说很有些隔膜。直到近年来才了解到一些。在这方面，蓝英年先生的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蓝英年先生是著名的俄苏文学专家。乘多次去俄国访问讲学之便，发掘了大量解密的前苏联档案。在他已经出版的几本书里，随处可见新的材料、新的思路，使读者对俄苏文学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4年在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眸莫斯科》，就是他的重要的新收获。书中写了西蒙诺夫、考涅楚克、费定、特里丰诺夫、利季娅、爱伦堡、格罗斯曼和左琴科等一大批作家的事迹和作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的作品被淡忘了，有的作品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激动不已，原因何在呢？”蓝英年先生以左琴科为例，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就这样，从1920年代后期起，左琴科就受到猛烈的抨击。

　　1946年，他受到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协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朱正)

　　●《寻找家园》

　　高尔泰著花城出版社2004年5月，20元

　　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验的自传

　　人们对高尔泰的敬意来自于他在社会上两度昙花一现。第一次是1950年代。在《论美》一文中，高尔泰提出了主观美学的观点，挑起了一场美学大辩论，并因此被打成了右派；第二次是1980年代，除了继续表达因为1950年代不能在场而没有表达完整的美学思想，他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文章，开启了一代青年与学人。

　　劫难宿命般地追赶着高尔泰，却丝毫没有磨钝他触摸自由的敏感神经。《寻找家园》是他的回忆性散文集，与他的美学理论一样，他从感性出发，回归本真的人性，没有呼天抢地的大悲愤，也没有伤心欲绝的大哀怨。同是回忆录，从材料的选择，细节的捕捉，到叙述的角度，都大大超越了囿于个人经历的自传，让人联想到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著作中的他，又让人联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即便是抛开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价值不说，仅其文学的魅力、文字的功力，《寻找家园》与现世许许多多号称著名的文人、作家的作品相比，都要高出许多。在为这个没有大师的时代而感叹的时候，但愿，同时作为美学家、作家、诗人、画家而存在的高尔泰，以及高尔泰著作的出版，能使我们得到些许安慰。 (徐晓)

　　●《剩下的都属于你》

　　徐星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18元

　　一个人或一类人的生活的最坦白最诚实的见证

　　从短篇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到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中间间隔了近20年的时间。20年里，徐星有意识地疏离了文学圈。他去了几年法国，几年德国，最后又回到北京的那个半地下室，靠教授外国留学生汉语为生，过着和北京老百姓绝无二致的简单生活。这一切都在《剩下的都属于你》里留下了痕迹。《剩下的都属于你》是部写得断断续续的作品，由三部分组成，它的第一部分曾经在1988年发表过，并如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样，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书写时间的不一致，使得小说的每一部分风格迥异。

　　1980年代，曾经有评论家说徐星的小说属于扑克牌小说，段落随意组合都不影响最终的表达。《剩下的都属于你》可能并不适合这种归纳，近20年的跨度给它打上了强烈的时光烙印，小说的线索与结构也就变成了两个流浪汉顺着时间的一场位移。

　　如果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有别于其他的中国当代小说，不是语言，不是写法，也不属于任何技巧。更多的是和作者本人所契合的气质与状态，是一个人或一类人的生活的最坦白最诚实的见证。是“独到的幽默、善意的嘲讽、饱满的灵思、高远的心境”。(张恩超)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著，朱振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28元

　　除了一般的写作能力，写这样的故事需要一点想象，需要占有材料，也需要制谜时的兴致勃勃，这都是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这本书中的故事已传布很广，口碑也很好，许多人将看过此书作为自己品味的证明。我相信更多人是因为它的好看而看。布朗先生的手段，比中国作家能想出来的高明多了。这类小说要有个悬念，他聪明地将密码跟达.芬奇挂上钩，作案地点设在举世闻名的卢浮宫大画廊。当然，首先需要杀一个人，不杀人的故事令人看不下去。人杀好了，那个奇特的姿势摆出来了，蘸着血的数字也写了，戏就开始了。接着，宗教的，数学的，科技的，以及西方历史中的种种八卦都可以出笼了。八卦要能上市，需要包装得不像八卦而像新发现新观点，布朗先生包装得不错。

　　除了一般的写作能力，写这样的故事需要一点想象，需要占有材料而不仅仅是虚构，也需要制谜时的兴致勃勃。这类小说在全世界深受欢迎，但中国一直没有杰作，我怀疑中国的作家在这三项上都很欠缺，人们要是记不住那么多的原因，我可以概括一下：他们太懒。从最浅显的层面上看，他们喜闻乐见的东西太少，除了食色别无欲望，所能写到笔下的更少。老一辈只写无穷的政治运动，新一代的许多作者，除了跷课、早恋、酒吧、看碟、纵欲、名牌、粗口，其他都不懂也没兴趣。他们握的是一副只有三五种纸片的土制扑克，能搭配出什么牌型比较好猜。大家都是摆小摊出身的，仨苹果俩梨就当老板。这样的老板不敢走进超市。但超市毕竟来了，来得一多就要摧枯拉朽。看过《厨室机密》，再看中国式的混混文学像吃人造奶油。看过《达.芬奇密码》，再读冷兵器时代的武打，也要怜惜老人家和他们的fans。我们的读物中，信息含量太低。最后再说一句废话，要是缺乏来自海外的读物，在中国当一个读者太命苦。 (陈村)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

　　邓野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29.80元

　　本书将1944年8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不是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自然形成了一个历史研究的定式：以抗战胜利为分界，将历史分为战时与战后两个阶段，然后泾渭分明地论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历史主题。战时的历史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阶段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然而本书作者却发现，中日问题并非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

　　那么，抗战末期中国政治的主题是什么呢？作者的分析表明，虽然中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这时中国政治的主题实际已从“民族革命”居于主导地位转换为“社会革命”居主导地位，“社会革命”已经取代“民族革命”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这种“主题转换”的具体标志就是1944年8月中共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

　　1944年是欧洲反法西斯战斗大反攻的一年，却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经过几年相持后大失败的一年。这年4月中旬，侵华日军发动了加紧侵华的“一号作战”，国民党驻豫主力节节败退。中共中央认识到国民党主力受到沉重打击，立即将战局的变化与国共谈判联系起来，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人身自由，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等。这样，就变原来谈判仅涉及两党双边问题为全国性问题，变以军事问题为主如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多少为全国性政治问题。5月25日洛阳失守，河南战役发展到顶点，举国舆论哗然，国民党威望进一步降低。8月初在日军的进攻下衡阳失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而政治上的“损失”其实更为惨重，舆情汹汹，直指国民党、蒋介石。河南失败，引出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要求和城市工作的动议。而衡阳失守，则引出了中共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中国战场的失利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于6月中旬派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了解失利原因。在此期间，美国开始注意到中共的作用。而随着长沙、衡阳的失守，国民党除军事受到严重打击外，民心尽失，美国则要求蒋介石将军队的指挥权交与史迪威。蒋介石愤怒地拒绝了美国的要求，美国与国民党的矛盾骤然尖锐。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共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在国民党军事、政治受到种种重大打击、“内外交困”之时，中共认为从根本上改变国共关系的时机已到，于8月提出了使中国政治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历史的伏笔，确在1944年夏秋就已埋下。

　　(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