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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文
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著《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是一部关于俄罗斯私有化历程的精彩著作。
虽然存在一些小问题，但本书的整个叙述应该说是相当生动而且可信的。记者与学者
相比，可能论述逻辑不一定非常严谨，但优秀记者的直感常常是非常敏锐、深刻而有穿透力的。
例如，过去俄罗斯转轨的批判者往往把该国转轨的理论设计和政策制定者，即所谓“青年改革家”，和转轨过程的受益者，即所谓“红色企业家”或者“寡头”，看成是一丘之貉。但是本书通过许多生动的实例表明——这两者之间曾经有过激烈的冲突。
在弗里兰看来，以盖达尔为代表的这些“青年改革派”，多数是些具有市场经济信仰的理想主义书呆子，他们是“杰出的、精力充沛的经济学家”，但同时又是“拙劣的政治家”。他们“经常发现自己被官僚们耍弄，这些人能够使用那些他们所不齿也绝对不会采用的狡猾伎俩”。他们只是在“最初几个月里”依靠叶利钦的支持“几乎完全”得势，但早在1992年5月叶利钦就开始收回支持，年底盖达尔就被迫辞职，其他“青年改革派”很快也被排挤出局，或者成为无足轻重的聊备咨询者。
这时“青年改革派”几乎只剩下丘拜斯，按弗里兰的说法，丘拜斯经济学知识无法与盖达尔相比，但当官之术则远远过之。不学有术的丘拜斯大力促成了“次优选择”：那就是与原来跟他们作对的权贵或“红色经理”做交易，采用种种内幕手段把大量国有资产、尤其是最具经济价值的资产转到后者手中。在丘拜斯们看来，改革的理想结果是以市场经济中产生的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即所谓“新俄罗斯人”来取代“红色经理”。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那么，就退而求其次，让“红色经理”得到国有资产吧，既得利益将使他们从改革的反对者变成改革的弄潮儿，从而带来私有化的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权钱结合的寡头势力。结果，俄国私有化出现了效率与公正的双重损失，由此形成的畸形经济模式被称为“强盗资本主义”。而在一个初步实现了(尽管还不完善也不稳定的)民主制的国家，这种状况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叶利钦把丘拜斯们赶出了政治舞台，“青年改革派”至此全军覆没。
而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俄罗斯寡头经济的泡沫破灭，大多数寡头损失惨重，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势头也随之再次逆转。作为俄罗斯人民对转轨时期社会不公的主要谴责对象，寡头日益失势。普京上台后，为了争取民心开始加大收拾寡头的力度，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清算尤科斯公司，而俄罗斯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力量重新趋于强化，包括弗里兰在内的不少观察家为此对俄国市场经济的前景表示担忧。
弗里兰所描述的这一系列“内幕故事”发人深省，而且似曾相识。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这种“内幕故事”不也在不断上演吗？
可悲的是，我们这里也有不少人主张类似的“次优选择”，他们的政治能量还不如俄国那些“青年改革派”，但其浪漫程度却似有过之。他们认为，“结果平等不应该，机会公平不可能”，因此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就是一种“次优选择”。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波兰、捷克等一些转轨国家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那些国家。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
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次优选择”，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混乱吗？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得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
因此在国企改革大讨论的今天，读读弗里兰的《内幕故事》是很有必要的。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我们如果不能避免那种“次优选择”，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不会比俄罗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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