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15辑 德怀特.珀金斯
我们在探讨经济增长时，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生产函数：产量是由资本、劳动和生产率这几个要素决定的。在资本方面，中国的投资率之高为世界罕有，即使有不少浪费，依然能保证增长的需要。
另外，按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投资率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人口的“抚养比例”，也就是没有工作的老人和儿童与有工作的成年人的人口比例。中国仍然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20年以后，抚养比例就会上升，储蓄率或者投资率是否还能保持现在这样高的水平，到时候自然会成为问题——在20年以内，现状恐怕还会维持下去，生产函数中资本这个变量将继续快速增长。
对于劳动力这个变量来说，如果只看人口统计，那么每年的增长率大约只有1%左右。我估计在未来的20年里，还会有2亿-3亿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这固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将伴随着庞大的社会变革，但也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我对此过程表示乐观。
另外一个有关的因素是劳动力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有资料估计，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在校大学生人数翻了一番，高等教育的普及，显示劳动力的素质将迅速提高。所以，从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变量来说，不断增加的投入可以保证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6%-8%甚至更高的水平，但前提是生产率的相应提高。
关于生产率的问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扭曲因素被消除，生产率会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我们又需要做些什么，才能保证生产率的继续增长？或者说，是否存在哪些因素，会在将来的一段时期里制约生产率的提高？
未来20年里，中国面临着另外两个主要的挑战。其一，有大量的人口将从农村迁往城市。如果今后20年里农业人口要下降到10%的水平，那就意味着有5亿-6亿人口进入城市。这是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比如，为每个家庭提供新的住房，那将需要多少投资？又比如，现行的户口制度是否应该加以改变？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户口制度改革的准备，但某些城市居民却抱有抵制态度，他们希望继续享受医疗、教育等特殊的福利政策。可是，如果农民的家庭不能顺利在城市里扎根，他们的子女需要回到家乡去接受教育，让2亿-3亿的青壮年孤独地留在城市，那种情景将是不可想像的。
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寻找新的提高生产率的源泉。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农村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外资企业的进入以及出口产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以后应该更多地转向扩大国内市场，促使国内的经济体系有更高的运行效率。过去的20年，中国执行了一套日韩式的产业发展政策，利用政府的计划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扶持部分产业领域的发展，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这条道路能够继续走下去吗？我对此表示否定。
要想促进生产率的提高，中国应该放弃日韩式的产业政策，而选择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尽管转变的过程既艰苦又费时。这种观点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是我对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发展历史观察的结果。在转向新的发展模式时，某些决策领域内要放松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投资决策上面，可以对银行进行改革，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判断，给更有盈利前途的项目提供贷款，摆脱政治因素的干扰。但是，市场经济中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况，如果没有基本的制度建设，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将难以给予解决，例如公司治理、企业破产和兼并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中国能解决以上提出的问题，那么在今后的20年时间里，继续保持8%左右的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可能的。我并不奢望中国能在一夜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革，那种过激的变革是否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也未可知。我希望强调，中国正在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需要的，就是坚持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下去。
站在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经济的增长速度最终将取决于技术的进步。中国现在还处在追赶的阶段，可以利用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获得更快的发展。但是到20年以后，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将逐渐消失，经济的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下来；那时，中国更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以保证技术和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
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比较》杂志第15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