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周小铃
本次年会的公共经济学专场讨论于2004年12月12日上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举行，年会收录相关领域的4篇文章的作者分别进行了报告。
来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聂海峰首先报告了《国际税收管辖权和FDI投资分析》。
文章在阐明了国际税收管辖权分类的基础之上，讨论了在跨国公司母国的税收不同的管辖权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决策的分析。首先，他用模型给出了确定性环境中地域子公司、新居民子公司、旧居民子公司的投资决策，得出结论是新居民子公司不能利用东道国的税率和折旧办法提供的投资优惠政策。之后，文章的模型给出了不确定环境中地域子公司、新居民子公司、旧居民子公司的投资决策，在此情形下，模型的解需要运用动态规划的方法得到，投资依据这个关键值的大小进行决策，得出结论是旧居民子公司的保留利益成本高，而新居民子公司的等待损失较少。总体而言，居民税收管辖权下的跨国公司更急于投资。评论人张晏(复旦大学)认为该文的创新就在于引入了不确定性，但是作为固定资产的投资，是否具有股票市场类似的不确定性，这一点直接关系到这篇文章是否有意义。另外，对于确定性的情形，过去文献中已经很多，可以简化这一部分在文章中的比重。评论人杨之刚(社科院财贸所)的意见是：第一，既然加入税收，那么一定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所以，税收的作用往往都是非中性的。对于中性的讨论体现了东西方学者思路的不同。那么，我们需要首先问问关注这个问题是否确实有意义。第二 ，对于几个不同的子公司的区分和讨论是否应该更详尽一些。第三，在技术部分，一方面是模型解出的一个条件涉及到重复征税的处理是否有点问题，另一方面是仅用一个变量来体现实际上有很多的方式的税收豁免权，怎样能够改进为更体现现实的方式。
第二篇文章是孙刚、张吉鹏、陆铭合作的《市场建设、反腐败与经济增长》。来自复旦大学的孙刚代表其他作者报告了该文。作者首先说明腐败产生于特权，有损公平和正义，但是理论上还是应该区分纯粹资源浪费和制度不完善下有配置资源功能的腐败。腐败被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产生的三个条件是政府官员的权威，抽取租金的可能，和抽取租金的激励。有些腐败之影响公平性，却是有效的，但是有效腐败仍然会产生负面效应。文章首先分析了政府为何要反腐败，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有成本，当制度设计问题解决后，政府若想进一步控制腐败需满足的条件是反腐败“技术”提高和配置资源方式改变。因此，文章建立了一个中央计划者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动态优化模型，来分析可否在腐败总量减少的同时增加总产出。模型的解得出在经济达到稳态以前，就可以找到某个最优反腐败路径，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腐败程度在资本存量越过一个临界值之后开始下降，但消费者的风险规避程度满足一定的条件时，腐败的总量是先上升再下降。在更完善的市场条件下，可以加强反腐力度降低腐败程度，而不影响经济在稳态前的持续增长。随着市场不断完善，腐败的产出效应越来越不重要，稳态时的腐败程度会降低，相应的反腐力度会提高。本文的全面分析，最终指出市场建设是最根本的反腐败措施。评论人张晏提出本文的贡献在于倒U形的关系，但是这个和过去文献在本质上有可能是一致的。另外，这种模型可能会有不定性的问题，那么分析不定性应该会对本文的结论有更有意义的拓展。评论人杨之刚的意见是：第一，本文模型解释东欧国家的腐败和反腐败的现象比较贴切，但是对于中国的机制不一定贴切；第二，环境因素到底能不能用来分析腐败问题，因为有社会风气的因素在内，也许不像类似污染这类问题那么合适；第三，文章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结论，认为应该进行渐进式的，但是对这个论断是没有具体分析的，只是通过与苏联对比得出不应激进反腐败。同时，场下的听众也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比如对于腐败的下降，文中完全没有联系现实，是否应该做实证分析。作者回应说明度量腐败很困难，无法解决很多计量变量中的内生性问题。还有听众提出，市场环境可能是内生于腐败路径的，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适合用宏观模型来分析，而也许用更应该用激励理论的视角来观察。
接着，上海财经大学的夏纪军报告了《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迁动因分析》。户籍政策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工具，由此该文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使拥有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始人类逐渐被固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又是什么力量一点点将流动障碍撤除？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而且现在还广泛存在的人口流动性限制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政府的选择是否具有效率性，这种效率性又取决于什么因素？从户籍制度与流动成本的视角，来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着政府对流动成本(人口流动性)的选择和户籍制度变迁的原因。过去的文献都是外生流动成本下分析人口流动对公共收支政策的影响，而该文创新地提出人口流动成本的内生决定问题。文章首先阐明了政府设置流动障碍的动因和成本，公共品(或公共资源)消费的拥挤性，公共品供给的正外部性，和人口流入的税基效应。单纯从税收竞争的角度，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外生流动成本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会导致较低的税率和税收收入；分权框架下的的税基竞争导致地方政府选择一个较低的流入成本；在集权框架下中央政府为实现税收收入的最大化，会选择一个完全限制税收竞争的流动成本。但是政府不会单纯从一个方向权衡这个问题，而会同时考虑拥挤效应和税基效应，当公共品供给能力增强、禀赋的产出弹性提高时，就会倾向于降低流动成本。之后，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人口流动与地区差别政策，和人口流动的效率性。总而言之，文章旨在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完整的框架性分析。评论人张晏称赞文章提出内生的思路是非常有创意和意义的。对于改进而言，需要把各个部分的模型整合为统一的模型。评论人杨之刚过去的分析往往是站在人口流入地的分析，而很少有站在人口流出地的分析。但是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农民工输出大省，人口流动是不可逆的。那么地方政府怎么会有激励来对地方的人口素质进行投资？听众提问指出人口流动性问题和户籍制度是两大问题，二者的分析框架是很不一样的，本文分析的重点到底在于哪个问题不是很清晰，作者解释本文是从人口流动性的视角来分析户籍制度的问题。听众进一步提问在该文中外部性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对作者有很大的启发。
最后，来自复旦大学的封进报告了她和袁志刚合作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再认识》对于养老保险一般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内容，试图思考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养老保险制度，如何保证我国养老保险从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可行性等问题。之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效率分析，现收现付制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有利条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成本的融资和基金制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模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养老负担的消化能力。得出结论为，改革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是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出。在产出不断增长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在提供相同水平的老龄保障下承受更高的赡养率；改革养老保险体系的关键是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产出。在产出不断增长时，现收现付制可以在提供相同水平的老龄保障下承受更高的赡养率；制度的运行条件看，现收现付制在中国的可持续运行尚有一定的条件，如降低替代率、扩大覆盖面、利用城市化进程改善负担系数等；而中国引入基金制后的转轨成本问题以及基金所要求的收益率问题受到转轨成本的融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等条件的制约，难以有效地运转。评论人张晏提出现收现付之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龄化的问题，在本文中能否加入对于老龄化问题的处理和分析。评论人杨之刚认为现收现付制是自己的钱养活别人，而基金只是自己的钱养活自己，所以直觉上基金制是更合理的，为什么和文章的结论差异很大。作者解释道应不应该和能不能管好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虽然基金制是会给参与者带来更强的激励，但直觉上的结论还是不能取代客观的一些理论上的可能性风险分析。另外，评论人杨之刚建议把农村人口的流动这个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引入进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