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张璐 胡向婷
本次年会的产业组织专场分三个部分，共有11篇文章入选。除去南开大学王海东没有到场，其他作者分别在三个时段报告了其它10篇文章。
第一和第二部分在2004年12月11日下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进行，共报告了4篇文章。
本场讨论在来自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的荣兆梓教授的主持下进行，评论人是来自河南财经学院经济学系的周雄飞教授和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冰教授。首先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胡向婷和张璐报告的《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首先在一个厂商投资行为模型中，从改变地区间贸易成本和政府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引入地方政府行为变量，讨论政府行为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的结论是较为吻合的，趋势分析发现样本年间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全国平均水平在逐年增大。而以地区为着眼点的计量回归分析则发现，在控制了运输条件、地区资源差异和产业结构历史因素之后，政府变量对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变化有显著影响。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成本，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政府的投资行为则在整体上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评论人对文章提出了两点意见，首先是在理论模型的论述中最好不要略去一些相关的数学证明，第二是理论模型可以做进一步的拓展。
接下来是来自日本神户大学的胡秋阳博士汇报的《关于中国进口诱发结构和进口变动的要素分析——与日本的比较》。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包括中间品进口在内的中国进口的发生机制做了时序列的定量考察，并对进口变动做了因素分析。为了明确把握中国的阶段性特征，在作上述考察时，作者将中国的情形与同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60年代的日本，及进入成熟阶段的1985年到1995年的日本进行了比较。这篇文章最终认为，中国各产业生产活动中的中间品进口替代有一定进展，但对一些行业，基础性的中间品投入中进口品比率在不断上升。对中国的考察结果和与日本的比较提醒了我们国内基础性工业中间品供应能力的问题。中日两国的最终需求项目对进口的诱发效果更偏重于间接效果而不是直接效果，在与日本的比较中发现我国最终需求的进口诱发水准相对较高。在中日两国，中间品进口的增长成为进口增长的主要部分，体现了其重要性。而且，中国后期大半以上的进口增长是由于最终需求变动的间接影响。对这篇文章，评论人首先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这篇文章对政策制定有积极的意义，政策要考虑最终品生产对进口的影响。但同时评论人认为，可以进一步在整体的基础上对单独行业进行研究，并透过实证揭示的现象本身去探讨背后的原因。另外，在行文和文献上可以进一步改进。
第三篇汇报的文章是来自台湾中正大学的黄金树、蔡惠羽和台湾高苑技术学院财金系 李仁耀的《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与本国关税政策之探讨》。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讨论了在自由贸易和关税的情形下的外国技术的授权策略。文章发现，首先，外国厂商的利润和策略受到本国技术发展的影响；其次，外国技术授权策略不受本国关税政策影响，且外国最佳授权策略也恰恰使得本国达到最大福利。对这篇文章，评论人给出了以下几点意见：首先，评论人认为文章的模型缺乏一般性，文中的需求函数是一个线性需求，这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其次，评论人建议作者可以把模型推广到多个厂商的情形。另外，可以适当做一些规范分析。作者的回应认为，也许模型的结果的确依赖于线性需求的假设，但是多个厂商的模型应该不会影响到文章的结论。
最后，中国地质大学的肖建忠老师讲述了文章《中国制造业企业净进入的影响机制研究》。这篇文章发现，在制造业全样本的计量分析中，资产利润率并不是促进企业进入的正相关变量；然而，在竞争性制造业部门，资产利润率的影响机制相反。同时，影响企业净进入的变量中，地区收入水平、市场容量、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物质资本的积累能力基本上是企业净进入的正相关因素，但是由行业结构所决定的规模因素对企业进入和退出构成内生性的障碍。周雄飞老师对文章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理论模型可以更加清晰，对变量的划分和一些概念的叙述也可以更加准确。比如，对规模经济这个变量的说明和进入概率的的解释。另外，周雄飞老师建议模型可以纳入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问题的框架讨论，两位评论人都建议，在方法上可以用到博弈模型。作者的回应则认为，建立博弈模型只有在研究进入问题时才较为可行，但是净进入同时考虑到进入和退出两个方面，在考察厂商的退出时，博弈则不是一个很好的角度。
紧接着进行了产业组织专场第二部分的讨论。在这一场讨论中，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四位作者对自己的文章进行了陈述。本场讨论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的臧旭恒教授主持，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李长英教授和吉林大学的金成晓教授进行评论。
首先是南开大学的王燕报告了《激励性规制合同设计中逆向选择问题的解决方式》。在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中，前人已经做了许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比如，对分离均衡的探讨。作者在这篇文章里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提高甄别企业类型的能力和手段，降低企业的信息优势；其次，提供合同菜单，通过企业的自主选择来显示信息；第三，实行收益、收入分享机制，优化效率与租金结构；最后，按业务竞争程度分类实施不同激励机制。评论人提出的建议是：可以简练常识性的理论模型，而且，文章用到的参考文献过少，后面的论述和理论模型的关系不紧密，作者可以进一步改进。
接下来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小铃报告的《存在网络外部性的动态竞争》。该文章针对具有网络外部性的商品和异质性的消费者，讨论了在位网络供应商和进入者如何通过一致性定价和利用价格歧视进行垄断定价的不同定价策略进行竞争。文章源起于2001年拆分中国电信集团的产业规制举措，提出了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产品的厂商可以直接通过定价策略的不同吸引部分消费者，从而在客户群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自然地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因此，产业市场的竞争和平衡企业的市场势力不一定需要政府提出强硬的规制政策。文章的理论部分以连续类型消费者的垄断模型为基础，分别得出了同时定价时和在位者存在价格调整滞后时的均衡市场结构与均衡价格。当存在滞后调整并且网络外部性足够大时，市场不能被完全覆盖，从而产生了多期竞争问题。由此揭示了两竞争的网络供应商分别采用歧视性价格和一致性价格的最优动态定价策略。在有限期和无穷期情形下，价格歧视都能减少过度惰性而提高效率。对于进入者定价行为的信息不完全并且网络外部性足够大是动态问题产生的必要条件。但是，即使在静态问题中，由于有可自我实现的理性预期的约束，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也与不存在外部性时的定价策略有根本性的差异。动态问题中，动态歧视价格的制定方法在每一期都不同，一致性价格的形式除了在有限期情形中的最后一期改变之外在任意期都相同。同时，文章结论指出网络外部性越大，每一期的价格越高。评论人对于本文的评价中提出了几点很有启发性的建议，其中，本文模型假设两个网络供应厂商的成本结构相同，这一点专家认为可以进一步扩展为不对称的厂商成本结构进行分析，从而对诸如电信和互联网类型的产业特征进行更符合现实的刻画。
第二场的第三篇文章是《B-C电子商务市场价格离散及其动因分析》，作者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赵东梅。文章做了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后认为，零售商的服务特征中，配送与支付、交易的可靠性、信息提供以及退货说明的差异能够导致价格离散；购物的便利性和网站速度差异对价格离散影响不明显。零售商其它特征中，进入市场时间的不同将导致价格离散，而第三方认证和网站联结数没有显著影响。在市场特征中，价格离散会随着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而增加，随着消费者的参与度的提高而增加，产品的受欢迎程度不会影响价格离散。产品的特征，音像制品和礼品的价格离散比书大，而其它产品种类的价格离散与书的没有不同。早进入在线市场的、纯网销商会标注更低的价格。而且并不是更优质的服务伴随更高的价格，相反更优质服务的企业反而标住了更低的价格。最后，业绩不同的网站定价依据往往不同。评论人认为作者可以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观点并做更详尽的叙述，并就数据的筛选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和看法。
第二场的最后，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汪浩老师报告了他最近的研究：《连锁超市“通道费”》。这篇文章主要基于上海家乐福与炒货协会的关于通道费的一系列争执，在理论上讨论了通道费在市场格局和竞争中的作用和意义。这篇文章叙述了一个这样的观点：通道费往往是下游的零售寡头扩大其市场力量的一种重要的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下游以寡头形式存在的大超市可以排斥其他小超市的竞争，并让供应商向自己转移利润。汪浩老师认为，无论如何，小超市都有存在的价值，评论人与作者随后探讨了一些相关的规范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个问题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第三场关于产业组织领域的讨论在2004年12月12日上午8点到10点进行，参加现场讨论有2篇文章。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白永秀教授主持讨论，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汪浩博士和日本神户大学的胡秋阳博士为评论人。
首先是来自中山大学的李杰报告了与蔡泽辉合作的文章《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兼并选择》。这篇文章通过构建一个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Stackelberg-Leader模型，研究政策性补贴、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容量以及关税率水平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中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兼并行为。作者的研究发现当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容量足够大的时候，合并行为会发生在国企与私企之间；当不确定的市场需求容量较小时，合并行为究竟是发生在国企与私企之间，还是发生在外企与私企之间，则取决于政策性补贴的程度以及关税率的高低。只有当政策性补贴的程度比较低而同时关税率的水平又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私企与外企的合并行为。而在其它情形下，合并行为都只会发生于国企与私企之间。胡秋阳博士在评论时指出文章中的实证部分只涉及到饮料行业，而文章研究的问题应该是关于更广泛的行业的问题；同时，文章模型中设定的企业关系与实证部分检验的实际数据衔接稍显不足，因此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展。汪浩博士则在模型设定上给出了两点建议：这篇文章中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比较强，而博弈模型的假设过强会使得其结论过于直观；另，模型中三种所有制的企业都只有一个，如果每类企业都有多个，企业的行为和文章的结论也许会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做扩展。白永秀博士则指出影响外企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府行为，建议作者将该因素加入模型中进行讨论。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冰报告了文章《给予消费者异质性的非线性定价理论研究》。文章在对与非线性定价密切相关的几种定价规则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研究了两种对消费者异质性进行模型化的方法，并以一通信公司的全球通和神州行定价方式为例阐释了非线性定价理论在通信行业中的应用。作者的研究表明，非线性定价的成功之处在于它针对增量市场进行价格设计，降价有可能降低企业的收入，但降价同时会扩大顾客的消费，非线性定价将低价格锁闭于降价所带来的增量市场而不损及原有市场，因此可以获得帕雷托改进；传统的需求表或需求曲线对于非线性定价是不充分的，企业必须借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获取并分析消费者异质性的有关信息，这样才能够设计出较好的非线性价格方案。胡秋阳博士在评论时指出文章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消费者异质性，而现有的对这一现象的系统描述、样本抽取及模拟都存在信息缺乏的问题；同时政府对定价原则的影响在文章所讨论的几个行业内是很重要的因素，政府的作用也应该纳入考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