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启蒙的意义

　　尽管人类有着非理性和激情的一面，人类的理性仍然可以被用来——通过科学、非暴力行动以及历史反思——解决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改善人类福利

　　我们这一代人是过去两个半世纪经济进步的继承者。我们能够现实地设想到2025年建成一个没有极端贫困的世界，这是因为技术进步使我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并提供一些超出基本需要的东西——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技术进步的动力是正在发生的基础科学革命，并通过全球市场的力量以及对健康、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传播。显然，与托马斯马尔萨斯对未来的悲观观点相反，我们能在世界人口比1750年多8倍的情形下实现所有这些目标。

　　尽管我们的经济力量是250年经济增长的产品，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概念则是社会哲学的产品——它们早在工业革命前就产生了。

　　在整个18世纪，欧洲的启蒙主义时代标志着社会进步的新概念的引入。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之时，人类还在为饥荒、传染病以及极端贫困作无休止的斗争，而这些斗争又被无休止的战争和政治专制政治的循环所恶化。但是随着新科技时代所带来的一丝微光，欧洲和美国的启蒙思想家开始设想可持续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在这个新的社会中，科学技术可以被用来取得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以及经济生活的可持续改善。我们这些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工作的人在智力上都欠了启蒙时代天才们的一笔债，是这些天才们最先发现了为在全球范围内改善人力福祉而进行有意识的社会行动的前景。

　　现在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机会来推进杰斐逊、斯密、康德以及孔多塞的启蒙主义思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按照启蒙主义的术语定义就是：

　　基于人民的意愿，帮助促进那些可以提高人类福利的政治体系；

　　帮助促进那些将科学、技术以及劳动分工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经济体系；

　　帮助促进国际合作，以确保世界和平；

　　帮助促进那些根植于人类理性的科学技术，为持续不断地改善人类生存条件提供动力。

　　这个计划是范围广阔的、大胆的，尽管200多年来这一直是人类的目标，但是很多最美的果实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启蒙时期开始的民主革命现在已经覆盖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康德的独立国家的联盟的观点已经体现在包括191个成员国的联合国之中。孔多塞所设想的可自我持续的科学革命已经被证明是预测正确的，科学现在确实被用来解决一些人类社会一直面临的最大危险。斯密的传播经济增长财富的概念可能会成为最快实现的胜利：还要20年就可以消除极端贫困。

　　在整个20世纪以及直到21世纪的今天，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观点——启蒙思想失败了，甚至成为人类自身的威胁。其中一派反对者声称——人并不是一种理性的物种，而是受到非理性的激情影响。这些批评家说道，启蒙思想带给人们人类进步的承诺，但却带来毁灭性的战争、大屠杀、核武器以及环境破坏。一些自命权威者认为现在“进步是一种幻觉——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生活和历史符合心灵的需要，而不是理性的需要”。

　　在我看来，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在实证上是错误的，因为很多形式的进步——科学进步、技术进步以及满足人类需要的进步——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当然我们也面临着灾难和还没有解决的挑战。全球战争和极端贫困持久存在的事实与下列事实是不相矛盾的——全球生活水平长期的、持续地继续上升，极端贫困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下降。只要不声称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说人类取得进步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确实使一些思想家犯了两种谬误。一种是“不可避免性”的谬误，即认为人类推理必将压倒其激情的假设。19世纪的一些实证哲学家(比如奥古斯特孔德)认为人类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在人类受陷入战争与未开化之苦时对启蒙思想的遗产予以怀疑。第二种则是暴力的谬误——集体强制能够加速把一个社会建立在理性和进步之上。列宁、斯大林以及波尔布特以社会进步的名义推行暴力。他们使数千万国民死亡，败坏社会的道德并使其陷入贫困。

　　因此对人类进步的批判应当到某种程度。进步是可能的，但不是能够立即实现的。理性能成为促进社会福利的动力，但也可能被破坏性的激情所压倒。事实上，人类的制度应当按照理性(它可以被精确控制并能驾驭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来设计。在这种意义上，启蒙思想对理性的信奉并不意味着对人性中非理性一面的否认，而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尽管人类有着非理性和激情的一面，人类的理性仍然可以被用来——通过科学、非暴力行动以及历史反思——解决社会组织的基本问题，改善人类福利。-

　　摘自《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参见“本刊9月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