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建设现代文明公认的规范致富机制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王义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2月出版

　　□陆 震

　　近年来涉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论著不少，但从总体上看，“述”比较多，“思”比较少，具体而微的局部描划比较多，整体性深入探索比较少。王义祥先生的新著《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也还是描述性的，但全书脉络清晰，观点明确，材料翔实，要言不烦，全面回顾叙述了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在人口、婚姻家庭、社会阶层、农村、城市、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思想文化、教育体制、社会心理、生活方式、社会问题等诸多方面的变迁，新选用的材料近至2006年，颇具中国近30年来社会变迁史略的意味。

　　而依笔者浅见，面对与“黄金机遇期”并存的“矛盾高发期”和“危机凸现期”，迫切需要我们对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以及这种变迁的未来走向，作些本源性的思考。至少应该能言之成理地说服我们自己：在经历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面对的为什么是GDP快速上升社会却矛盾重重的怪异世相？

　　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以疾风暴雨的方式，实现了由“道德时代”、“名节时代”向“利益时代”、“求富时代”的转变。看起来，这个转变似乎顺理成章甚至顺手民心，但实际上正是这个转折，将中国社会导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利益时代”在中国的骤然降临，其关键原因是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误读误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民贫国弱”，国家体制则不是个问题，至少不是根本性问题。作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国大多数人至今仍未明白，民贫民穷并不是历史上历朝历代因治理不当所导致的问题与缺陷，而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是他们所固守的人治体制的体制目标，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卿相晏婴。他在《晏子春秋》中提出了有名的“温饱治国论”，意谓对老百姓，不可让其饱食，否则会不听话，但也不可使其饿着，饿了他会造反。自此以后，贫民弱民就成为中国整个社会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生活体制的基本取向和重要取向，与之对应的是使老百姓惧怕财富、惧怕致富和抑制致富、打击财富。即使到了1949年以后，也只提倡国家富强而不允许个人与家庭致富。对此，鲁迅先生了然于胸，曾以“在中国安贫乐道是治国的大经济”一语宣示了历代统治者和中国整个社会体制的死穴。“安贫”就是老百姓安于吃不饱饿不死的状态，“乐道”就是甘于“存天理、灭人欲”，奉行三纲五常，体制中的“贫民弱民”取向由此转化成了堂而皇之的首道德取向、名节取向。几千年下来，社会体制与安贫乐道之间的高度融合与循环强化，一方面使体制在面对贫弱的民众时十分强大，另一方向，也使得体制几乎完全不具备对财富的应对能力，面对个人致富的浪潮，面对财富的引诱、腐蚀与冲击，这个根本没有考虑过个人致富为何物，不知道如何引导、规范个人致富，不知道如何驾驭、掌控财富的体制，肯定是世界上最为脆弱、最易解体的体制。

　　果然，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竖起了允许、鼓励民众致富的大旗后，改革开放很快演进成一场以金钱财富为目标和目的的迅猛进军。社会整体性、全方位地求富、重富、荣富、护富，致富成为个人的立身之道、家庭的立家之道和国家的立国之道。国家和社会以所有的方式、力量鼓励社会成员致富。人们的一切活动都首先为了个人致富、家庭致富以及国家致富和社会致富。财富与致富成为社会、国家更是家庭与个人的首要取向、首要价值和根本目的。更出人意外的是，致富浪潮引出了颂富、荣富的意识形态漩涡，社会几乎有了“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评价，致富与财富不仅成为地位与力量的象征，而且具有了道德上“善”的含义，致富已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道德行为，是个人生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以至根本性的善。

　　这样一种亘古未有的社会大转折大变迁来得这么自然，这么迅捷，使人们根本来不及考虑更多的问题。当时最明智清醒的高层领导唯一的担心是有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必须严加防范。而实际情况表明，问题远不止贫富分化这一点。以个人致富为最高取向的社会浪潮从根本上瓦解了我们这个社会体制原有的目标体系，无可避免地被财富浪潮腐蚀、同化，松散成各式多样的组织碎片。把个人致富道德化，又抽空了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的灵魂，道德之善与理想之善已不敌财富之善，我们的社会体制不但无法规范致富与财富，而且也不具备去规范的体制品性、体制结构和体制能力，因为我们已在整个世界上罕见地把经济、生产力、GDP、财富的增长发展提升为了天下最大的善。

　　这里，我们看到了“利益时代”在中国骤然降临时我们无力应对的第二个原因：对一个社会的社会取向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匹配、耦合关系还没有起码的认识，或完全处在必然王国之中。我们还未认真思考过，从几千年传统社会继承下来的体制，与社会的财富取向匹配吗？进一步说，有匹配的可能吗？换名话说，在致富浪潮中所出现的诸种问题，比如贫富两极分化，政府自利、官员腐败、特殊利益群体膨胀、民生问题恶化等，在目前这样的社会机制下，是偶然还是必然，是有解还是无解？依笔者之见，怕是后者而非前者。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温家宝总理在“两会”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要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这句话的意义了。

　　在社会取向排序上，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把致富、财富放在正义之前的。而要把正义摆在第一位，却又不是哪一种体制能真正做得到的。由于人民富裕这面旗帜不可能再降落、个人致富的浪潮不可能再退潮，要完成温总理的“两大任务”，中国现在能做的就是：建设起现代文明公认的、能规范致富和财富的民主法治体制，如此，社会才会因财富而新生。

　　中国社会变迁正处在这个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