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在诺贝经济学奖获奖方面一直未获突破？原因在于国内学术界现存浮躁氛围，以学为商、以学为官之风盛行，缺乏潜心学问、艰苦创作的精神，缺乏保持独立怀疑和批判权威的精神。

　　■学术随笔■顾建光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创立以来，其对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贡献不仅在于让全球66位在经济学科领域的不同侧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摘得了该项被公认为经济学界评级的最高桂冠，尤其重要的是因此而引导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朝向不同广度和深度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在当今世界受到如此广泛关注和产生如此重大影响，一方面是因为该学科所研究的主题关乎人类的基本生活和福祉；另外一方面恐怕也与经济学这样一门近代以来逐渐臻于成熟的学科构成特点相关。

　　经济学科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现代人的生活目标追求具有重大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把经济进步和经济繁荣看作压倒一切的目标，而经济科学似乎是引导人们达到这样的崇高目标的基本指引。现代经济学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是伴随着以实验和数理方法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包括各个门类的自然科学)的进展同步而行的。

　　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其实证方法的日臻成熟，人们倾向于试图在充满价值导向与诉求的社会人文学科中引入数理和实证的方法。在这方面首先取得成功的似乎就是“经济科学”了。熊彼德将现代经济科学创始人的桂冠给予了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理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在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中，最先采用科学分析方法的第一人就是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自亚当·斯密以降，但凡被纳入所谓科学经济学范畴的经济学著述大都采取所谓科学分析的方法。只是当代的经济学家们更多使用被赋予科学方法标志的数理以及模型化的分析。于是，经济科学自命不凡地认为是在各门人文社会学科中首先闯入“科学”殿堂的翘楚。正如数学和物理学之于各门自然科学的典范榜样一样，经济科学也成为各门人文社会学科要求模仿的范式。在我国也出现了这样自命不凡的表达，我们看到在我国的有关经济学科网站上打出了类似的广告语：“让我们来创造，让其他学科来执行吧”。

　　以上背景，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隆重地仅为经济学科设立诺贝尔奖，而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于不顾的原因吧。当然还有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文学是不同于学科的另外一个范畴了。

　　由此，四十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审原则，就是在所谓既定经济科学范式的前提下，要求所获研究成果符合以下要求：一是研究成果须对自近代以来构建起来的宏伟经济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做出了贡献，要求相关成果至少在经济学科某一方面具有重要的原创，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在研究方法上的进展；二是相关成果的研究过程须体现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特点，如采取逻辑和数理分析的方法，以及具有实证的特点；三是基于经济科学天生的应用性特征，要求能对时代紧迫的经济学课题的研究和探索的进展做出突出贡献。

　　诚如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评论的，中国之所以在诺贝经济学奖获奖方面一直未获突破，并非因为没有具有时代紧迫感的研究课题，也非因为没有运用数理分析方法的能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按照现代经济科学的范式开展独立原创的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重大成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恐怕主要是两点，一是学术界现存浮躁氛围，以学为商、以学为官之风盛行，缺乏潜心学问、艰苦创作的精神；二是缺乏保持独立怀疑和批判权威的精神。缺了这两条，也就意味着难有重大的原创性成果。

　　经济学科作为具有如此重要时代感的所谓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作为对于这样一门科学的最新进展及其成果的褒奖，它不仅是在本学科领域，而且在当今社会各类人群中，都有着崇高的地位。不过，近些年来人们不禁产生出一些疑惑：既然有如此自负的经济科学的大踏步前进，又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导下的众多聪明经济学家的持续贡献，为什么人类一直面临的具有重大挑战性经济难题(诸如世界性的贫困、生存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仍在日益巨大的贫富差距……)始终无解？一再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有的时候甚至几乎将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推向悬崖的边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答，并不在于要求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们肩负起可能勉为其难的重任，而在于需要提问：现有的经济科学以及现有的经济科学家们所依托的基石是否真的是万全而没有疑问的。这里的问题是，经济科学真的如其所要模仿的自然科学模型那样，是没有价值取向的吗？运用分析和数理模型的经济学真的能够为具有价值选择的人类行为构建起统一无疑的模式吗？按照这样的模式构建起来的“经济学真理”真的能够帮助人类解决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经济难题吗？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主要依据的是现存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上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成为既定的思维模式(至少是在按照这样的范式行为的经济科学界)。仅仅是在这样的范式之下进行的更多体现为技术性的进展路线，真的能给人类带来重大的真理与启示吗？因此，经济学的真正的重大创新应该具有挑战现存范式的视野，而要做到这一点恐怕需要具有对经济现实提出批判的价值选项。然而，这又超越了当代经济学作为没有价值选项的经济科学边界，恐怕也超越了以此作为评奖价值导向的既定边界。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限度恐怕在于此。

　　总之，在普遍意义上说，不应该对人类社会不同形态和不同阶段构造出来的任何一项评奖活动神圣化。人类智慧在不同知识领域的进步不应该是有边界和框架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也真是这样向前迈进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