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

　　《缅北之战》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作为抗日的既定事实，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必要的实证；但从他的历史学体系来看，这样的战地通讯并没有太多价值。我之所以静下心来读这本书，与几个疑问有关。

　　其一，为什么黄仁宇人到中年才接触历史研究，最后能够发展成为大师级历史学家？与黄先生差不多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有非常严谨的专业训练，很早就介入历史学领域，且随名师锤炼，如黄仁宇这样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我们似乎找不到第二个。

　　其二，为什么黄仁宇能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那么偏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抽身而出？一般而论，作为一名已经陷入意识形态纷争的军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为什么黄仁宇能够脱离一名战地记者的通讯体文字，最终形成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理性的叙述气象？

　　从缅北之战出发，我们对黄先生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成就的分析似乎要清晰许多。

　　事实上，缅北之战后，黄仁宇并没有很快跳出他的军人职业生涯，似乎在34岁之前，一直随波逐流，而在这之后，由于他自我选择赴美留学，依靠自我努力，成为有体系、有价值的历史大家。难怪他在年过80岁以后，能够幸福又感慨地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也。”

　　怎样看待黄仁宇的历史学成就，我知道学界有不同声音。尤其是国内历史科班里的专家们对黄更是有所怀疑。一是认为黄先生的文字太过光滑，文学意味足了一些，因此历史意味自然少了；另一种则是认为黄先生并没有把中国问题说透；第三种意见认为黄仁宇考据功夫不够好。故海外的一些历史学大家，对黄仁宇的溢美之词并不多见。

　　我想说的是，“缅北意识”在黄仁宇的人生全过程一直左右相随。从缅北之战出发，我们可能找得到黄仁宇弃军从学，完成他的人生转型的主要动因，也可能找得到黄仁宇的历史学说存在某种不足的性格原因。

　　我大概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来读黄仁宇所有的作品，除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由于过于专业，没有仔细研读之外，他的其他作品《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黄河青山》、《明代的漕运》、《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我都仔细阅读过，以我的观点看，黄先生对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著作应该是《万历十五年》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前者对中国国家性的悲剧基因和失败形态进行了醒目的陈述，让人读后唏嘘不已。而后者则对中国历史进入到21世纪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进行了理性的思索。

　　仔细想想，这样的局面隐含着一个问题，即黄先生毕生研究的都是国家建设，都是一些宏大叙事，微观的研究，尤其是基于个人价值的研究少之又少，这可能与黄仁宇的早年经历，尤其是缅北经历有关。军人的国家意识，救亡意识可能毕生都在黄仁宇的思维结构里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层面，学界意识到了黄先生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