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记者 肖世峰 长沙报道

　　昨天，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本报记者昨晚就此采访了知名经济学家邹恒甫。

　　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上无人能及

　　潇湘晨报：据说克鲁格曼曾经成功预测过11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邹恒甫(以下简称“邹”)：对啊，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亚洲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后来又把预测写进了1996年写的一本叫做《流行国际主义》的书里。不过克鲁格曼确实在经济学领域很有造诣，1991年曾经获得过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又称“小诺奖”，所以有人断言，克鲁格曼获得诺奖只是时间问题。

　　潇湘晨报：他主要研究什么领域呢？当年如何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的？

　　邹：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当时他对固定汇率制持强烈批评态度，点名批评过很多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因为他的研究发现，固定汇率制会给过于依赖外来资本的国家的外汇储备带来不稳定因素。实践很快证明了他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

　　潇湘晨报：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愈演愈烈，您觉得克鲁格曼获得本届诺奖，与他曾经成功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有没有关系？

　　邹：(笑)不排除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有“赶时髦”成分，所以(此前的成功预测)可能给克鲁格曼获奖加了分。不过他获奖绝非仅是运气，瑞典官方同样说了，为的是表彰他在“商贸模型分析和经济活动区位领域”的贡献，克鲁格曼当之无愧，他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上的成就确实无人能及。

　　言谈风趣的新凯恩斯主义者

　　潇湘晨报：您与克鲁格曼有过接触吗？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呢？

　　邹：20多年前在耶鲁大学，我和胡祖六(美国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一起上过他的课。只记得他言谈非常风趣幽默，一些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往往能够通过极其通俗生动的讲解来说明。现在他任教之余在《纽约时报》开了专栏，名气在美国有点类似国内的“学术超男”易中天，红得很。但是听说他的文章在美国的经济学核心刊物上往往发不出，原因是主编认为“过于通俗易懂”了，哈哈。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会不会也能开出根治美国金融危机的药方呢？

　　邹：11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的美国次贷危机现象相同，根子却不一样。克鲁格曼是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但现在的美国金融危机却非因为全球贸易失衡引起。不过，他是新凯恩斯主义者，1929年的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我估计他要是开药方，可能还是会鼓励政府干预，政府加大投资，但会否有效却需要实证检验。

　　克鲁格曼此前认为抑制金融危机最好的方法是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的管制，现在全球一片恐慌，唯有中国和印度基本置身事外，就是因为资本项目一直在严控。

　　“克鲁格曼魔咒”影响中国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来过中国吗？他的学术观点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

　　邹：他似乎没来过中国，不过他对中国的经济非常关注，经常发表文章谈到中国。作为大师级的人物，国内关于他的译著非常之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比较著名的是他的“克鲁格曼魔咒”。

　　潇湘晨报：“克鲁格曼魔咒”？

　　邹：这是克鲁格曼在他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中的一个观点。他认为靠资源大量投放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摆脱边际效益递减定律的，是无法长久的。我们以前崇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就是一种典型，依靠的正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劳动力成本的资源集中投放，来实现经济的发展，但却极易受到外国引擎的牵制。我们现在从“中国制造”转而强调“中国创造”，强调在创新上、在效率上做文章，这正是克鲁格曼指出过的“无限”的增长模式。

　　(邹恒甫，湖南华容人，现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央财大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