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改革者的困惑与思索

　　马国川

　　>>“历史上，凡搞改革的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情感所在，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支撑，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去当这个‘冤大头’！”

　　>>“现在县乡两级基层的许多工作领域，困难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如同一条漏洞百出的旧渡船，苦苦地支撑在洪水汹涌的河道上。不改革是‘等死’，而改革则是‘找死’，这既是一个很难找到切点的几何圆，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

　　>>　“如果当官的不抓改革，不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简单地片面地抓一些招商引资，以求GDP一时的增长，遇到体制性矛盾就绕道走，那就是‘好官’了吗？这种人一个两个不要紧，十个八个无所谓，一个地方也可以，问题是各地都似乎带有普遍性。这让人想不通，也觉得没意思”

　　>>　“一旦你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冒着生命危险搞的改革往往便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并对后来者产生出巨大的负面效应”

　　一

　　“证件！”表情严肃的武警战士伸手拦住了我。

　　我一怔，刚才在省委大门口不是已经登记验证了吗？难道这里面的每座大楼都要再登记一次？不容多想，我忙将记者证递上去。

　　“到那里去登记！”武警战士看看证件，又看看我，然后用手指了指楼内大厅右侧的房间。

　　“找谁？”登记室的人抬头望着我。

　　“我来采访宋亚平主任，”我一边说，一边再次把记者证递上去，“说好八点半来采访的。”

　　登记室的人只是看了看记者证，没有让再次登记，只说：“在三楼。”

　　毕竟是省委机关，走在大楼内，肃穆庄严的气氛扑面而来，你很难在走廊里遇到一个脚步匆匆的人。我也不由地放慢了脚步。

　　宋亚平在等着我。他的办公室很简朴，只有一间，大约十几平方米。在墙角还放着一张已经收起来的折叠床。可能是值夜班用的吧，我想。

　　我见识过许多县委领导宽阔得近乎奢侈的办公室，假如宋亚平现在仍然是咸安区委书记，恐怕就不会在办公室放折叠床。当然，如果他现在不是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一个在省委大院办公的副厅级官员，那么采访他可能也不必经过如此繁琐的登记手续了。

　　二

　　九年前，在南方“商海”畅游了十载的宋亚平被湖北省委召回，出任中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他以霹雳手段，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打工、撤消乡镇“七站八所”等十四项改革措施。风生水起，湖北震动。

　　与那些局限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宋亚平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围绕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的，带有强烈的政治改革色彩。于是，媒体云集而来，“咸宁政改地震”的说法不胫而走，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咸安区实行的改革是 “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宋亚平也成为继吕日周、仇和之后的又一位名噪全国的改革家。

　　2003年年末，宋亚平由咸安区委书记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86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的宋亚平，曾经被分配到省委研究室工作。17年过去，人生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虽然此时他已经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变成了研究室副主任。

　　据说这种由区委书记直接调至省里的情况在湖北极为“罕见”。有人把这一提拔解读为 “上级对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分析说这是对宋亚平的一种 “保护性提拔”。媒体对宋亚平最后一次密集报道，也就在这个时期——因为媒体更多的是担心咸安改革是否会重蹈 “人走政息”的覆辙。

　　200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咸安经验为基础，联合下发17号文件——《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决定在监利、老河口、安陆等7个地方进行试点。这或多或少平息了人们对咸安改革的担忧。

　　不过，宋亚平从此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野，即使常有媒体采访，他也总是很坚决地予以拒绝。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他一律淡然处之，置若罔闻。但是媒体人仍然不时会提起这位个性鲜明的改革者：有人说他是近年来湖北乡镇改革的 “幕后推手”，也有人说他官场并不得意，仕途蹬蹭……

　　三

　　不久前，我随中央编译局的考察组到湖北咸宁市咸安区考察当地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

　　出发前，我就与这场改革的发起者宋亚平通电话，希望能够在武汉采访他。他说自己已经不 “在其位”，不便再“谋其政”。后来经多位朋友从中撮合，他才勉强同意听听记者在咸安考察改革后的一些想法。他的意思是咸安的改革已经成为过去，是好是坏亦由不得他自己评价，“要让事实说话”。

　　“事实”是，咸安区的区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万元上升为2006年的2.6亿元。当地的官员说，今年咸安区的区财政收入将超过3亿元。在全省一百多个县(区)中，咸安区已经由过去的第80多位跃升为第20位，进入了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咸安的事实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

　　咸安没有忘记宋亚平。当地的一位官员直言：“在咸安改革中，宋亚平是灵魂人物。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当时并不为干部群众所理解，认为他只搞改革不搞发展。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当年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咸安就不会有今天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咸安的政治体制改革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咸安区委党校校长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咸安区是湖北咸宁市下属的一个区。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做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是湖北咸宁市的，人们没有反应。我说我来自湖北咸安区，立刻有人就说：‘知道，就是那个搞咸安改革的咸安吗？’”

　　当我向宋亚平讲述在咸安的见闻时，宋亚平似乎并不激动，心境十分平静，反复强调那只是后来几任主政者的功劳，还几次有意岔开我的话题：

　　“2003年底，我调到省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这里工作环境十二分地优美。窗外是绿茵茵的大草坪，华盖一样的参天古树。鸟语花香中的办公楼，仿佛身处蓬莱仙阁。”宋亚平指着外面的环境对我讲，“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听了颇为恼火，问题问得太欠水平，那小孩儿都知道啃苹果比吃地瓜有滋味，这从基层转到大衙门还能不适应？除非有‘贱骨头’的毛病！”

　　看他现在的神情，我真的很怀疑——他曾因不满于机关工作的沉闷，辞去公职南下“淘金”，他在广东扛大包、卖盒饭的经历也常为媒体所津津乐道；他在咸安区雷厉风行地进行改革，其“涉水”之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昔日商场的拼杀、政坛的磨练，现在是否已经让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换句话说，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改革人物，是不是开始变得有些 “世故”或叫“成熟”了？

　　我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经济观察报：你平时的工作是什么？

　　宋亚平：搞政策调研。

　　经济观察报：作为当年一个很有影响的改革者，你现在给人一种“淡出江湖”的感觉。你对现在的改革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宋亚平：我现在的任务是认真做好所分管的农村工作的调查研究，主要是诠释和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大去想自己对改革开放的看法，这些东西太沉重，很难把握。

　　经济观察报：是不是有点心灰意冷？

　　宋亚平：不能叫心灰意冷，只是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想休整一下，也需要认真再学习和再补充。

　　经济观察报：经济日报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在连载你写的 《咸安政改》，有些自传性质。

　　宋亚平：这是我去年业余时间写的，写了一年左右，大约有20多万字，是对我当年在咸安为什么要搞改革的一个比较系统的交待。如果这本书有机会出版，我将改一个名字，叫《改革真难》。

　　经济观察报：改革真难？

　　宋亚平：一直有人认为，落后地区的干部在发展经济上没有本事，只好转过头来搞改革。在他们看来，落后地区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穷折腾”和“瞎胡闹”。如果说这是出于对落后地区改革艰巨性的担忧也就罢了，问题则在于：他们往往是理直气壮地认定县乡基层干部素质差，水平低，搞改革的动机无非出于“政绩工程”的一己私利，能够吸引社会眼球，容易从中沽名钓誉。这些人自以为很了解县乡情况，其实并不知道基层工作的错综复杂，更不理解基层干部的艰辛疾苦，往往凭据某些报刊或网络上不全面甚至不真实的传闻，随便怀疑县乡基层干部的党性真诚，任意践踏县乡基层干部的道德人格，恶意诽谤县乡基层干部为改变落后贫困现状所付出的努力。听起来他们好像是在“为民作主”，讨伐不义，实际上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是类似古代罗马“角斗场”外观看奴隶们血肉撕杀的一群典型的“冷血人”。

　　“改革”是天底下最难做的事情。因为改革不仅是对传统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突破，更是对既得权力与利益关系的再分配，它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人们一定程度的抵触情绪与各种不适应，甚至招致某些部门、某些阶层因权力受损所形成的愤慨与仇恨，从而很容易对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产生负面影响。改革越动真格，这种风险就越大。一旦稍有不慎惹出点事儿来，今天群体上访，明日抱团拦路，接着还有那些你无法预料、无休无止、层出不穷的各种乱象。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气候下，改革者极易成为“谢罪”的祭品。历史上，凡搞改革的人大多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真诚情感所在，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支撑，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去当这个“冤大头”！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改革者，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你很有发言权，应该出来说话。

　　宋亚平：绝大多数人都知道，现在县乡两级基层的许多工作领域，困难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如同一条漏洞百出的旧渡船，苦苦地支撑在洪水汹涌的河道上。不改革是“等死”，而改革则是“找死”，这既是一个很难找到切点的几何圆，又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所以，一些地方的干部害怕改革，视改革为“猛虎”，即使上面强烈要求的改革任务，也会坚决不当先进，而是左顾右盼，自甘落后，能躲则躲，能拖则拖，有的甚至虚张声势，暗渡陈仓。但这不能全怪下面的干部，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现在的评价体系有问题。

　　经济观察报：不改革和不干事儿的干部可能不会犯任何错误，也不得任何罪人，仕途可能走得很顺。

　　宋亚平：当然，改革者本身不一定是十全十美，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所推行的改革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是说改革就不能被批评，但动机必须是善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改革。我们的社会评价体系应该维护公平正义，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应该支持、鼓励和保护改革者，让干事儿的人放开手脚去创新，这个社会才会有活力，各种矛盾与困难才有可能被不断地突破，改革、发展才能形成良性循环的局面。如果任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刻意攻击改革者，人们对此都表示一种沉默的态度，实质上就是引导大家恐惧改革、躲避改革，都去当老好人了。

　　经济观察报：你是研究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对改革者抱有一种敌意的态度，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保守社会。张居正给明朝立下不朽的功劳，如果没有他搞变法，我估计明朝到他这时候基本就完蛋了。但是因为搞了改革，明朝又延续了几十年。可是张居正尸骨未寒，就被掘坟鞭尸。

　　宋亚平：我不敢用历史来影射。如今对于改革者的攻击，并不完全是因为文化保守，我觉得有个道德观的问题：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去评价改革者？并不是你侵害他的利益就反对你改革，现在甚至跟你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就认定你是“政客”，搞改革是在“捞政绩”，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政客”和“捞政绩”的标准是什么！小平同志讲，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因此，搞改革正是抓根本、管大局、图长远的事情，应该是衡量政绩的重要内容。如果当官的不抓改革，不把着力点放在制度建设上，而是简单地片面地抓一些招商引资，以求GDP一时的增长，遇到体制性矛盾就绕道走，那就是“好官”了吗？这种人一个两个不要紧，十个八个无所谓，一个地方也可以，问题是各地都似乎带有普遍性。这让人想不通，也觉得没意思。

　　经济观察报：互联网也给人们提供这种方便，对各种人的心态展示提供了舞台，有些人就愿意恶意揣测，这没办法。

　　宋亚平：最关键是社会的主流力量如何对待改革。因为搞改革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很多都是无中生有，你完全可以不去管它。但是对组织和领导人来讲，他往往很容易受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认为你至少是有争议的。一旦你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冒着生命危险搞的改革往往便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悲剧，并对后来者产生出巨大的负面效应。我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悲剧性，我作为一个小人物已经是很幸运了，而是说像商鞅、张居正等人，为什么老是只有后人才缅怀他们，而同时代的人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犯这种错误？

　　经济观察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宋亚平：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教训，不能让这个悲剧再继续演绎。

　　经济观察报：我觉得作为改革者来说，惟一聊以自慰的是对得起自己，这是没问题的。

　　宋亚平：干了也没什么后悔的。我在咸安搞的改革，尽管不完善，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大方向不错，这里成效如何我认为自有后人来评价。中国不改革能发展吗？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改革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打开发展的康庄大道。即使有的地方改革比较滞后，但迟早还得走这条路。

　　“我本应该做一个完美的谢幕”

　　经济观察报：有人说，当初一些改革者搞改革都是迫于财政压力。而现在中国财政收入急剧增长，中央转移支付很大，导致一些地方更不愿意改了，反正能够过得去。

　　宋亚平：政府的财政困难只是某些改革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决定性的。现在财政转移支付占到地方财政的二分之一，有的甚至达到了三分之二。但县乡两级财政保障水平非常低，即使中央加大财政转移力度，许多县乡级仍然是“讨米财政”、“要饭财政”。基本工资就千把多块钱，各种津补贴发不出来，包括民生的各种社会事业你没法去做。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够，是任何一个书记、县长和干部群众都不满意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改革开放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是时代进步的历史潮流，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内心深处的真情向往。即使当时人们不大理解，但我相信一句老话：叫“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改革真难，是不是也包括操作过程中的方式方法问题？

　　宋亚平：历史上很多失败的改革，并不是改革本身缺乏成功的必然性，而往往是因为改革者准备不足、组织不力、程序不当、操作失误引发出各种问题，导致改革半途而废。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去许多领域的改革活动如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治病，缺乏系统性、整体性，不能相互支持，相得益彰，结果相互冲突、相互抵消，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我个人的看法，只要牢牢把握住了五点，我们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胆地去试、大胆地去闯。

　　经济观察报：哪五点呢？

　　宋亚平：一是改革必须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在这个不可抗拒的时代大潮面前，任何改革活动都将遵循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规律。否则，今天的改革就是真正的“瞎胡闹”，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必将成为明天改革与发展的新障碍。

　　二是改革必须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方针、路线、政策，符合省委、省政府有关改革工作的基本精神。这是一个地方的各项改革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群众的理解和上级支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政治保证。

　　三是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必须是整体性、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那种“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的改革，务求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效果。整个过程必须精心策划、精心组织、精心操作，这叫“成事在于善谋”、“细节决定结局”。

　　四是改革的目标与结果必须并且能够使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在根本利益上得到实惠，这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群众关心改革、参与改革、保护改革最重要的基础。凡是不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办事，借机“甩财政包袱”为动机的改革，最终必然得不到干部群众的拥护。

　　五是改革者的个人品质必须廉洁、正派、公道、无私和敢于牺牲、敢于奉献。自己的“屁股”干净，心态便刚正不阿，就能够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不给任何反对改革的人以任何攻击改革的借口。

　　经济观察报：按我的理解，重点是不是有正确处理上级精神与群众利益的关系问题？

　　宋亚平：范仲淹曾经说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这也是我们今天当干部的座右铭。“忧君”和“忧民”永远是对立统一，缺一不可的。现在不仅是搞改革，作任何工作，都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我觉得，社会上有许多人在评价改革者的时候，应该坚持辩证的观点，也要正确理解当政者的难处。

　　经济观察报：改革者在改革的位置上，就得把“忧君”和“忧民”统一起来。在你身上，似乎更多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宋亚平：我当年不是看不到改革有可能给自己个人命运带来的危害性。正因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才给了我们一个“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时代。我认为，作为领导干部敢不敢进行改革创新，能不能带领群众冲破困境去赶超发达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有没有条件与机会的问题，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一种不怕丢“乌纱帽”的民本精神，有没有一种抢抓机遇的风险意识，有没有一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冲动，有没有一种对人生不甘平庸的事业追求，有没有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敢于献身的坚强党性。遇到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拼搏机会，无论是讲党性、讲良心，还是讲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传统，都应该轰轰烈烈抓住机遇做点事儿。

　　我当年曾经对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说过“组织上给我一个适当的舞台，不管干得好与不好，我五年之后都撤”。2003年底咸安书记换届的时候，我应该做一个“完美”的谢幕，彻底地离开官场，重新“下海”。

　　经济观察报：当时省委领导提拔你到省委研究室，人们说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提拔”。你的意思是说你那时应该彻底地告别这个舞台？

　　宋亚平：我并不留恋厅级干部的岗位，因为我知道自己从骨子里并不适应官场。同时，我“下海”多年，也有些积蓄，吃饭已不成问题。从南方回来只是想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实践一下正统教育给予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既然已经过了一把“瘾”，就应该急流勇退了。但当时湖北省委希望通过对我的提拔来给广大干部传递一个信号，即只要大胆改革创新，真正为民做事，就一定会得到组织上的肯定。于是，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软弱性，在很大程度上拖了我想谢幕的后腿，我一直好后悔。

　　经济观察报：到今天还有点后悔？

　　宋亚平：全国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今天我如果再辞职，人们就会怀疑我可能受到什么打击，或者说我肯定有什么不满情绪，甚至揣测湖北省委对改革开放政策是否出现了什么变化。如果是这样，我就会给关心、支持、爱护我的湖北省委领导造成一种忘恩负义的感觉，也会给湖北的改革开放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再说了，现在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也挺好的，正确的表述是为领导决策提供服务。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改革者，你一定注意到，从2004年以来，出现了对改革的很大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宋亚平：恐怕不能说有段时间社会上出现颇为强烈的“反思改革”的论调，就简单地认定它是一种时代的逆潮，它充分反映了某些人对于我们过去某些改革的“负效应”所引发而来的担忧和不安。胡锦涛同志曾经讲过：“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就没有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靠深化改革、靠体制创新，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来赢得各项事业的新发展”。所以，这些年，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领域的改革也的确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把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借改革给推掉了，有些政府应该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也借改革之机削弱了。因此，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感觉到，改革也好、发展也好，自己并没有真正地或者说是充分地享受到其成果，于是对改革产生了“疲劳”，甚至提出质疑和怀疑。要“正名”的说法，也不见得就是整盘否定，并不是笼统地反对所有的改革，只是反对改革中的某些具体的作法。

　　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改革事业更好地往前推进，往深入发展，对过去的一些改革作认真的反思并不是坏事。对某项被认为或者经实践证明是错了的改革，吸取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成功奠定基础，有什么不好？例如我就一直认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有些毛糙，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量职工下岗，贫富不均甚至是贫富悬殊现象严重，就应该好好地总结一下。再一个，我们把教育、卫生事业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也导致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一片怨声，我看也应该冷静地反思，兴利除弊，另择佳途，不能到撞断南墙还不折路的地步。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