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中国变化的观察者

　　作者： 孔鹏

　　在梁红看来，宏观分析师观察时应当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里看，并记住中国是一个大国；对行业分析师而言，全球视野也相当重要。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投资银行的卖方研究，拥有强大的定价权和影响力。2005年，随着高盛高华证券的组建，高盛的卖方研究开始浮出水面，直面国内买方市场。在2006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高盛执行董事、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被评选为“宏观经济最佳分析师”第四名，2007年她又获得第五名。2007年，高盛高华研究部进一步扩大了对A股的覆盖，其分析预测和研究报告日益受到投资者和决策者的重视。

　　经济观察的角度

　　2003年，梁红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调整人民币汇率，因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不同，如果盯住美元，货币政策就会很受限制，产生通货膨胀等问题。这是国际投行第一次从中国的角度提议人民币升值，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关注到Impossible Trinity(“不可能的三位一体”，指如果一个经济体系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又不设外汇管制并让其货币全面可兑换，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对中国适用。

　　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梁红说，宏观分析师观察中国时应当把握好两点：首先，要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里看；其次，要记住中国是一个大国。以汇率问题为例，“在海外，欧美的经济学家或客户多数会问：中国为什么不选择人民币升值？而国内的客户多数会问：人民币为什么要升值？”梁红说，如果研究者只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就会认为“美国人越施压，中国人越不应该答应”，她自己也是到高盛以后，才开始从全球投资人的角度思考，发现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上，在全球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资本流入流出、大国之间资本调节和经济调节的问题。其次，“海外分析师经常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梁红说，大国拥有定价权，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其行为会影响很多相对价格，因此，人民币汇率从调整到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虽然主张人民币应当大幅升值，但梁红并不主张尽快放松资本管制和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现在人民币跟平衡价位差得太远，真放开灵活性的话，一定是一边倒的趋势。”她表示，从世界各国开放金融市场的顺序来看，第一位应当是汇率不要大幅高估或低估；第二位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加其抗风险能力；第三位才是资本项下开放。“在汇率存在重估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资本项下开放，就会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前车之鉴。”

　　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梁红表示，如果卖方分析师的观点与所在机构或客户的利益冲突，“对公司也好，对客户也好，你都要说实话，你的分析是否正确是最重要的。”她以中国A股估值的问题为例解释说，从吸引客户做生意的角度，看多的言论对投行更有利，但是，如果分析师明明看空而不敢唱空，未来就可能给客户造成亏损，损害公司长远的利益。梁红说，这实质上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问题，要相信市场最终一定是有效的，短期行为最终一定会导致失去信用，要想要在一个市场里长久做下去，就不能只顾短期利益。

　　近两年，高盛等外资机构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增多，梁红坦承，有人曾指责她帮助高盛“投机”，她的回答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很强了，如果政策出错的话，市场一定会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有机会。”2004年，国内很多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汇率却没有变化，她当时就向客户建议，对国内房价要有想象力。“汇率低估就意味着资产、货物太便宜，不解决汇率问题，经济过热的根源就不会消失，外资进入有什么奇怪的呢？”梁红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恰恰说明国内市场是有效率的。

　　数据与调研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梁红的主要精力放在数据研究上。虽然市场对于国内宏观数据的质量争议很大，但梁红表示，正因如此，才要多做一些工作去验证，“宏观研究是一个侦探工作，如果有怀疑，那就要把袖子撸起来，多花些时间，看看哪个数据有问题。”她表示，宏观数据都是有数有解的，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汇总对单个数据加以验证。比如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以后，某些传统数据当月就下降了，“但是如果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一两个指标下来了，而发电量、运输量、运费等数据都没动，就说明可能有问题。”梁红说，“数据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金库，就看你怎么用。我倒认为，如果不相信数据拍脑袋，问题更大。”

　　在研究过程中，梁红承认自己进行的实地调研不多，因为对研究中国的宏观分析师而言，“小故事反而容易影响大判断”，“中国是一只大象，千万要避免盲人摸象。”梁红说，前几年有些宏观分析师预测错误，就是因为他们习惯用某个省份的现象来代替全国。但是，梁红表示，她会经常与熟悉微观的行业分析师、股票分析师交流。另外，“周老师(其先生周其仁为北大教授)微观看得很多，帮我节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如果没有他帮忙，可能我也不会这么安心地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

　　分析师心得

　　刚到高盛的时候，梁红曾经向做了十几年的分析师请教经验：“什么人能够在这个行业做得比较久、比较好？”得到的告诫是：“你必须足够聪明，足够专业，最重要的一点，当你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要赶快承认。”

　　梁红说，分析师与教授最大的区别，就是必须对未来做出预测，而且预测必须与众不同，这就面临着很大风险。有些分析师在预测失误时，就会说公布的数字是假的，而他在做预测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还有些分析师往往不愿改变看法，认为实际数字早晚会与自己的预测一致。“市场总在波动，确实早晚会达到你的预测数字，但作为市场人员，这种做法没有意义。”

　　梁红提到，如果一个分析师能够把预测的前提假设、逻辑框架分析清楚，就算一旦预测有误，也可以对自己的假设进行重新梳理，“有面子”地认错。

　　梁红建议国内的分析师，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应当掌握全球的框架，这样判断才不容易出错。她表示，中国有结构性的特殊之处，比如信贷管制、国企行为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一定是接受地球引力的，所以掌握市场运行规则同样重要。梁红说，高盛高华经常邀请全球的分析师跟国内的机构客户见面，很受欢迎，这说明国内买方越来越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分析，也启示卖方分析师应当把全球框架作为未来几年的一个学习方向。对行业分析师而言，中国的钢铁、造船、电子等行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因此既要了解该行业的本国特性，也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对国内研究人员能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国际投行普遍认为A股高估的时候，国内投行一点看空的声音都没有呢？是不是他们承受了很多压力呢？”梁红说，国外投行是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才对独立性做出改变，2001年网络股分析师的问题暴露后，才有了著名的“中国墙”—“我们研究部和投行部是完全分开的，我们的门卡进不了他们的办公室，当然他们也进不了我们的，他们不能直接给我打电话，也不能给我发e-mail，一切联系必须经过审查。”

　　行业问题与出路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应当如何应对等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梁红认为，一些宏观经济研究人员过分热衷于为政府出谋献策，而投行应当把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客户应该发生什么、可能发生什么、在这中间怎么可以赚到钱。”

　　“A股定价权”问题曾一度被市场热烈讨论，梁红则对其意义表示怀疑：“只要把自己的基本面做扎实了，总会有定价权的，当然，这种定价权和别人也未必有什么区别。”

　　梁红说，现在海外大行的声音特别大，而且是很多外国人在讲，未来并不一定是这样，在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外资机构都不是最大的卖方，以中国人口之多、聪明人之多、学习之快，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希望有一天国内的宏观分析师、行业分析师是全世界最好的。”梁红说，“以前国内市场没有国际视野的需求，但这一课很容易补上，国内研究员并不一定输给外资。”

　　进入高盛之前，梁红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若干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处，从事经济咨询业务。她表示，进入高盛是由于很偶然的机会，对未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我只是觉得现在还喜欢，以后不喜欢可能就不做了。”不过，“现在中国变化这么快，做一个观察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