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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中国变化的观察者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9日 23:11 《新财富》
作者: 孔鹏 在梁红看来,宏观分析师观察时应当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里看,并记住中国是一个大国;对行业分析师而言,全球视野也相当重要。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投资银行的卖方研究,拥有强大的定价权和影响力。2005年,随着高盛高华证券的组建,高盛的卖方研究开始浮出水面,直面国内买方市场。在2006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高盛执行董事、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被评选为“宏观经济最佳分析师”第四名,2007年她又获得第五名。2007年,高盛高华研究部进一步扩大了对A股的覆盖,其分析预测和研究报告日益受到投资者和决策者的重视。 经济观察的角度 2003年,梁红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调整人民币汇率,因为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不同,如果盯住美元,货币政策就会很受限制,产生通货膨胀等问题。这是国际投行第一次从中国的角度提议人民币升值,也是全世界第一次关注到Impossible Trinity(“不可能的三位一体”,指如果一个经济体系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又不设外汇管制并让其货币全面可兑换,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对中国适用。 谈及自己的研究体会,梁红说,宏观分析师观察中国时应当把握好两点:首先,要放在整个世界经济体里看;其次,要记住中国是一个大国。以汇率问题为例,“在海外,欧美的经济学家或客户多数会问:中国为什么不选择人民币升值?而国内的客户多数会问:人民币为什么要升值?”梁红说,如果研究者只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就会认为“美国人越施压,中国人越不应该答应”,她自己也是到高盛以后,才开始从全球投资人的角度思考,发现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双重压力,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是挥之不去的。事实上,在全球历史上,发生过很多资本流入流出、大国之间资本调节和经济调节的问题。其次,“海外分析师经常忘记中国是一个大国,”梁红说,大国拥有定价权,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其行为会影响很多相对价格,因此,人民币汇率从调整到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虽然主张人民币应当大幅升值,但梁红并不主张尽快放松资本管制和提高汇率政策的灵活性。“现在人民币跟平衡价位差得太远,真放开灵活性的话,一定是一边倒的趋势。”她表示,从世界各国开放金融市场的顺序来看,第一位应当是汇率不要大幅高估或低估;第二位是改革金融体系,增加其抗风险能力;第三位才是资本项下开放。“在汇率存在重估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资本项下开放,就会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亚洲金融风暴就是前车之鉴。” 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 梁红表示,如果卖方分析师的观点与所在机构或客户的利益冲突,“对公司也好,对客户也好,你都要说实话,你的分析是否正确是最重要的。”她以中国A股估值的问题为例解释说,从吸引客户做生意的角度,看多的言论对投行更有利,但是,如果分析师明明看空而不敢唱空,未来就可能给客户造成亏损,损害公司长远的利益。梁红说,这实质上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问题,要相信市场最终一定是有效的,短期行为最终一定会导致失去信用,要想要在一个市场里长久做下去,就不能只顾短期利益。 近两年,高盛等外资机构在国内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批评的声音也随之增多,梁红坦承,有人曾指责她帮助高盛“投机”,她的回答是:“中国市场化程度已经很强了,如果政策出错的话,市场一定会反映出来,这就意味着有机会。”2004年,国内很多开发商资金链断裂,而汇率却没有变化,她当时就向客户建议,对国内房价要有想象力。“汇率低估就意味着资产、货物太便宜,不解决汇率问题,经济过热的根源就不会消失,外资进入有什么奇怪的呢?”梁红说,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恰恰说明国内市场是有效率的。 数据与调研 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梁红的主要精力放在数据研究上。虽然市场对于国内宏观数据的质量争议很大,但梁红表示,正因如此,才要多做一些工作去验证,“宏观研究是一个侦探工作,如果有怀疑,那就要把袖子撸起来,多花些时间,看看哪个数据有问题。”她表示,宏观数据都是有数有解的,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汇总对单个数据加以验证。比如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以后,某些传统数据当月就下降了,“但是如果只有固定资产投资、消费等一两个指标下来了,而发电量、运输量、运费等数据都没动,就说明可能有问题。”梁红说,“数据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金库,就看你怎么用。我倒认为,如果不相信数据拍脑袋,问题更大。” 在研究过程中,梁红承认自己进行的实地调研不多,因为对研究中国的宏观分析师而言,“小故事反而容易影响大判断”,“中国是一只大象,千万要避免盲人摸象。”梁红说,前几年有些宏观分析师预测错误,就是因为他们习惯用某个省份的现象来代替全国。但是,梁红表示,她会经常与熟悉微观的行业分析师、股票分析师交流。另外,“周老师(其先生周其仁为北大教授)微观看得很多,帮我节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如果没有他帮忙,可能我也不会这么安心地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 分析师心得 刚到高盛的时候,梁红曾经向做了十几年的分析师请教经验:“什么人能够在这个行业做得比较久、比较好?”得到的告诫是:“你必须足够聪明,足够专业,最重要的一点,当你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要赶快承认。” 梁红说,分析师与教授最大的区别,就是必须对未来做出预测,而且预测必须与众不同,这就面临着很大风险。有些分析师在预测失误时,就会说公布的数字是假的,而他在做预测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种可能性;还有些分析师往往不愿改变看法,认为实际数字早晚会与自己的预测一致。“市场总在波动,确实早晚会达到你的预测数字,但作为市场人员,这种做法没有意义。” 梁红提到,如果一个分析师能够把预测的前提假设、逻辑框架分析清楚,就算一旦预测有误,也可以对自己的假设进行重新梳理,“有面子”地认错。 梁红建议国内的分析师,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应当掌握全球的框架,这样判断才不容易出错。她表示,中国有结构性的特殊之处,比如信贷管制、国企行为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一定是接受地球引力的,所以掌握市场运行规则同样重要。梁红说,高盛高华经常邀请全球的分析师跟国内的机构客户见面,很受欢迎,这说明国内买方越来越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分析,也启示卖方分析师应当把全球框架作为未来几年的一个学习方向。对行业分析师而言,中国的钢铁、造船、电子等行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因此既要了解该行业的本国特性,也必须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这在未来可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对国内研究人员能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国际投行普遍认为A股高估的时候,国内投行一点看空的声音都没有呢?是不是他们承受了很多压力呢?”梁红说,国外投行是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才对独立性做出改变,2001年网络股分析师的问题暴露后,才有了著名的“中国墙”—“我们研究部和投行部是完全分开的,我们的门卡进不了他们的办公室,当然他们也进不了我们的,他们不能直接给我打电话,也不能给我发e-mail,一切联系必须经过审查。” 行业问题与出路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政策应当如何应对等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不过,梁红认为,一些宏观经济研究人员过分热衷于为政府出谋献策,而投行应当把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客户应该发生什么、可能发生什么、在这中间怎么可以赚到钱。” “A股定价权”问题曾一度被市场热烈讨论,梁红则对其意义表示怀疑:“只要把自己的基本面做扎实了,总会有定价权的,当然,这种定价权和别人也未必有什么区别。” 梁红说,现在海外大行的声音特别大,而且是很多外国人在讲,未来并不一定是这样,在日本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外资机构都不是最大的卖方,以中国人口之多、聪明人之多、学习之快,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希望有一天国内的宏观分析师、行业分析师是全世界最好的。”梁红说,“以前国内市场没有国际视野的需求,但这一课很容易补上,国内研究员并不一定输给外资。” 进入高盛之前,梁红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若干个亚洲国家的代表处,从事经济咨询业务。她表示,进入高盛是由于很偶然的机会,对未来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划。“我只是觉得现在还喜欢,以后不喜欢可能就不做了。”不过,“现在中国变化这么快,做一个观察者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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