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西西弗斯式的改革理论家

　　新望 《中国改革》杂志主笔

　　吴敬琏是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承上启下，沟通中西。他能主动转型，而且做了很多杰出的工作，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他1992年前后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量论述。与一般学院派学者不同的是，他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对这一进程做了实际的推动(《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第318页，《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25、97页)。他想以现代经济学理论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这方面,还有两个例子。1980年代他和荣敬本等人最先把“寻租”这个概念引进到中国，这对现在的反腐败非常重要，是一个理论利器。以此为开端，经济学者胡和立、钟伟、高辉清等人对双轨制下的“权力租金”进行了详细的定量研究。此外，吴敬琏对“公司治理”和“法人治理结构”介绍得非常透彻，我看过他的文章，也当面听他讲过。他曾在与陈清泰、谢伏瞻等人合著的《国企改革攻坚15题》中有表述，后来又发展了一步，从城邦制讲起，真正把公司治理上升到经济民主的层面，让人豁然开朗。

　　每当经济学界有了激烈争论，大家都想听到吴敬琏的声音，而他总是不负众望。吴敬琏对

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充满着“大智慧”。他看问题既能高屋建瓴，有高度，也能一针见血，有深度。原因在哪里呢？他知识面广。吴敬琏的阅读量非常大，大得以他这个年纪难以想象。他还通过各种机会接触各领域的青年学者，接受新知识，是学术界的一个信息“交汇点”。他的“大智慧”就来自这大阅读量和大信息量。以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整合各种改革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改革，这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魅力。《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这本书里有多篇他与法学家的对话，实际上，与法学家的对话有点勉为其难，但是他意识到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法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法治。这是非常难得的。由于这种专业以外的努力，他始终能够站在改革理论最前沿。

　　这本书里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是吴敬琏为一个研讨会提供的书面发言要点。现在，改革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有些问题，已不如1980年代，这是实情。有学者做了问卷调查，发现人们对改革的质疑越来越多。但是不改革行不行？可能民众更不答应。邓小平曾经说过“不改革死路一条”，现在还是一样。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面貌，改革前怎么样，改革后又怎么样？要有整体观，要有历史观。中共十七大报告专门有一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称改革是 “新的伟大革命”、“关键抉择”、“必由之路”、“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语气非常坚定。由此看来，中央对关于改革的争论是重视的，认识也是清醒的。

　　改革是出现了问题。但如何看待当前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或是已经走过头了；一种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了问题。吴敬琏持后一种观点。比如，如何认识贫富差距扩大？是不是搞市场经济引起的？吴敬琏分析的结果，不是这样，而主要是两种因素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使人们不满：一种是行政垄断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另一种是权力腐败带来的灰色收入导致差距扩大。普通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受损，但并不是说出现了企业家阶层他就不舒服，或者说知识分子收入比他高他就不舒服，问题不在这里。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这里有很深的政治、法律、经济的体制因素，是一个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停顿和倒退就能解决的问题。当然，在透明、公正的原则没有建立起来以前，一些部门或地方的改革受局中人利益主导，成为损公肥私的假改革，这个情况也一定程度地存在，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问题既有发展中的问题，也有转型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急不得。但是，改革不彻底的情况却被人们严重低估了。有人讲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但经济体制改革呢？其实，我们从新世纪的这几年看，经济体制改革也踌躇不前。国有企业通过19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包袱是卸了，也确实搞活了，但国有企业尤其中央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又成为一个超级庞然大物；同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很多待遇却落实不了，垄断集团利用立法的力量把很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路子堵住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都还有很多事要做。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要素市场发育迟缓，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资本市场基本是一个官方市场，须臾离不了政府；土地市场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严重割裂，一级市场被高度垄断，农民的土地产权不完整；人才市场受户籍制度羁绊；技术市场受制于教育科研体制——资源的价格不能体现其稀缺性和供求关系。此外，教育改革为什么滞后，为什么备受抨击？因为我们的教育承担了一部分意识形态职能，谁也不敢改。高校改革的问题根本不在所谓“产业化”问题，而是“官本位化”和“意识形态化”问题。为什么叫 “改革攻坚”？原来是增量改革，旧的东西基本不动，靠新的增量去赎买和腐蚀，但时间长了就可能把整个经济社会都败坏了，新体制也扭曲了。现在剩下要改的都是存量中最顽固、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改革攻坚”的含义所在。改革现在还是个“半拉子工程”，弄得不好就成了 “烂尾楼”，这个结局谁都不愿看到。

　　我是经济类杂志的编辑，我非常佩服吴敬琏的一点是：什么事，到他那里几句话就能够说清楚。他的视角是体制视角。为什么说发展高新技术政府不要抬牛腿而要牵牛鼻子？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喊了多年却始终没有效果？为什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吴敬琏从体制上一加分析，问题就十分了然。吴敬琏近60岁时专门到耶鲁大学学习制度经济学，与青木昌彦有密切学术往来。他也是比较制度分析这门学科在国内的奠基人之一，现在，这个领域的后起之秀如许小年、钱颖一、盛洪、张军、崔之元等等，可以说已经蔚为大观了。

　　如果说吴敬琏的“大智慧”是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那么，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大气象”和大家风范则或许是与生俱来的。他出身于著名报人家庭，母亲是一位有思想有担待的企业家，对他影响之深远自不待言。他能够面向公众，他也善于面向公众。他习惯于被人批评，但他又能与批评者展开良性的互动和沟通。他身上有“舆论领袖”的潜质，也有一种一语成谶的能力。这些年，有许多“吴敬琏式”的名言警句曾风行一时：“股市需要大智慧”、“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改革与腐败赛跑”、“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制度重于技术”、“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等等，微言大义，振聋发聩。媒体喜欢他，大众也记住了他。

　　吴敬琏的所思、所言、所行，使得他近年的著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他既为重大的改革决策提交方案——如把国有股减持的部分拿过去做实养老账户，经过他几年来的不停呼吁已经初见端倪——也亲身推动着局部的、基层的、一点一滴的改良。这两年，他更注意从实际出发，注重实际操作。他开始赞赏并关注那种“小步快走”式的改革。我知道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关注基层商会的建设、改革和内部治理(《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167页)，无锡开了七次商会国际论坛，他每会必到。

　　吴敬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同时他又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如果说吴敬琏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话，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经济学家，他有一种历史责任，有一种社会情怀，在这种情怀的支配下就形成了他独特的悲天悯人式的经济学家人格。吴敬琏的这种人格特征向上可以追溯到顾准，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甚至可以追溯到东林党人和常州学派。吴敬琏喜欢研究“头部的问题”，而不只是看到“腰部的问题”，他的眼光永远是前瞻性的、趋势性的、苗头性的。所以他说出的话有时并不是很讨好当道。他曾当过大型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但结果并不是很愉快。他热忱呼唤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真正来了之后，他发现这个市场经济不是他原来想象的市场经济，他又与其他学者一道，把市场经济分成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他要呼唤的是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法治的市场经济。还可以设想，再往后，假如法治真的加强了，而法制自身的腐败及法制体制的改革又是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是这样，吴敬琏呼吁国企改革，但是当今天国有经济出现庞大的垄断集团的时候，他又强调要把生产力从垄断集团手里释放出来。他主张改革，但当他发现改革中不公开、不民主的黑箱式操作在损害普通人利益时，他又较早地举起了“公正”大旗，站在普通百姓一边(《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368-395页)。他就像希腊

神话里那个不断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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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