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濡目染马斯金

　　耳濡目染马斯金

　　——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王一江眼中的诺奖得主

　　晏礼中/文

　　2007年10月，因在创建和完善“机制设计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现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社会研究学院讲座教授的埃里克·马斯金，与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罗杰·迈尔森一起荣获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曾在哈佛大学做过教授的马斯金，也是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王一江在哈佛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在马斯金获此殊荣后，本刊为此专访王一江教授，请他回忆了当年求学时与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难忘的往事——

　　“马斯金不是一个让人谈起来就津津乐道的教授，也没什么好玩或是激动人心的事情，他的一生都在四平八稳中默默工作。”回忆起自己的导师，王一江，这位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语速缓慢，普通话中还夹杂着淡淡的湖南乡音。

　　埃里克·马斯金，王一江教授在

哈佛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因为给“机制设计理论”奠定了基础，和另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莱昂尼德·赫维奇、罗杰·迈尔森一起荣获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中说——他们的研究让我们能将市场运行良好的情况与运行不佳区分开来，有助于经济学家确定有效的贸易机制、规则模式和投票程序。

　　马斯金1950年12月生于纽约，犹太人。1972年获得哈佛大学数学学士学位后，继续在哈佛深造。1974年，获得应用数学硕士学位；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随后，马斯金开始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研究，1977年回到美国并在麻省理工大学工作。1981年，也就是马斯金31岁的时候，他成为了麻省理工的经济学教授。4年后，马斯金重返哈佛任教，王一江便在这时成为了他的学生。

　　在哈佛课堂

　　“我上哈佛并不是冲着他的名声去的，而是冲着这所学校的名声，哈佛每个教授的名声都很响，因为在这里当教授有一个标准，就是某一学术领域内，全世界的前三名。他当时就是机制设计领域最强的，现在得诺贝尔奖不就证明了吗？”在接受《长江》专访时，王一江教授说道。

　　王一江并没有跟马斯金学习“机制设计”。尽管这是他闻名学术界的领域，但由于对数学的要求太高，直到现在也没能成为一门课程。偶尔有人对“机制设计”感兴趣，也只是下课时跟他聊上两句，难以深入。

　　在哈佛，马斯金开的课程是“博弈论”。他并不是“博弈论”的创始人，但把它变成了一门课的人是他。这是一门研究如何根据规则来互动，并得出不同结果的课程。从研究内容的出发点和方向上，“博弈论”刚好跟“机制设计”相反。后者研究的是想要某种结果，如何来设计规则，并解释这规则从哪里来，好不好。从确定规则追求结果的是“博弈论”，想要结果去找规则便是“机制设计”。

　　在‘博弈论’的课堂上，王一江第一次见到了马斯金。

　　“他相貌平平，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声音不是很高，讲起话来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好像都要经过仔细斟酌才肯说。他上课是空着手来的，不用任何现代化的教学工具，也不带讲义和教材，他只用粉笔和黑板，公式符号似乎全在他脑子里。”

　　马斯金在王一江的记忆里，并不是一个注重教学效果的老师，既没有妙语连珠的小故事，也不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从个人魅力，

领导力，感染力来讲，他都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老师，只有“教学内容异常地严谨和精彩”。

　　王一江很快发现，在哈佛这样的学府里，没人在意教授上课时的语言是否风趣，是否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否懂得搞气氛或是带领大家互动。大家更关心的是课程本身，内容的精彩与否才是大家的兴趣所在。

　　“你应该听说过爱因斯坦的故事，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家伙也不善于给自己的学生上课，他上课时，因为枯燥乏味，学生们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学生跟他在黑板上乱写乱画，演算和发现一些世界上最重要的公式。马斯金尽管不懂得如何谈笑风生，但他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每一个字都会非常准确。文章交上去，他会认真地帮你改。认真到什么程度？所有跟他写论文的学生都被他整篇整篇地改过英文和标点符号。”

　　严谨细致地帮学生批改作业，这样的习惯马斯金从来没改变过。随着“博弈论”的魅力被大家所接受，来上这门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因此，他越来越累。后来他离开了执教16年的哈佛去了芝加哥大学，据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王一江选择上马斯金的课时，“博弈论”还不热门，“市场运作”类的课程才是倍受学生们青睐的。王一江并没有选择那些热门课程，在他看来，它们的实用性还不够，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规范的市场可供研究。而马斯金的“博弈论”并不涉及市场运作之类的问题，它讨论的是政府规则如何设计，这些规则如何成为政府使用的工具，他喜欢去研究这些“非市场的，超市场的工具”，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博弈”。

　　他总能带你找到一条路

　　“对中国学生特别好的老师，最后你一打听，都是犹太人，这是中国学生们总结出的经验。”对王一江来说，选择做马斯金做导师的另一原因是“他是犹太人”。

　　马斯金非常乐意指导中国学生，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每年都会接收一两个中国学生。他曾多次赞赏中国学生的一种特殊气质——“他们不仅追求深邃的理论，也关注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而其他国家的学生大都将这两者分得很开，不会同时关注这两点。”

　　有一次在中国，一个学生聆听了马斯金的讲座，对他的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可这位中国学生发现，马斯金早期发表过的一篇论文在书店和

图书馆都找不到，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返回美国的马斯金发了封电子邮件。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马斯金的回复。回复中马斯金询问了该学生的具体地址。几天后，那名学生收到了一份美国快递，里面有那篇论文和“埃里克·马斯金”的亲笔签名。

　　如果时间允许，马斯金总是乐意阅读中国学生们请他过目的文章，指导他们，甚至亲自跟他们一起写。对马斯金这样醉心于研究机制设计的人而言，中国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场所。在这个国家庞大的各级机构内部，似乎所有的人都在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的机构设计自己的机制。马斯金总是能从中国学生的嘴里听到各式各的例子。它们听上去是那么的新鲜，令他兴奋。据说，马斯金离开哈佛去普林斯顿后还经常要他原来的中国学生继续为他推荐中国学生。

　　不过，当马斯金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他的办公室讨论论文是学生们最紧张的时候。他会先让学生一直说，而自己不吭声。他只需要问一两个问题就可以看出学生对这个题目准备得是否充分，然后要你回去继续准备，最后经过反复的修改和完善，才可以通过论文选题。在论文的写作中，马斯金的要求也是异常严格，每个细节都督促学生反复考虑，唯恐一点的马虎。

　　王一江当时论文的题目是用博弈论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因为当时中国的投资膨胀现象大家感兴趣却没办法理解。“我讲了20分钟，他没吭声。后来，他问我，你怎么证明事实就是你所说的那样？我一下就蒙了，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就是很容易想当然，很多东西，认为是这样，就觉得肯定是这样，从没想过要证明的。”王一江回忆道。

　　马斯金对学生的质问是启发性的，学生们思维的脱胎换骨也是这样过来的。王一江认为，在成为马斯金的学生之前，想问题总是漏洞百出，总是有很多想当然的东西，不懂得挑战自己，没有存疑。“是他训练我们讲一件事情要先在自己的脑袋里进行自我辩论后才能讲。写文章是一个说服别人的过程，只有经过无数回合的自我辩论，写出来的文章才经得起推敲，才可以发表，才不会被别人随便提几个问题就打倒。”

　　王一江说，自己现在研究工作的每个方面都在潜移默化地受着马斯金的影响。“我们经常听到希望一个人怎么样，要求一个人怎么样，但从机制设计的角度来说，这种想法都是不科学的，我们很少去分析这个人‘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在‘会怎样’的领域里又有很多条件和技巧，你创造什么条件，他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的反应不理想，你就得去修正自己创造的条件，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一想问题便是这种思维。”

　　在哈佛大学，很多人说，任何想不清，想不出的问题，你去找马斯金，他总能绕着弯，拐来拐去地把它想出来。就像在杂草丛生的地带，他总能找到一条路，走出混乱，这是他的名声。

　　哈佛大学最谦虚的教授

　　人们往往觉得研究理论的人枯燥无味，其实恰恰相反，他们的生活都非常丰富，因为理论要建立在丰富的事实和现象基础上才能总结出来。在美国，学经济学理论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兴趣广泛，好奇心重，精力充沛。

　　“课堂下，他也是喜欢玩儿的人。不过，他玩儿的时候，表情严肃，从来不笑。他喜欢打壁球，喜欢大家一起吃饭时变魔术给他看，他总想试图搞明白这个魔术是怎么变的，把原理想出来，可大多数时候他都想不出来。搞明白任何问题都取决于信息，魔术要求对光学、力学和手法都有研究，可他这方面背景知识严重不足，自然想不出来。不过，正是因为他想不出来，才觉得这东西有意思。”

　　马斯金有空还喜欢跟学生们闲聊。在他看来，聊天中的任何小信息都是自己灵感的源泉。不过，聊天时，他总是习惯于全神贯注地倾听，很少发表意见。他认为，任何观点在表述之前，都必须把事情彻底搞清楚。无论什么例子，他都会先将其套进自己的理论框架里中分析，如果这个案例套不进他的框架，他就会去检查自己目前的框架出了什么问题。马斯金如今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最近他写了一篇环境保护的论文，又得了一个环境方面的奖。

　　去年，王一江教授曾邀请马斯金来长江商学院做过一次演讲。那是一个关于专利制度的演讲，探讨专利制度何时能提高效率，何时会降低效率。尽管马斯金耐心地一遍遍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可是演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还是有相当难度。当然，也只有在场的几个长江商学院教授“感觉不错，收获很大”。

　　在之后的聊天中，王一江曾问马斯金什么时候拿诺贝尔奖？马斯金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去想它，一想它，就会变成一种沉重的负担。

　　王一江没有想到，一年多后，梦想竟然成为了现实。

　　“我们都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得奖。化学、物理方面获奖者相对还比较年轻，因为他们有新的发明创造就能获奖。经济学奖获得者一般都年纪较大，因为经济理论的验证需要较长时间，大家需要漫长的过程去观察，体会某种理论对经济有何启发和影响。一般好的理论出来，都要观察二三十年后，才有可能获奖。所以他们这次获奖，很多人猜想是沾了赫维奇的光，因为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再不给，可能没有机会了。”

　　很多年来，马斯金每年都在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赫维奇。在他眼里，这位九十岁仍被好奇心充满的老人才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得奖之后，马斯金对记者说：“我为赫维奇高兴，如果诺贝尔奖只给一个人，他得比我自己得还要高兴。看见他得了，我就松了一口气了。其实我取得的成就只是站在赫维奇的肩膀上。”

　　马斯金也许是哈佛大学最谦虚的教授之一，从没有人见他吹嘘过自己。他永远在讲别人好，写别人的功劳和贡献。

　　王一江跟马斯金学习多年，深受他谦虚态度的感染。这位“经济学界最受人尊敬的人”让王一江明白，人再聪明，在上帝面前都是无知的；个人再博学，和世界上已有的知识、将要发现的知识相比，我们也只是无知到极点的人。我们中最博学的人和那些真正的无知到极点的人相比，也强不了太多。

　　“我们要认识宇宙和世界上的种种道理，在上帝的眼里看来，就相当于我们只是看到一只苍蝇和一只蚊子就想认识我们看到的世界一样。最聪明的苍蝇和最笨的苍蝇，它们认识的差别，在我们眼里都是微不足道的。”王一江感慨地说道。

　　也许，这就是马斯金学者风范带给学生们最大的感悟了。

　　小资料——机制设计理论

　　讨论在自由选择、自由交换、信息不对称和分散决策的条件下，我们能否设计以及怎样设计一个机制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它事实上是博弈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综合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