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

　　翻检档案资料，发现陈岱孙教授给我的三封信，喜出望外。　

　　第一封信是1985年3月22日写的：

　　梦奎老弟：　

　　月之二十一日信顷收到。

　　太太感谢了。我这几天正在发愁呢。乔木同志所说的事是一个待决的问题，但我是没这本事插嘴的。当面我又不好断然拒绝，后来你说，“管理”较复杂，还是从西方一般经济学说入手为便，我体会到是为我开脱的。现在能根本釜底抽薪则大大地更好了。

　　大半年来，我债台(笔墨者)高筑，本以为春节前可告全部清偿，而未能做到。明天又得去全国政协报到参加年会，则这债务只好再背上一时了。

　　匆复，并颂

　　日祺

　　　　　　　　　　　　　　　　　　　 岱孙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二日

　　我当时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因为我是北大毕业这层关系，1984年底到1985年初陪同胡乔木同志在广东考察期间，他曾说过要我同他到北大看望几位老教授。3月20日应约随胡乔木到北大看望陈岱孙、朱光潜、冯友兰三位教授。首先是到北大镜春园看望陈岱孙。胡乔木敬重陈岱孙，但并不认识，对陈的学术研究情况不很清楚，在这次会面时提出希望陈过问一下经济管理教材的编写工作。我见陈面有难色，沉默不语，就说了些和他研究领域有关的问题转移了话题。离开陈宅后，胡乔木又到燕南园看望了朱光潜和冯友兰。朱中风失语，他的夫人简单介绍了饮食起居情况。冯双目失明，没说几句话，只是他的女儿宗璞提出，希望能给冯配备助手。　

　　回程我向胡乔木说：陈岱孙对西方经济学造诣很深，但编写管理学教材并非最佳人选，也太劳累老先生了。我还说明，据我所知，许多地方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使用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大体可用，得到中组部、中宣部和国家经委的认可，印数累计已达50多万，某些照搬外国的教材流布并不广。希望陈岱孙过问经济管理教材也许不是正式提议，在听了我的意见之后，胡乔木表示同意，说是看了陈的文章，觉得他关于西方经济学既要参考、借鉴又不能盲目地全盘接受的意见很好，只是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经济管理教材不必勉强。我知道陈岱孙对这件事会有思想负担，回来后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胡乔木的意见告诉他，说胡乔木的意思不是要他去具体组织，只是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加以号召而已。我在信中还说，“当然，大家都希望您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包括对国外经济学的介绍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训，经常地加以指导。您这几年来所发表的意见，我觉得都是很中肯的，从中获得很多教益。”陈岱孙3月22日的信，就是对我这封信的复信。他的复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如释重负之感。1979年之后，他以八十高龄空前繁忙起来，文章“债台高筑”正反映了他工作的繁忙。1985年之前他一直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并指导博士研究生，除全国政协常委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1989年出版的两卷本《陈岱孙文集》所收1979年至1989年，即他80岁到90岁这十年的著作，共约50万字。对于一个耄耋之人来说，这要付出多么大的辛劳！记得后来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以一字答复：“懒”。所谓“懒”者，大概就是不做力所不及之事吧？

　　第二封信，是在1997年元旦之后，由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生张宏带来的，我当时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信中写道：

　　梦奎老弟如晤：

　　新正唯百如意为颂。

　　顷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九七届博士班学生张宏同学来访——前已有过接触的机缘。张同学于一九八八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短期工作后，于一九九一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研究生班，一九九四年获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将于今夏获博士学位。

　　从张同学在校历年之政治要求、学习成绩、科研结果、社会工作各方面考查，张同学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张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意向在于党政机关，为祖国繁荣强盛贡献自己一切的力量，从而想报考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从事文化方面的行政工作，而对这方面工作之艰辛又一无所知。久仰吾弟盛名，希望得亲聆教诲。但又不知有何不便之处。因特此冒昧函达，希能赐与指点，感且不尽也。

　　专此，并致

　　敬礼

　　　　　　　　　　　　　　　　　　　　　　　　　　　　陈岱孙

　　　　　　　　　　　　　　　　　　　 一九九七年一月五日

　　陈岱孙从事教育工作70年，帮助过的学生该是难以计其数了。这封信反映了他对青年学生(并不是他所教授的经济系学生)一贯的关怀，读之令人感动。我遂即到北大拜见他，想问明所以，看是否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他说，非亲非故，是因为张宏在学生会工作认识的。后因别处先解决了编制和户口问题，张宏没有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让我感动的，还有他对我在政府机关从事政策研究和文字工作的甘苦甚至风险的深切理解。虽然他一生从未在任何政府机关任职，但以他将近一个世纪的经历和对世事的洞察，这种理解是很自然的；这里也许还包含着对被推荐者的某种提醒。

　　第三封信，是1997年6月6日写的：

　　梦奎仁弟：　

　　日前从电视中得悉有国外之行，甚为高兴。

　　兹有恳者，这封信介绍一位朋友葛涤生同志晋谒，希望接待。涤生同志在南省高校专修的是中医药科，但他近年来对经济问题十分有兴趣，在京常过从，探讨经济问题，时有新见发表。他仰望风采，极欲晋谒，当可拨冗一见否？

　　匆此，并颂

　　时祺

　　陈岱孙

　　　　　　　　　　　　　　　　　　　　　　　一九九七年六月六日

　　葛涤生是一位朴实木讷的中年男性，并非陈岱孙的亲朋，是仰慕他的名望到北大拜访的。难得的是，他以97岁的高龄，还有如此广泛的社会联系，对经济研究工作和研究人员表现出如此的热忱。我和葛作过一次专业方面的讨论，现在已记不起他是南方哪所高校的了。想不到这封信竟是陈岱孙教授的绝笔。从这封信看，他思想还是那么清楚，用词还是那么考究，字迹还是那么苍劲有力，谁能看得出这是出自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之手呢？陈岱孙出生于1900年，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长期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讲授经济学。我1958年入北大经济系学习时他是系主任。他是教育界和学术界著名的世纪老人，97岁仍然健康如常。大家都等着庆祝他的百岁华诞呢，谁能想到，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两个月，1997年7月26日，他竟去世了呢!非常遗憾，当时我不在北京，未能去同他做最后的告别。 　

　　时光过得真快，陈岱孙老师逝世倏忽已经十年。重读他的这些信件，物是人非，颇多感慨。愿以这些信件和回忆，作为十周年祭，并为研究者提供点滴的资料。

　　2007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