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适度人口理论与适度流动人口

　　俞 宪 忠

　　摘要：人口流动效率与流动人口规模高度相关，流动人口效率也同样存在流动人口规模效率递增、流动人口规模效率不变和流动人口规模效率递减三个规模效率状态。流动人口是社会总人口的一个构成部分，有适度人口就必然有适度流动人口，决定一个国家适度流动人口规模P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社会总人口G、制度自由度S、比较收益差别C、实际流动人口A、失业人口U、其它变量N，适度流动人口的基本函数方程式就是： P = f(G，S，C，A，U,┉┉N)。中国适度流动人口=现有显型失业人口+城乡隐型失业人口+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新吸纳就业人口，这些流动人口是现有的符合效率要求的实际流动人口的存量和增量之和。

　　关键词 市场经济 人口增长 适度人口 适度流动人口 人口规模

　　导 论

　　人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决定因素，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第一资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为了满足人口发展的各种需要。人口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系统个要素本身的协调发展，实质上是人口本身的一种发展状态和发展路径，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口本身更全面和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没有人口也就无所谓社会，那是盘古开天地以前的蛮荒时代，如果离开了人口问题而奢谈经济优先发展或生态优先发展问题，这样的发展将失去真正的创新价值和发展意义。任何发展在本质上都是人口发展，任何发展问题实质上都是人口发展问题，人口发展问题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人口发展在一切序列的发展框架中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人口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源泉、根本目标指向、首要创新路径及核心诉求所在。人口发展的绝对优先地位决不意味着人口规模可以无限膨胀或人口数量可以无节制增长，如果人口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负面性地阻抗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一个既不多也不少的最有利于人口、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最优或最佳的适度人口规模。流动人口是社会总人口的一个构成部分，有适度人口就必然有适度流动人口，在社会人口总规模给定的情况下，流动人口规模过大或过小也同样会负面性地阻抗一个国家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适度人口和适度流动人口对中国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巨大意义。

　　一、世界人口爆炸式增长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经济时代，人口增长模式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出现了启动、撬动和拉动世界人口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大量涌现，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物质财富快速增长，社会拥有了日益增长的众多剩余，使人口增长具有了巨大可能性，有可能导致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二是大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需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对劳动力产生了巨大的市场有效需求。劳动力巨大可能性供给与劳动力巨大必要性需求结合在一起，导致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必然大量增长，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也能够有效地把需求与供给连接起来，使工业革命后的人口增长模式成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人口增长模式的巨大历史转变，导致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人口数量的爆炸式增长。工业革命在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城市效应”和“市场效应”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人口效应”。据联合国、英国著名人口学家桑德斯(Carr-Sauders)、日本著名人口学家南亮三郎和中国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等学者的数学统计及科学估计，世界人口从1650年开始用了180年的时间才达到10亿；此后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逐步缩短，从1839—1930年期间用了10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到20亿，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7%；从1930—1960年期间用了30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到30亿，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4%；从1960—1975年期间用了15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到40亿，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9%；从1975年—1987年期间用了12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到50亿，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9%；由于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长模式转变和发展中国家逐步进行人口控制，从1987—2000年期间用了13年的时间世界人口增加到60亿，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7%；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的时间由初始的100年，逐步依次缩短为30年、15年、12年、12年、13年，工业革命的“人口效应”表现为世界人口的神话般膨胀和爆炸式增长。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650—1950年期间为0.5%,1950—1960年期间为1.8%，1960—1970年期间为2.0%，1970—1980年期间为1.9%，1980—1990年期间为1.7%，[1] 1990—2000年期间为1.4%，[2]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作为相对值的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大，作为绝对值的人口增长额却仍在逐步增加。2000年世界人口总数为605726.1万人，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为90285.4万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为515440.7万人。2000年的世界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即每平方公里国土平均承载的人口数量(people per sq km)是45.2，发达国家为16.0，发展中国家为66.3。[3]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从内生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口零增长，之所以会表现出人口有所增长，完全是由外生性的移民因素所导致。世界人口增长源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虽然也在逐步降低，但还没有完成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人口规模的过度增长和快速膨胀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飞的一个严重制约因素。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因此而甚至认为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和贫穷，好象什么都没有，似乎掉进了一个人口增长与贫乏穷困之间恶性循环的“劣性均衡陷阱”。

　　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巨大“人口效应”，同时也由于“人口产品”的生命特征和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力量，迄今为止的世界人口仍在急剧膨胀。人口持续增长导致资源持续短缺和环境持续恶化，有人说GDP和GNP就是国内总污染(Gross Domestic Pollution)和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有人说将来人们有可能为一滴水而战，还有人说人类将来剩下的最后一滴水就是人类的眼泪。这些似乎危言耸听而实际是在预警的说法，标志着全世界的有志之士们都愈来愈高度关注人口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在隐患。于是针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巨大“人口效应”，就有了关于最佳人口规模即适度人口规模的理论探讨。

　　二、适度人口理论

　　古希腊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中国的孔子都曾经有过适度人口论的思想，但都属于适度人口理论的萌芽，适度人口理论作为一种明确、系统和独立的人口理论产生在工业革命爆发后的19世纪末期。被称为“欧洲人口学之父”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马尔萨斯(1766--1834)，在其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生活资料按算术基数增长和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不加以各种有效的限制，人口增长必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虽然带有明显的悲观主义思想，但启发和引起了后来的人口学家及经济学家们思考着一个关于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多少人口数量或多大人口规模为最佳的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坎南(1861--1935)认为，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一个既不多又不少的适度人口规模可以获得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能够使人们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一个合适的人口数目就能获得按人口分配的最大收入。他还给出了一个人口规律：在任何一个时期，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存在而能适合于获得产业最大生产力的人口数量是一定的。坎南在经济学说史和人口学说史上首先系统明确地探讨和提出了适度人口数量和最佳人口规模问题，他因此而被公认为适度人口论的创始人或奠基人。坎南的弟子道尔顿(1887--1962)继承和发展了他导师的适度人口论的科学思想，他用M代表实际人口与适度人口之间的差额即人口失调程度，用A代表实际人口，用O代表适度人口，给出了一个衡量具体的人口数量是否适度的数学公式：M=(A﹣O)÷O。如果M值为正数则表明人口过剩，如果M值为负数则表明人口不足，如果M值为零即M=O则表明国家人口既不多也不少，恰好适度。其后桑德斯提出了按人口平均的最大收益值时的人口数量为适度人口数量，尔后又增加使居民获得最高生活水平的人口密度，威克塞尔和兰德里等著名人口学家也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完善了前人的适度人口思想。当代适度人口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法国著名人口学家索维(1898--？)，他在《人口通论》(1952)、《由于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经济负担和收益》(1972)、《零增长》(1973)、《人口适度变化的速度》(1973)、《人口适度变动》(1976)等一系列论著中，阐述了他的现代适度人口论思想，国际人口学界普遍认为他是适度人口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适度人口也就是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达到某项特定目标的人口，并建立了适度人口理论模型。很有可能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索维还把适度人口分为经济适度人口和实力适度人口，他认为：经济适度人口就是能够使国民获得最大经济收益和福利的人口，实力适度人口就是能够使国家获得最大综合实力的人口，经济目标与实力目标具有一致性，由于政府除了追求经济目标之外还要为追求政治目标和军事目标而增加人口，因此实力适度人口永远大于经济适度人口。

　　适度人口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工业革命以来人口规模急剧膨胀及其给人类发展所有可能导致的潜在威胁，适度人口论实质上是可持续发展人口论，因为人口过剩或人口不足都会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从横向的角度分析，适度人口是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能够实现最佳耦合的人口发展状态，从纵向的角度分析，适度人口实质上是在能够有效保障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上使人口有可能获得最好发展的最优人口或最佳人口。决定适度人口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客观上也有不同的适度人口规模，因此无法从数学上精确地测算出具体的适度人口规模，但可以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人口文明、物质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诸因素横向协调程度和纵向持续程度的运行状态上，对实际人口规模与适度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给予性质认定。适度人口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并不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国家的适度人口规模，而在于对现有人口的定性认识以及把人口因素当作自变量的创新理解，并为后来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口数量在长期以来的持续增长和快速膨胀，使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一致认识到，当代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数量已经远远高于适度人口规模，世界各国的有志之士们正在实践和理论等领域积极搜寻新的人口发展路径，正在致力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后著名学者泰勒的《世界末日》(1971)、麦多斯的《增长的极限》(1972)、世界环发大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里约宣言》(1992)、《21世纪议程》(1992)、国际人发大会的《行动纲领》(1994)等重要文献里，都充满了对人口增长的高度忧虑和人口发展的积极探索。

　　三、中国人口增长

　　中国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2%，在人口规模方面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比得了中国。中国总人口规模由1949年的54167万人增加到2002年的128453万人，人口密度由1949年的57人/平方公里提高到2002年的134人/平方公里。在1949—2002年期间53年的时间里净增加了74286万人，平均每年净增加1400多万人，2002年比2001年净增加了826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加强了人口控制力度，把个人自愿、思想教育、社会提倡和行政手段结合起来，使中国人口自1982年以来净增人口逐年减少，人口增长率也逐年降低。中国政府正力图在2010年将人口总规模控制在14亿之内，在2050年实现人口零增长，届时的人口总规模不超过16亿(见表1)。中国不仅人口数量多，而且决定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人口质量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发展教育，但人口的受教育结构仍不合理(见表2).

　　基本上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关系一样，中国的人口增长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每年增长的绝大多数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农村人口增长完全是由内生性因素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虽然也有一定的内生因素，但主要是由城市化进程的外生因素所引起。单就科技文化素质而言，中国低质量的人口在大量增长，劣化的人口质量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仅如此，而且城市化进程也严重滞后，2002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为39.09%，农村人口比重为60.91%，人口分布或城乡结构也不利于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四、适度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主要有政府计划性流动、市场调节性流动、战争冲突性流动和自然灾害性流动四种类型。战争冲突性流动和自然灾害性流动是非正常性流动，这种流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规律性的资源配置调整和优化的自然过程，是由于自然和人为的灾害性原因所导致。政府计划性流动是计划经济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违背流动人口的内在流动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流动人口的自由选择权利，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是有利于人口、经济和社会有效率发展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选择市场机制的调节力量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率配置，虽然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政府力量介入，但主导性和基础性的配置调节力量是市场机制，政府介入从根本上讲也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有效率的调节作用，如反对市场垄断、消除负的经济外部性和抑制信息不对称等。现代经济活动是交易性的市场经济活动，就其经济运行特征和资源配置机制而言，现代市场经济是流动性经济。市场经济的流动性首先是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是由于人的流动性需要而诱发了其它资源流动，正是由于人力资源主导的社会性交易流动，才导致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在微观层面上使流动人口能够自主决策、自行选择和自由流动，有利于流动人口实现符合个人意愿偏好的自由发展；在宏观层面上通过市场体系的有效率运作，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把人力资源配置在他或她最需要同时也是社会最需要他或她的地方，将会提高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质量。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是现代经济有效率运行的关键原因所在。而人口流动效率又与流动人口规模高度相关，流动人口效率也同样存在流动人口规模效率递增、不变和递减三个规模效率状态。

　　如果以纵轴表示人口流动效率，以横轴表示流动人口规模，流动人口的规模效率曲线就表现为由O点到A点再到B点再到H点再到C点的运动过程。当流动人口规模由0增加到D时，人口流动效率由0增加到G，这是虽然流动成本增加但流动人口规模效率也同时递增的阶段；当流动人口规模继续扩张到E时，流动人口效率仍然是G，这是流动成本继续增加而流动人口规模效率不变的阶段；当流动人口规模再继续增加到I时，流动人口的规模效率反而减少到J，这是流动成本继续增加反而流动人口规模效率递减的阶段；当流动人口规模再继续增加到C时，也就是全体社会成员都时时刻刻处在极端的流动状态，这时的社会就会是一片混乱，这时的流动成本最大化而流动人口规模效率减至为0。这一流动人口规模效率曲线的深刻理论含义是，流动人口效率与流动人口规模高度相关，人口流动也需要支付流动成本，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流动成本支付就没有流动效率收益；如果整个社会没有流动人口存在，虽然流动成本为零但其资源配置也会没有或严重缺乏效率，因此，从效率优先的角度出发，社会必须具有一定的流动人口规模；但如果流动人口规模过大，又势必导致或者仅支付流动成本而没有流动效率，或者导致某种程度的效率损失，在流动成本继续增加的同时，流动效率反而在不断减少，其投入产出得不偿失；流动人口效率与流动人口规模之间客观存在的三种组合关系，表明客观存在着一个最优或最佳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

　　五、适度流动人口的规模空间曲线

　　流动人口规模存在着两个极端状态：一种状态是流动人口为零，社会人口中没有一个人流动，或者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流动，或者是国家政府的制度安排不允许任何人流动，这时的资源配置效率也为零，这是谁都不愿意拥有的状态，这种流动人口为零的状态在事实上从未出现过。另一种状态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处于流动状态，流动人口规模=社会总人口，整个社会处在混乱不堪的状况，流动效率也为零，这种状况事实上也未出现过。符合逻辑和事实的实际流动人口只能是社会总人口的一个构成部分,也即：零＜实际流动人口＜社会总人口。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客观上存在一个最优或最佳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衡量是否最优或最佳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效率最大化。但由于决定效率型或最优化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的因素很多，而且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的大小不同，我们很难确定一个具有数学意义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但我们可以通过适度流动人口的规模空间曲线，在理论和逻辑上找到一个大致的空间点。如果用横轴表示流动人口规模，以纵轴表示流动人口效率，流动人口效率最大化的点就是A点，最优化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就为B，此时最大化流动人口效率与最优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两个变量曲线就相交于C点。

　　六、适度流动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函数

　　首先是社会总人口。不论适度流动人口规模是大是小，但适度流动人口在数量上永远是社会总人口的一个构成部分，与社会总人口无关的适度流动人口恒定为零或全体社会成员均为适度流动人口的两种极端情况，在事实上并不存在，那只是一种理论和逻辑上的假定而已。为了优化所有资源的配置效率，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总是需要一定规模的适度流动人口存在，社会总人口的规模越大，由此决定的适度流动人口的规模也就越大，相反，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也就越小。一个基本的适度流动人口常态是：零＜适度流动人口＜社会总人口，社会总人口与适度流动人口之间具有正相关的必然联系。

　　其次是制度自由度。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和自身发展，人们通常具有内在的流动意愿，人们在事实上的流动程度就取决于社会制度安排的自由度，制度自由度决定了流动人口自主决策、自行选择、自由流动和自由发展的实现程度。制度安排的自由度越高，人们的流动性也就越强，相反，人们的流动性也就越弱。制度自由度与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Buchanan)教授认为：“在苹果和橘子之间进行选择的人与在投票亭选择标有“候选人A”与“候选人B”的摇杆的仍是同一个人。很清楚，不同的制度结构本身将影响选择行为。……没有个人利益就没有利益。在市场上，个人用苹果交换橘子；在政治上，个人按一致同意的份额承担人们共同需要的事物的成本以换取它们的服务，比如从地方消防站到法官的服务。”[4]

　　再次是比较收益差别。人口流动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行业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收益差别，人口流动的基本流向是从收益低的行业和地区撤出，向收益高的行业和地区流入。行业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收益差别越大，就会有更多的人口具有更强的流动意愿，并进行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相反，人口就越是不愿意流动。行业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收益差别大小与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大小具有正相关联系。

　　第四是实际流动人口。从表面上看，实际流动人口与适度流动人口之间缺乏相关度或相关度不高，因为实际流动人口是社会在客观事实上已经实际存在的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是一个“事实如何”的实证判断，而适度流动人口则是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所需要的流动人口，适度流动人口是一个“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实际流动人口并不一定是适度流动人口，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不仅存在根本性质的差别，而且也有下述三种基本的数量组合：一是适度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二是适度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三是适度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适度流动人口与实际流动人口在数量上相等是偶然的，两者在数量不相等则是必然的，因此不能把实际流动人口与适度流动人口混为一谈。但是，同为流动人口这一点使我们直观地判断到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必然联系，实际流动人口的存在肯定有某种必然性理由在里边，事实上是，实际流动人口是适度流动人口的存在形式或现象形态，而适度流动人口则是实际流动人口的本质内容和决定因素，正如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事实上是实际流动人口围绕适度流动人口波动，我们也因此可以把适度流动人口看作实际流动人口的长期平均数。可以肯定适度流动人口与实际流动人口之间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根据适度人口论给予我们的理论启发，如果用M代表适度流动人口的失调程度，用A代表实际流动人口，用P代表适度流动人口，那么， M=(A--P)÷P。如果M值为正数则表明流动人口过多；如果M值为负数则表明流动人口太少；如果M值为零即A与P相等，则表明流动人口既不多也不少，恰好为资源配置最优化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

　　第五是失业人口。由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和其它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失业人口的存在是一切市场经济的运行常态。失业人口一方面是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有效率配置再配置的必然结果，因而是一种“适度状态”；另一方面失业人口又需要不断地搜寻就业机会，因而是一种“流动状态”。可以肯定，失业人口是适度流动人口的一部分，但不是适度流动人口的全部，因为失业人口是劳动力人口，由于失业人口流动性地寻找就业机会，处于劳动年龄两端的其他家庭成员往往也随之衍生性流动，因此，零＜失业人口＜流动人口。由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失业率不同，经济繁荣阶段的失业率是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自然失业率，经济繁荣阶段的失业人口就自然是有效率的失业人口。经济危机阶段的失业率最高，经济繁荣阶段的失业率最低，因此经济危机失业人口＞经济繁荣失业人口。失业人口是适度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失业人口与适度流动人口之间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可以肯定，适度流动人口是上述诸因素的函数。根据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与上述四个决定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用G表示社会总人口，用S表示制度自由度，用C表示比较收益差别，用A表示实际流动人口，用U表示失业人口,用N表示其它变量,我们给出的适度流动人口的基本函数方程式就是：

　　P = f(G，S，C，A，U,┉┉N)

　　七、中国适度流动人口规模

　　中国是当代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1年加入WTO就已被证明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的创新发展路径，正处在深化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问题就及其自然地成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也就具有了异乎寻常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现代化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人口零增长，早已建构起了成熟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济自由度较高且比较稳定，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市场流动体系，使行业和区域间的比较收益差别趋于平均化，实际流动人口规模既稳定也确定，新经济增长模式熨平了经济周期波动，经济趋于微波化运行，相对地讲，研究发达国家适度流动人口规模要比研究中国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容易得多。发达国家的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可以简化地认为是经济繁荣阶段的失业人口与相关衍生性流动人口之和，也可以把一个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实际流动人口加总后被四个阶段平分。但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的一切都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总人口在大量继续增长，制度安排的自由度也在逐步提高，行业和区域间尤其是城乡间的比较收益差别日益拉大，城市化进程日益提速，社会各领域原本大量存在的隐型失业人口日益显型化，每年都有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进入产业后备军队伍，失业人口逐年增加，失业率“稳步”提高。因此，测定中国适度流动人口规模十分困难。我们在研究中试图给予较为简化的理论处理，用效率标准来初步确认的中国适度流动人口是：中国适度流动人口=现有显型失业人口+城乡隐型失业人口+每年新增劳动力人口—新吸纳就业人口。这些流动人口是现有的符合效率要求的实际流动人口的存量和增量之和，这就是我们将这部分流动人口认定为适度流动人口的基本理由。

　　参考文献：

　　[1] 根据U.N: Demographic Yearbook 1994. New York. 1996. 提供的数据计算，参见田雪原著《大国之难----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P9-1

　　[2] 世界银行数据库(Source World Bank Databas)

　　[3] Source: World Bank Datebase;IMF Datebase;UNSD Datebase;FAO Datebase;UNCTAD “W0rld Investme Report 2001” ; UNDP “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见朱之鑫主编：《2002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出版。

　　[4] 布坎南：《经济政策的宪法》，载于《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经济学奖》(下册)[M]，罗汉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P700--703。

　　the Theory of Moderate Population and the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Yu Xianzhong

　　(Economy School of Jinan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02)

　　Abstract: The efficiency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which highly relates to the scale of the mobile population remains three scale efficiency states concluding progressive increase, invariable and successive decrease. The mobile population is a section of the social general population. The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inevitably accompanies the moderate population. The scale of the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P) in a country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gross population (G), the unrestricted degree of the system (S),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mparative profit (C), the actual mobile population (A), the unemployed population (U) and the other variables (N). The basic function equation of the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is P=f(G, S, C,A,U,……N).The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of China=the current explicit unemployed population + the implicit unemployed population in the city and town + the incremental labor force every year - the absorbed employed population recently. These mobile population contain the stock and the increment of the actual mobile population which conform to the demands of efficiency.

　　Key words: market economy; population increasing; moderate population; moderate mobile population; population scale.

　　作者简介：俞宪忠，男(1956.12-)，山东省滕州人，无党派，管理学博士，济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持人，西南面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研究生导师，美国剑桥学院兼职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经济论坛经济管理首席研究员，山东省城市发展研究基地首席教授，山东省生产力学会理事，济南市理论工程人才。

　　研究方向：主研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